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多想做一个晴耕雨读的地主

我于世上的诸多事，其实在心里是要刨根究底的，但在嘴上却从来不问。比如上小学时学校要每个学生都填一下家庭出身，而我家却是贫农，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既没种过地也没有在农村居住过的经历，他是十八岁才从日本回来开始学说中国话，与贫农哪会沾什么边？我的父亲真是不缺钱，金子不说，古玉俱是商周生坑，几皮箱的商周古玉一品一个小锦袋儿地放在那里，有时候他会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不觉已摆得桌上床上满满都是。现在想想，父亲当年的成分应该是花了银子买的，但怎么买？花多少钱买？跟什么人买？我们是不得而知了。可以想象，当年也许父亲会问给他划分成分的人，“什么成分最好啊？”“贫农啊。”“什么是贫农啊？”“贫农就是没有土地的人，没有土地光荣啊。”被问的人想必是这样对父亲说。“那就买贫农吧。”想必父亲接着就开始数他的银子了，把银子数给这个人，我们的成分就这样给定下来了。早年坐了绿皮火车“咣啷，咣啷”随父母亲回老家去祭祖，王家坟地占地二十余亩，墓地里森森然都是松柏树，那才是静，只有鸟声，幽幽的啼长啼短。那一次，是我对土地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我还都在想，那片地，现在怎么样了？那些松柏树是否森森然依旧？什么时候再回去扫松祭祖？顺便再带些松花粉回来，黍米糕蘸松花粉真是很好吃。我好像又看见母亲在那里用绵白糖调松花粉，先把松花粉慢慢盛到一个碗里，然后再把绵白糖一勺一勺放在松花粉上慢慢调起，母亲忽然抬起头，又长长叹了口气。

我有一个琥珀的闲章，章上的四个字细洁爽利：“阳台农民”，而这阳台却非楚襄王的阳台，农民却是我在自指，虽然我没有当过农民也没有土地，但我总在想土地的事。此章为东莞谁堂所治，谁堂是湖南人，客东莞有年，除了治印，他菖蒲也养得好。我也喜欢菖蒲，而且特别喜欢金钱菖蒲和虎须，菖蒲有一种清鲜的气味，喜爱菖蒲的人说它香，一如喜欢牡丹的人说牡丹花很香，但牡丹花的气味着实是不能让人恭维，但喜欢牡丹的人非但要说它香，而且还要加一个天字，说它是天香。北京恭王府里有个庭院叫做“天香庭院”，那块儿匾现在还在那里挂着，我想当年这个院子里应该是种有牡丹的。清王府的大院子多种牡丹玉簪还有西府海棠，这有个说法，叫做“玉堂富贵”。

我喜欢菖蒲，但就是不愿去花市或网上买，我就想向谁堂讨他的菖蒲，隔不几天他居然用一截绿竹筒把菖蒲寄了来，这真是让人好不欢喜，每每看到日渐盘根错节的菖蒲我就在心里说，这是从谁堂手里经过的菖蒲啊，这是从谁堂手里经过的菖蒲啊。而刻有“阳台农民”四字的闲章，我每每用的时候心里就会想，这是谁堂治的印，这是谁堂治的印。这方印，我一般都用在花鸟画上，山水上很少用。

