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结

在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结：故乡的人文、地理、习俗、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著述的作品之中；而那些常年漂泊在外，或远离故乡的作家作品中，则有着更深的思乡之心和眷恋之情。

作家虽然熟悉故乡的文化，但并不是每位作家都赞美故乡的文化，作家也可能批判故乡文化，并非完全归依故乡文化。但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作家都逃不开与故乡的“生死情结”。

这种情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鲁迅离开故乡日久，那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就越复杂。我们也可以在莫言、韩少功、残雪、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同样找到强有力的回声。

贾平凹“商周系列”中的秦汉文化色彩，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的吴越文化气韵，阿来作品中的雄浑苍劲的北国边陲风景画，老舍笔下的北京城，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沈从文的凤凰古镇、陈忠实的白鹿原、阎连科的耙耧山……文字虽无声，我们却总能看到作家浓厚而复杂的故乡情结。

每个人对故乡的感情都是难忘的，儿时的记忆也总是让人怀念。养育自己的故乡在任何时候都是美的，吃、玩、节日、习俗等构成的文化氛围让人终生怀念。人，一旦离开家乡，便会生出故乡情结。越远越浓，愈久愈烈，以至于成了结。无论离开多久，离开多远，故乡的回忆都是萦绕在心间。

每个人对故乡的感情出发点都不同，对故乡的记忆点也不一样，比如周作人，他对故乡的怀想与他的兄长周树人的家法和路数就完全相反，故乡的一切在他的心中永远是那么亲切和美好，甚至为之沉醉。

在文学史上，按故乡划分，也有了不太严格的鲁派作家群、陕派作家群、湘派作家群、京派作家群、海派作家群，将一个作家硬性纳入到一个流派或群落中是不严谨的，然而把作家放置到他生活与呼吸的文化世界中却有有着深刻的道理。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故乡情节，不管是还原和批判，都是艺术，都具有生命意义和现实意义。

故乡留给人的除了温馨与快乐，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给人苦难的回忆。苦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等诸多文化制约因素常常又构成一种习俗的力量。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习俗，习俗对人的制约是无形的，它是一种心灵的锁链，人们大多默默地顺从。

普通人在遵从习俗，忍受牺牲的同时，有时又成为习俗的帮凶。每个人是被杀者，同时又是杀人者，这是一种恐怖的生存处境。古往今来，统治者保留着对他们有利的习俗，根除对他们不利的习俗，习俗超越和代替了法律。于是，习俗成了一种象征，是一种文化象征，也是苦难的一种象征。

没有经受这种习俗之苦的人，无法真正理解习俗带给人的苦难，可能会把习俗看成一种美的标志。习俗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具有迷人的文化外表，却是人类的苦难之源。

习俗与悲剧，习俗与生命，习俗与象征，习俗与艺术诸多问题，在作家那里构成了一个深度思考模式，在当代作家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哪些习俗的表现形式呢？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种是婚姻习俗的悲剧，致力于表现婚姻习俗是当代作家的一个探索重点。比如贾平凹的《天狗》、刘恒的《伏羲伏羲》。

第二种是愚昧习俗的悲剧，愚昧常常和野蛮连在一起，当代作家在探索文明与愚昧，野蛮与法治的冲突时，作品具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比如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

第三种是反抗野蛮的悲剧，当代作家并没有一味停留在习俗的批判上，有一些作家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英雄主义精神，试图表现中国人生命深处的反抗精神。在古典小说中，《水浒传》把中国人的英雄主义做得特别的发扬，在当代小说中类似的作品也有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就是这样的作品，习俗的东西被莫言巧妙的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了，生命焕发出神奇的力量。

文化习俗是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无论是批判的眼光还是肯定的眼光，都离不开个体生命的价值判断，当代作家的生命价值判断也融入到作品之中。在批判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希望所在，在正式生命悲剧的同时，我们看到了生活变革的紧迫性，精神生活的革命是现代文化进步的前提。作家们的探索引起民众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关注，引起了他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反思，作家探索的精神意义在这个伟大的过程中彰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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