〖 隐逸风骨 〗杖藜行歌话文臣

编者按：

隐居十年的新专栏：隐逸风骨——隐居系列丛书旧稿新读。

今天的文章《杖藜行歌话文臣》，选自2012年1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隐居壹世界》，作者米兰Lady。

No. 19

◎米兰 Lady

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柔福帝姬》《孤城闭》《九歌·绿衣》， 散文集《饰·琳琅》。

大宋仁宗年间，西京洛阳，适天日清美，河南府尹大宴宾客。

一枯瘦老者着普通乌帽皂衣，坐于末席。府尹驾到，众宾客纷纷起身作揖相迎，唯那老者依旧端坐，岿然不动。

有一年少富家子见老者衣饰简朴而不施礼于府尹，便厉声呵斥着问他：“足下前任何处？”意在讥讽他：见了府尹大人都不行礼，您架子大着呢，想必以前是做大官的了？

而那老者听了他这不客气的斥问也不动怒，慢悠悠地抬首，淡淡回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宋朝宰相的官职全称。这位老人便是当时隐居此间的前宰相杜衍。

©yb lyu

杜衍的发迹史，对寒门士子来说，实在非常励志。他原是越州山阴（今绍兴）人，父亲早逝，他是遗腹子，母亲生下他后便改嫁了，由祖父抚养他长大。

祖父十分怜爱他，他对祖父也孝顺至极。杜衍幼年时祖父曾摘下帽子让他暂时拿着，忽然山洪暴发，冲下来把他家淹了。

杜衍姑姑匆忙投一竹竿入水中让他抓住求生，他便一手持竿，一手持帽，漂流许久，最后被人救上来时手里还紧紧地高举祖父的帽子，而这帽子竟然一点都没被浸湿。

杜衍十五六岁时祖父去世，父亲前妻生有二子，这两位异母兄见祖父不在了便忙着争家产，还诬蔑说杜衍母亲改嫁时带走了家里的财产，要杜衍交出来，见弟弟拿不出钱，便拔剑砍伤了他。

杜衍逃到姑姑家里养好了伤，又去找母亲，无奈继父不肯收留，只得继续流浪，替人抄书为生。

客居济源县时，县令赏识他才华，为其做媒，代他向县中富民相里氏家的姑娘求亲。相里姑娘家有两位兄长，见杜衍贫穷，相当不愿结这门亲。

两人私下商量，弟弟叹道：“杜衍受县令器重，县令之意岂可违？”哥哥怅然决定：“姑且答应吧，以后就让他教我们家孩子读书算了。”于是这门亲事就此定下。

杜衍旋即赴京应试，一举登科。相里氏的哥哥听说后马上前往相见，急切地重提婚事，生怕他后悔另择高门。

杜衍则对他说：“婚已定议，岂敢有违？只是我已出仕为官，想起你门下没有了教小孩读书的人，倒是颇为担忧。”可想而知，相里兄弟听到此话后的惭愧之情。

©Jr Korpa

因少时的经历，杜衍生活十分朴素，为官清正。起初任平遥、 乾州、凤翔等地方官，治绩卓著。

离任时，当地百姓恋恋不舍送他至境边，掩泪叹息：“为何要把我们的贤太守夺走呀！”

他首次出任长安府尹时宴饮简薄，从不观乐伎歌舞，衣服被蠹虫蛀坏了也只是剪块布来补上，百姓都说他是好官，但却不看好他的前途，因为能平步青云的大官似乎都不这样。

数年后他重回长安，这次风格大变，宴会通宵达旦，还主动索要歌舞欣赏，衣着也光鲜许多，用了不少好布料。

父老乡亲都觉得他是有意通变，适应官场规则，于是都说：“杜侍郎快做大官儿了。”果然，不久后杜衍便应诏入京，一路升至相位。

后来致仕归隐，杜衍洗却一身官场浮尘，也不造豪宅、穿华服，只隐居乡野，租了陋室数间居住，每日或勤习翰墨，或骑驴漫步，日间穿戴不过是寻常老者的乌帽、皂袍、革带。

有人劝其着能彰显点身份的居士服，他回答说：“老而谢事，尚可窃高士名？”这低调的作风使他常受不相识之人轻慢，便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Kelly Sikkema

类似的事还有：某年科举放榜，有进士高中，春风得意地骑马游街，前呼后拥，敲锣打鼓，声势浩大，路上百姓莫不避让。

那时杜衍骑了匹瘦马，带着两名老仆，与进士相逢于街中，杜衍无其他路可避，便让老仆引马立于路旁让道。

新科进士却还恼其不下马施礼，怒问侍从此人是谁，侍从这才告诉他低调的杜老先生那不低调的官衔：“当今太师，前任宰相杜相公。”

虽屡次受无知者无礼对待，杜衍仍淡然处之，不殖私产，不求排场，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只须“殓以一枕一席，小塘庳家以葬”。

生于微寒，身经盛世繁华洗礼，红尘阅尽后辞官归隐，遗世间古道西风瘦马的背影，是宋代士大夫常有的人生，非杜衍一人如是。

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欧阳修政治生涯不平坦，一生跌宕起伏，虽官至副相，却也数遭贬谪。

©Nelson Wong

他曾知颍州任地方官，宦海浮沉二十余年后重回此地隐居，诗书为伴，琴棋在手，自号六一居士，解释说：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他独爱颍州西湖，为此作十阕《采桑子》咏其美景，在十阕之末如此写道：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半生沧海桑田，皆成过眼云烟，归隐后以“辽东鹤”之野逸审视昔日富贵浮云，城郭人民不识当年旧主人的现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句并非反问，而是从抽身世间旁观者的角度对人生的冷静描述。

与欧阳修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政治上更有抱负，任宰相期间锐意改革，大刀阔斧地变法，作掷地有声的“三不足”之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反对他政治主张的士大夫很多，苏轼也认为他改革之路走得过快过猛，两人一度成为政敌，苏轼还因此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数年后王安石失去皇帝支持，政治失意，爱子又因病逝世，他心灰意冷之下辞官隐居江宁，筑草堂于半山，引水为港，叠石作桥，养一头小毛驴，每天骑着“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傍晚才归。

寄情山水的生活净化心灵，也将名利羁绊一并洗去。他曾填《渔家傲》咏隐居之感：

“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而这时，苏轼又受政敌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隐居中的王安石得知此事后立即修书一封，命人快马加鞭送入京中呈交神宗皇帝，为苏轼求情，劝神宗珍惜人才：“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ORIENTO

神宗旋即释放苏轼，仅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后来自黄州移官汝州时，顺路去江宁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戴草笠着“野服”，骑着他的小毛驴去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极不正式的日常服装拜见他，笑说得罪得罪，我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

而王安石也朗然笑道：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因政治之争形成的多年心结由此解开，两位大文学家于这青山碧水间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隐居不是旅游度假，是一种生活态度，是遍尝红尘真味后于清淡宁和生活中对德义的修行。如杜衍、欧阳修、王安石那样的人，由身居庙堂之高，退处江湖之远，更容易领悟成、住、坏、空，佛家四劫的真谛。

万事盛衰，无非这一过程。明白了这点，就能抛却一切的虚荣贪妄，淡看花开花谢、云卷云舒，达到“旷达”境界。

就如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说那样：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

何如樽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

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