我没在农村待过也没有当过农民。我写短篇小说《五张犁》的时候颇下过几次乡，去看农民们劳作，看他们锄地，看他们收拾菜园子，看他们扬场，唯有这扬场真是流金烁烁，成堆的谷粒被扬起落下扬起落下真是好看。甚至看他们弄大粪，往发酵好的大粪里边掺土，掺好了土再把它们掠成一个一个的堆，把外面拍严实了，让它们再发酵，这是冬天的事。我下乡的时候认识了最好的种地把式。那天，天很冷，有个很瘦的老头从我对面走过来，穿着黑布棉袄，一边走一边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只是呵，旁边的人忙小声对我说，“他就是好把式五张犁，他就是好把式五张犁。”我问为什么叫“五张犁”？陪我到处转悠的那个人对我说因为这个人一辈子用坏了五张犁，一般人一辈子却只有可能用坏两张或三张。所以人们都叫他“五张犁”，而他的本名“张春女”却被人们谈忘掉了，他是这一带最好的种地把式。我便记住了这个人，后来想采访他，他却不同意，村里的人对我悄悄说，“因为土地，他的神经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因为他们村离城近，所以土地都给征收了去，被征去了的土地都被改造成了环城花圃，一片红红紫紫。写《五张犁》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一阵阵刺痛，我在小说里是这样写他的：

“人们是离土地越来越远了，越来越陌生了，所以五张犁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开始，怎么说，人们看到了五张犁这老头儿，瘦干瘦干的，目光灼灼，两眼有异光，在地里焦灼地走来走去，人们一开始没怎么注意他，园林处的人还都以为是什么人又雇了人，园林处那些拿工资的园工为了再做一份事，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小部分雇人替他们下地劳作，比如说一个园林处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元，他就有可能拿出三百雇一个附近的农民，这样一来十分合算，他可以再找一份事做，收入就更多一些，这样一来呢，地里就不断有陌生的面孔出现。园林处那边，为了好管理，地是分了段的，每人一段各自承包。如果不是一段一段的承包，人们还不会发现问题，问题是，五张犁不是在一片地里做他的事，五张犁经常出现的那片地横跨了三段地，这就让人们摸不清，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叫五张犁的老头儿怎么在地里？是谁让他来的？这年春天的时候，人们先是看到五张犁往地里送了三次粪，是谁让他往地里送的粪，连承包那块地的园林工也不知道。一开始，人们以为是园林处要在地里施肥，但别的地里又没有，又过了几天，就有人看见五张犁在地里把那些土粪一锹一锹地往地里撒，真是好把式，一锹一锹撒得真匀，土粪是那种经过一冬天加工过的粪，也就是把粪池里的稀大粪弄来，再合上一些土，在冬天里封好了沤过，沤一冬天，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再把这沤好的粪摊开，再往里边掺土，掺了土，再把这粪一次一次地倒几回，倒的意思是要把沤过的粪和土倒匀了，然后才用小驴车运到地里去，运到地里后，这土粪还要堆成堆再封一些时候，让它变得更加膨松，然后再一锹一锹撒到地里，这时的土粪是干爽的，味道也特殊，好像是不那么太臭，还好像是有点特殊的香，粪能香吗？但庄稼人闻它就是香。人们看见了，看见那名叫五张犁的老头儿在地里撒粪，人们看见他弯了一下腰，又弯一下腰，把锹一次次插进膨松的粪堆，然后再直起腰来，那土粪便一次次被扬了起来，说扬好像有点儿不太对，不是扬，是平平地贴地面顺风一撒又一撒，这撒土粪也是个技术，要在地面上撒得匀匀的，地面上是薄薄的一层，粪撒完了，要是在这时候来场雨，那就再好不过，肥力便会被雨水直追到地里去，要是这几天一直在刮大风，那干爽爽的土粪便会给吹走。有人看见五张犁在那里撒粪了，认识他的人都觉着奇怪？他怎么会在这里干这种活儿？怎么回事？撒完土粪，五张犁并不走开，而是坐在了那里目光灼灼地看着远处出神，五张犁那张脸很瘦，皮肉很紧，而且，黑，而且，是见棱见角，肩头亦是尖尖的见棱见角，那双手，也是，粗糙而见棱见角，五指总是微张着，有些攥不拢的意思，这就是干粗活儿的手，五张犁就那么坐着，目光灼灼，看着远处。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当然了，他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时候的地里，还没有多少绿意，有也是地埂和朝阳坡面上的事，是星星点点的绿，是小心翼翼的绿，这绿其实是实验性质的，是先探出头来看看天气允许不允许它们绿。认识五张犁的人看到五张犁了，过来，问他在做什么？五张犁没说话，张张嘴，笑笑的，两眼目光灼灼，还是看着远处。问话的人连自行车都没下，骑着车子‘喀啷、喀啷’走远了。”

