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怎样读书？

关于学习方法，周恩来认为读书须视野开阔，要博览群书。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著作，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文学、历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他都有所涉猎或有深入研究。

在赴日留学期间，他怀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美好愿望，坚持良好的阅读习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仅在《旅日日记》中提到的书籍刊物，就有《南开思潮》《校风》《饮冰室文集》《不忍》《朝日新闻》《时报》《露西亚研究》《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青年》《留东外史》《支那漫游记》《中国年鉴》《中国游记》《政治史》《太平洋》等十数种。

其中，既有新闻报刊，也有政论杂志；既有人物传记，也有讽刺小说；既有资产阶级改良刊物，也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说，周恩来阅读了当时他能够找到且感兴趣的各类书籍。

要想做到博览群书，掌握外语必不可少，周恩来非常重视外语的学习。他刚入南开学校时，英文基础比较差，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周恩来每天早晨起床后，将洗漱和吃早饭之外的时间以及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英文。

进入二年级时，他的英文水平已经相当好了。据美国记者斯诺回忆：1936 年他在去延安的途中，一天突然遇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猜到了他是周恩来。”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周恩来给斯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说英语的达意和准确，令美国人都感到惊讶，足见周恩来英语水平不是一般地好。

周恩来不仅精通英语，也具有较好的日语阅读能力，这为他留日期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对许多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中国人来说，接触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困难的。但周恩来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他比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更早地并且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对外语的教学与研究一直非常重视，1970 年 11 月 20 日，他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讲：

“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了解背景，真正翻译得恰当是不容易的”。然而，现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是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是不能分开的。

接着他打比方说：干什么事都讲究基本功，比如唱腔、道白、武打等都是京戏艺术的基本功，但京戏的基本功也不仅限于京戏艺术本身，还有政治、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外语教学也是如此，也有个基本功问题。

学外语，“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马克思、思格斯懂得很多自然科学知识。”“你不懂这些知识，做翻译时就译不出来。搞翻译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懂几句外国话就行的。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

概括起来说，外语教学的基本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

在这里，周恩来透彻地分析了搞好外语学习和应用与博览群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他的学习感悟。

博览群书还需有坚实的国文功底，周恩来青年时期即以能文善讲而著称。

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该校非常重视国文的教学，每两个星期学生就要写一篇作文，每年还要组织一次全校的作文大赛。1916 年，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大赛，每个班推选 5 名代表参加，周恩来在全校八百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1914 年和 1915 年，周恩来作为南开学校 3 名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天津市中等学校演讲比赛，两折桂冠。

1941 年，在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 25 周年之际，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了。这出戏，通过公元前 371 年战国时代抗秦派和亲秦派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借古喻今，意在抨击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

周恩来非常重视这部剧的演出，他指导《新华日报》开辟了《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并亲自题写刊头。他还认真研究了剧本，1941 年 12 月 15 日，他致信郭沫若，主要是从字句的斟酌上，谈了他对剧本的意见，现摘几例如下：

第二幕：十一页起：“姆妈”两字，非北方语，乃江南音，读成“唔妈”，单独“姆”字，亦非指母。北平语，只用单音“妈”字，全文似宜改过。十一页起：关于“您”和“你”字的用法不甚清楚。北平话，“您”字用在尊敬和客气时，但亲密的家人和上对下均仍用“你”字，音亦有分别。

第三幕：四十五页：“共存共荣”既刺耳且为日本用语，可否改为“共生共存”？四十五页：“惩膺”亦日本用词，且刺耳，不如改为“惩戒”或“惩罚”。

第四幕：七十二页：“都无从知道的人”下，宜加一“啦”字才有味。七十六页：“老老”两字称呼，在北方话中乃称女性之老者为婆婆（姥姥），然“瞽叟”绝不称“老老”，而宜称“老爷爷”。如太俗，太土，可否改为“老叟”？

第五幕：八十九页：“聪俊”说起来似不如“俊秀”易懂。九十五页：“抵御外侮”四字可否改为“对外”较简捷？

这封一千余字的长信，显示出了周恩来丰厚的学养，他正是以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认真的态度，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赖。对读书人来说，最幸福的事是有书可读，最痛苦的事非无书可读莫属。

“文革”爆发后，文教、科技和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周恩来千方百计予以抵制。1971 年 4 月 12 日，他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严厉地批评说：现在出版的图书种类太单一，甚至把《鲁迅全集》都封起来了，“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无书可读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为此，他提出“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周恩来这番话可谓是有感而发，他优异的品格和杰出的能力，源于他的读书积累，源于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