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面纱》：一部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经典作品

毛姆的作品中，《面纱》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初读《面纱》时，我并没有被这部作品打动。这部小说最初让我联想到的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但又觉得没有后者共鸣感强；其次，觉得这部小说与毛姆的其他作品比，层次感显得弱了一些，思想深度更不及《月亮与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和《刀锋》。

不可思议的是，当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感觉竟完全变了！

原来不是作品不深刻、故事缺少共鸣，而是初次阅读时，我忽视了一些细节。毛姆将他所表达的一切，都包裹在层层“面纱”之中，品读这部作品的读者，只有一层层揭开面纱，方可品味其中的奥秘。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毛姆

一、灵魂的出轨

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但爱有千万种，这就使文学作品有了千百种面貌。

从本质来说，《面纱》不是为了表达爱情，更不以爱为主旨，但这部作品却给了我们很多关于爱的思考。

我读这部作品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故事的女主人公凯蒂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同样貌美之外，她们的性格也很雷同，诸如天真、浪漫、爱幻想，庸俗、蠢笨、不懂爱……但二者虽像，却又不同，因为包法利夫人在爱的“沦陷”中不能自拔，并没有给自己“重生”的机会；凯蒂却幸运得多，她一度落入死神的地盘，却在不断的顿悟中，理解了生命与爱，终于有了“向死而生”的机会。

无论凯蒂还是包法利夫人，她们无疑都是“出轨”主题作品的代表。并且，在两种出轨中，她们同属于“灵魂出轨”的一类。她们出卖的不是肉体，而是心，最重要的是，她们都鄙视真正爱自己的人，反而爱上了徒有其表的花花公子——这也是导致她们生命悲剧（或者生命过程某一过程中悲惨遭遇）的根源。

在《面纱》中，毛姆所塑造的三角关系的三个人物，极具现实意义。这三个人物分别是凯蒂、沃尔特（凯蒂的丈夫）、查尔斯（凯蒂的情人）。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独具“魅力”的花花公子查尔斯。

“他深沉、浑厚的嗓音里带着爱抚，那亲切、明亮的蓝眼睛里充满愉悦之情，……他身材高大，在她看来至少六英尺二英寸。体型也很漂亮，身材很好，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多余的赘肉。他穿着考究，整个房间里数他最会打扮，衣服也很合体。……”

外表只是迷惑人的一部分，查尔斯还有另一个迷惑人的“才华”：他会打马球，也当过运动员，曾经还得过当地的网球比赛冠军；他也是她遇到的最好的舞者，跟他共舞如入梦幻之境；他钢琴弹得不错，也可以演唱戏剧歌曲……

这样的男人，放在当今社会，依然是女人眼中的“万人迷”。

而沃尔特却几乎样样与查尔斯相反——他的品格如此伟大，身怀无私与荣誉，聪颖而又富于感性，可他偏偏不可爱。“他很无趣，毫无幽默感，盛气凌人，冷漠，自我克制，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感兴趣，他跳舞很烂，在聚会上只能扫别人的兴，既不会演奏也不会唱歌，不会打马球，网球也赢不过任何人。”

这就已然难以让凯蒂爱他了，更要命的是，沃尔特却十分爱凯蒂，而且爱得很卑贱。

沃尔特和查尔斯的对比，也是将故事带入更深层次、用以剖析人性的关键。在沃尔特知道妻子的不忠，并揭穿查尔斯的虚伪后，为了惩罚妻子，更为了惩罚自己，他选择带着凯蒂到霍乱横行的湄潭府寻死。

情节进展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预知，反转的时刻到了。

湄潭府

二、“死亡让一切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在来到霍乱盛行的湄潭府之后，人物脸上的面纱一一被撕开：

木讷愚蠢的沃尔特，其实是大智若愚；热情浪漫的凯蒂，不过是愚蠢无知的“二流货色”；英俊多才的查尔斯，除了魅力一无所有。

作为细菌学家，沃尔特在遭遇妻子的背叛之后，在精神上惩罚了妻子，在肉体上惩罚了自己。到湄潭府之后，他将全部精力用于爱广大人民之上，为了防治霍乱，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祭品，将自己作为献给死神的祭礼。这正是沃尔特本质中大爱的一面。正如毛姆所写：

“如果说有哪个人能够单枪匹马阻止这场可怕的瘟疫，这个人就是他。”“真好像施了什么魔法，只要他一到场，就能让你的痛苦减轻不少。她知道再也见不到他深情的眼神，而她曾对此习以为常，甚至感到厌倦。现在她知道他爱的能力是多么甚广，他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将爱倾注到那些可怜的病患身上，成为他们唯一的依靠。”这趟湄潭府之行，不仅让原本粗鄙愚蠢的凯蒂经历了生死，也让她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爱他的人，进而多了几分智慧。也正因失去了爱，她才看到了沃尔特身上的闪光之处。

凯蒂和沃尔特在湄潭府的这段经历很耐人寻味。毛姆在这段经历中插入了两个死亡的插曲：

第一个死亡插曲，即是当凯蒂以为自己被感染霍乱面临死亡时，却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就形成了霍乱时期贱如草芥的生命与在死神地盘迎来新生的强烈对比。