农民们种地，除了辛苦流汗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形式的美在里边，只不过被人们长久的忽略掉了。我不喜欢胡兰成，但他的这句话我却以为概括的极好，他说“乡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这真是一种理想境界，一般人都会以为乡村的生活是寂静的，而他偏用了“响亮”这两个字，这就让我很喜欢，我以为胡兰成是真正懂得乡村的，一场雨，一场风，往往会对农事起到很大的影响，当然同时也对人起着很大的影响，靠土地生活的人对天地是敬畏的，这个敬畏就是对天地要有回响，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该做什么就马上做什么，天狗吃了月亮，大家敲响各家铜盆去救，乡村的日子过得亦一如长河起白浪，流水声“哗哗”响彻两岸。我写农村小说，就想让这长期被忽略了的东西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里来。一年四季，春风秋雨，农民的身影其实都是在土地里一俯一仰一俯一仰，这一俯一仰真是大美，古时的舞蹈无不是先民劳作的写照，收割啊，打麦啊，举手投足可以说皆是舞蹈，过去还有一句话是“晴耕雨读”，这是乡村生活里更加动人的地方，如果说乡村生活分两面，一面是耕——在田地里劳作，而另一面是读——守着南窗读书，下雨天或下雪天，土地的主人们放弃了在田地里的劳作而读书，一盆火，一杯茶，一本书——乡绅文化其实就是这样慢慢慢慢九转金丹般炼成，陶渊明想必也是这样，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好诗留给我们：“春秋多佳期，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这首诗原是要让人们知道农耕与文化原是一体的，而现在却早已荡然无存，乡绅文化在一九四九年彻底消失了。我的妻舅，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他下雨天或下雪天出不了门的时候照例会给自己沏一杯茶坐在火炉边上读他的《三国演义》或《聊斋》，这两本书他好像读了一辈子，他这样执着于这两部古典名著，真是让我十分的喜欢，而这喜欢又有些莫名其妙，说不出为什么好，但我就是觉得好，下雨天下雪天出不了门的时候在家里读书总是要比聚众打麻将来的好。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可以，我下一辈子不妨就当一回农民吧，当然要去当有土地的农民，当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当地主——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那还有什么意思？当有土地的农民——当然也就是当地主，才可以和土地亲近，可以和植物为伍，可以像植物一样知生知死，我以为质朴的人性原来便是这样形成的，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一冬一春，一生一死，开花时红紫烂漫，开落时满地黄赭。

真正好的人性也真是应该一如土地的厚，可以让万物均有安顿处。

早先，我住在一个叫做“花园里”的地方，那时候我住一楼，南窗外边是一片空地。那片空地归我和我的邻居曹乃谦共同拥有，人们都叫他曹乃谦，而我偏只叫他小名招人。我就和他一起动手在南边砌了一堵墙，这样一来呢，那一小片土地便是我们的，我就可以在这个小院里种花，我果真就在里边种了，首先是晚饭花，可以长到齐人肩高。我种了不少，开花紫色的居多，还有白色和黄色的，而最少的晚饭花是那种白里带着紫色斑点的，人们叫这种花叫“鬼脸儿”。除了晚饭花，我还种了几株朱红的倭瓜，倭瓜在种之前是要先让它发芽，拣大个饱满的瓜种，把它润湿，放在一个碗里，然后用一块湿布把它盖好，过一两天它就发芽了。然后再把这发了芽的倭瓜籽种到地里去。很快，倭瓜就长出了很大的叶子，一片叶子，两片叶子，三片叶子，然后就会长出瓜藤，瓜藤会自己做主慢慢朝墙那边爬过去，好像它长有一双眼睛，好像它能看到墙在哪边。它朝墙那边爬过去，爬到墙上了，在墙头上开出一朵一朵黄茸茸的花来了，只这黄茸茸的倭瓜花真是让我心生喜欢，我的蝈蝈便有的可吃，如果没有这倭瓜花，我便只能喂它大葱和煮开花了的小米粒，有时候我坐在南窗之下读书，从窗里看外边墙头上那碧丛丛的大叶子拂拂的被风吹动，忽然真是让人惊喜，叶子下原来藏着两个朱红色的瓜，已经不小了。

