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家分晋，看名分之重，做任何事，首先要做的必定是认清这一点

《资治通鉴》开篇所言即是三家分晋之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那么，一部皇皇巨著为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单从这一个节点开始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名分的问题，在《论语·子路》一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翻译成现代语大意是：

要想治理好国家，首要必须做的就是正名，孔子对于正名的解释就是“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

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

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

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

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

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虎对待的。”

这里孔子就提出了名正言顺的理念，《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这个节点开始写起，就是因为历史在这一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关于这一变化，司马先生在文中论述的极明了。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礼、分、名是有说法的，尤其是在古代时更是看重君臣之礼，父子之道的，你违反了这些，就必然会遭到别人的反对或质问。

《易经》为何以乾坤为首？

孔子对此解释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说的就是君臣之间一如天地不可易位，孔子作《春秋》虽说很是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即使王室官吏地位不高，可在书中排序依旧在诸侯国君之上，可见孔圣人对君臣关系的重视。

须知，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

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

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

礼教的根本在于它能够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因此就要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

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这就是文首所提的名正言顺的理念，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所以《易经》上说：“履霜坚冰至。”《尚书》也说：“一日二日万几。”防微杜渐，都是同样的道理。

孔先生认为，作为执政者或者管理者，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那么在办事过程中宣传动员就做不好，宣传动员做不好，基层的工作就很难展开，工作不能展开，那就不可能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没有完备制度，就不可能做到赏罚分明，那么属下做起事来也就会无所适从，摸不着头脑，如果都是这样了，那还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呢？

因此，他对“正名”这件事很是看重，哪怕是一枚小小的马饰也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因正因如此，确定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然后以其为开路先锋，各项其他后续工作必定会顺利进行下去。

清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有志之士纷纷成立各种团体，欲救国于危难，但由于普遍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大多数团体都不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和动员工作，导致力量十分分散。孙中山考虑了到这一点，结合当时清廷腐败、外敌入侵、人们觉悟日益提高、对土地所有权要求强烈的实际情况，成立了兴中会，成立之初即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指导思想。

随后，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时，又将这十六字口号设为革命誓词，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因此，兴中会的力量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当时的第一大革命团体，并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正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指导思想，才使得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何能够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一击并取得革命胜利呢？

其实就是遵从了“名正则言顺”的原则，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革命工作也就顺利展开，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得各项工作都有章可依、有法可循，一切都按章程来，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

其实，历朝历代在很多方面都是遵循着“正名”这件事来做的，毕竟，名分不正确，说的话就不合乎道理，说话不合乎道理，事情也就办不成了。

管理一家公司也就如此，公司相关人员必须要先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公司的做事原则，要合乎名分，有理有据，有着这样的根基才能够顺利地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譬如双汇“瘦肉精”事件，作为一家大型企业，本应该把诚实守信、对消费者负责作为经营的指导思想，可是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却使用饲喂“瘦肉精”的生猪制成肉制品，然后销售给广大消费者，而该公司“十七道检验程序管不住一头猪”，是领导不知情，是员工不守法，还是程序有问题？

显然都不是，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当一个公司的指导思想由诚实守信变为唯利是图，出问题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区别罢了。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

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

因此，“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所以说，三晋虽强，但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一旦有诸如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

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教！

于是，司马光给出总结，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由此，可以看出名分之重要，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要师出有名才是正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