第二个死亡插曲，即是凯蒂摆脱了霍乱的纠缠迎接新生与沃尔特生命终结的强烈对比。

这样的情节设置不免让我们感到意外，像沃尔特这样一个博爱的人，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其实，毛姆在描述的过程中，就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沃尔特明明百般聪明，却无法分清孰轻孰重。因为他给一个布娃娃装扮了华丽的长袍，把它安置在圣殿里供奉起来，随后发现布娃娃里面填充了锯末，他便无法宽恕自己，也不能宽恕她。他的灵魂撕裂了，他一直活在一种虚假的构想之中，当真相击碎了幻象，他便认为现实本身也被击碎了。这一点千真万确，他不会原谅她，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当死神近在旁侧，像园丁挖土豆一样轻而易举地带走一条条性命，这种时候还去在乎哪个人做了脏污自己身子的事情，实在是愚不可及。”

尤其毛姆在沃尔特临终时一句描述，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短短几个钟头，他竟变成另外一个人，真是不可思议。他看上去已不再像人，而像是死亡本身。”

在与沃尔特告别之后，凯蒂返回住处的路上，毛姆微妙地写了几个别具深意的意象：

其一是凯蒂看见沃丁顿点着一支香烟，“一缕烟雾在空中消散，那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生命如烟）

其二是他们沿着田埂漫步攀上山顶，此处立着那座为纪念某个贞洁寡妇所建的牌楼，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象征物。

沃尔特的死亡给凯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她忽然意识到，有时候，人就像一台机器，而人死就如同一台报废的机器。“如果只是一部机器的话，所有的煎熬、内心的痛苦和折磨，都是多么徒劳无益啊。”“所有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就如同这条河里的水滴一样，流淌不定，一滴滴彼此接近，却又相距遥远，汇成一股无名的巨流奔向大海。既然一切转瞬即逝，任何事物都无关宏旨，人们竟还要荒唐地看重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让自己也让别人遭受不幸，这实在太可悲了。”

而这些领悟，正是血淋淋的现实，也恰好印证了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对生命意义的解读。（详见文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三、什么是“道”？

如果说这世界上唯一爱凯蒂的人（沃尔特）的死亡，让凯蒂看懂了生命，那么湄潭府的修道院和以院长嬷嬷为代表的修女则让凯蒂领悟到了更深层面的问题——道。这也是毛姆之所以将这部作品的背景设置在中国的原因。

《面纱》可以说是一部中西文化融合之书。为了解开生命本质的面纱，毛姆将故事背景设在了中国，但凝聚故事核心思想的场景，却是一座建立在东方文明中的代表西方文化的修道院。

在这个被死亡笼罩的湄潭府中，修道院却像是一座生命的孤岛（当然，它并非孤岛，死亡横行期间）。毛姆通过凯蒂对修道院的直观感受，向读者传达了这个信息：“一旦进了修道院内，她就觉得自己似乎被送入了另一个世界，陌生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

而院长嬷嬷则是小说思想传达的一个重要载体。毛姆用一句话就精确描述了这个人物形象：“她既有贵族夫人的屈尊仪态，又有圣人的谦卑为怀。”

院长嬷嬷是典型的“无我”的代表，这恰恰与过于自我的凯蒂形成反差。与院长嬷嬷和修女相处的日子，凯蒂感受到和她们之间立着一堵墙——“但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就好像她们拥有一个秘密，能让生命全然不同，但我又不配分享。不是信念，是某种更深、更重大的东西。”

这堵墙之于西方而言，即背负人生的十字架。然而，故事既然置身于中国，必然会出现东西方思想的碰撞。毛姆通过主人公凯蒂之口，表达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她对中国的关注不过是仓促随性的，多少还带着点儿鄙视，她圈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现在，突然之间她似乎模糊地感受到某种遥远而神秘的东西，那便是东方，古老、幽暗、不可思议。西方的信仰和理想与她在这精致的造物身上捕捉到的那一闪即逝的理想和信仰相比，显得野蛮粗糙。”

为何下如此结论呢？很显然，毛姆深受中国道家文化思想影响。

与西方的背负人生的十字架形成对比的，就是中国的“道”。

到底什么是“道”？

“道就是道路和行道者。那是一条永恒的路，所有的生命存在行走其上，但它并非由生命存在所创造，因为它本身便是生命存在。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万物由道所生，与道相符，最后万物又回归于道。它是一块方形却无四角，是种声音却不被聆听，是幅图画却未有形状；它是一张巨大的网，网眼阔如海洋，却什么都无法穿过；它是万物寻求庇护的避难所；它无处可寻，但你‘不窥牖’便可‘见天道’；它要人学会欲无所欲，让一切顺其自然。谦卑者尽得保全，屈身者终将直立。‘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但谁能说清什么时候会出现转折点？追求柔慈之人会如小孩子一样平和。柔慈为进攻者获取胜利，为守卫者求得保全。战胜自己的人最为强大。”

读到此处，我忽然觉得我该重新审视毛姆——他绝不是一位杰出的英国作家，他是属于世界的。

从湄潭府活着回来，凯蒂死里逃生，更准确地说是向死而生。她不仅剥掉了过去自己身上的那具行尸走肉般的皮囊，拥有了真正的生命，并且获得了极其奢侈的自由、勇气，以及无论发生什么都毫不在乎的坚强气质。

正如院长嬷嬷所言：“无论在工作还是娱乐中，也无论在尘世还是修道院，一个人都无法找到安宁，安宁只存在于人的灵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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