好多次，搬家的时候我总是想，新房子能不能有个院子？能不能给我一点点土地？如果有，这个院子能不能再大一点？好像是，有一阵子我老是在搬家，从东搬到西，从西搬到东，许多东西在搬家的时候就永远也找不到了，其中包括三岛由纪夫的手迹，一张五 A大的纸，上边写着“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有赵朴初老为我写的一幅字“黍庵”，冯其庸先生给我写的“珊瑚堂”，都不见了。我最终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最高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层，没电梯，跟着房牙子一层一层往上爬，边爬边想，你会来这里住吗？你会来这里住吗？但看房子的时候我却差点没叫出声。因为南边的那个很大的露台和北边的那个很大的露台，我想不到这套房子会有两个这么大的露台，我当即迫不及待地就把这套房子买了下来，而且，在心里已经想好了要在南边的露台和北边的露台种各种的花甚至于还要种几缸荷花，那种白色和粉色的荷花。

我爱花如命，刻有一闲章：“好色之徒”。

买房子之初，我还把南边和北边的露台各量了一下，南边的露台是宽五步，纵七步，北边的露台是宽四步，纵十二步。我不懂土地的计算法，比如一亩有多大？一分地又是多少？但我为了实现我小小的梦想，能在露台上种我喜欢的花花草草，我让工人把露台上以前的秋千啦，假山了，水池了什么的都统统拆掉。我让工人们帮我把很大的陶盆从下边一个一个搬上来，还有土和肥，也一袋一袋地扛上来。我还托人去养羊的地方买了不少羊粪，把它们和土混在一起，一时间，腥膻满屋，我家那两只猫“气气气气”嚏喷打个不停。

那个春天，真是好不热闹，平白的日子，像是在娶新人。平民百姓过日子，热闹便是兴旺。因为土地，我感到了自己内心的某种疯狂欲望，这种欲望要比一个人对女人的占有欲望来的更加有力尖锐和宽广。千万不要说土地只是农民的事，人类的天性里边都有着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土地占有的强烈冲动。我的朋友诗人李小五，扛着一把镢头想去野外给自己开一片地种菜给自己吃，他带了种籽带了干粮带了几瓶矿泉水还准备写诗，结果是大哭而返，他那张白净的脸上满是风尘，他的眼睫毛特别长，比老帅哥王跃文的眼睫毛还长，李小五的眼睫毛上挂着泪珠，他对我说他发现自己的想象原来只能是一个童话，几乎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允许你去开垦，“现在，我们谁是土地的主人？谁也不再是土地的主人。”李小五对我说。后来，他去了澳洲，在那里买了土地，做了那片土地的地主，人现在已肥硕十分。直到现在，他还在那边一边种地一边写诗，他发微信给我，说他正在学习怎么当陶渊明。他发微信给我，说今年又种了一些豆子，那种扁豆。他发微信给我，说虽然他已经和那个洋妞睡了，但他还想找一个中国姑娘做地主婆。他很骄傲说自己是地主。我听他这么说也真是满心欢喜，还有什么身份能比地主更好？我和他比，我有土地吗？所以我当不成地主。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谁的，而国家又是我们的，宪法是这样说。坐在那里这么一想，心里更加难受。

我也想当地主，我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