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的世故和圆滑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大获全胜，一雪百年之耻。第一号功臣，当然首推大将军卫青。

卫青曾先后七次统率汉军精锐骑兵，主动出击袭扰汉朝边境的匈奴贵族，“每出辄有功”，共计斩杀、俘虏敌人五万余人。为平定匈奴边患，保卫华夏地区的核心农耕文明圈，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维护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不过，我对卫青这个人物产生兴趣，倒并非是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更多地​是由于他的为将风格。这种风格，从好的方面讲，是“顾大局，能谦虚”，平易随和，谨言慎行；但是，从贬义的角度看，则是十足的“圆滑”，曲意逢迎，见风使舵。在我看来，卫青是一个缺乏鲜明个性、刚毅气质的大将，汉武帝之所以会高度信任他，不​但​是因为他会打仗，善指挥，而且更是因为他驯服顺从、忠诚听话。事实正是如此，卫青既不因战功卓著而轻狂自大，也不因为身为皇亲、位极人臣而骄横跋扈，而是始终小心谨慎，圆滑随和。“为人仁善退让”，做到了“奉法遵职”。忠诚比能力重要，听话比做事优先，这种既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又知所进退，不会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的将才，汉武帝自然满意、自然欣赏。

反映卫青“圆滑”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处理自己麾下败军之将苏建的谨慎方式。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以大将军的身份率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等六将军兵出定襄，反击袭掠朔方一带的匈奴骑兵。苏建、赵信所部在进军途中恰好与单于所统率的匈奴主力相遭遇。双方大战一日有余，汉军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几乎全军覆灭。赵信一看形势危急，遂带着800骑兵向单于投降，苏建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抹油，丢下部众，只身狼狈逃回汉军大营。

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大丢汉军的面子，大伤朝廷的威仪，自然要严肃执行军法，严厉惩处有关责任者，以儆效尤。卫青于是就召集​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向他们询问相关的处置意见：“苏​建​大败而归，法​当何罪​？”议郎周霸是个非常直率、坦诚的君子，第一个发言，“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苏）建弃军，当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和安两人则持不同意见，以为应该多考虑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抱同情之理解，高抬贵手，放过苏​建​一马，暂且饶恕其死罪：“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汉书·卫青传》）

卫青仔细地倾听了双方之间的辩论后，沉吟半晌，然后缓缓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我属于皇亲国戚，身份相当特殊，而且深受皇上的信任，完全不必担心在军中没有威信，周霸所提出的用斩杀苏建来树立大将军威信的建议，实属节外生枝、无事生非，断不可取。“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周）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作为大将军，我执军法绝对不能自专，在当今天下，皇上才是军中法律的最高主宰：“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乐乎！”（同上）毕恭毕敬、俯仰皇帝的最高权威，​藉​以表明自己发乎内心深处的恭谦顺从天子之心迹。这真是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左右逢源、世故圆滑到了家。

卫青手下的军官自然也不糊涂，他们对卫青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便一致表示举双手赞同，“军吏皆曰善”。卫青于是将苏建押上囚车，送往京师长安，让汉武帝本人去发落，“遂囚（苏）建诣行在所”。汉武帝见卫青如此明晓事理，知所进退，内心的喜悦自不必说，于是便​益​发信任和重用​卫​​青​了。

对卫青的“圆滑”，他同时代的人，历史学家司马迁就颇不以为然，并毫不留情地加以辛辣地挖苦，予以相当尖刻​地​批评和责备，司马迁斥责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以致“天下未有称”，在人格上卑劣低下，无足可取。这一批评当然成立，然而司马迁没有想到卫青的“圆滑”，实际上恰好折射出古代治军特点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皇权与将权关系的本质性演变。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兵书所提倡的理论，还是实际生活中所反映的实践，统军的大将都拥有专杀犯法部下的大权。

孙子就明确主张“君命有所不受”，认为在战争中“乱军引胜”，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君主对将帅的行动干预太多：“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所以孙子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虽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六韬》也提倡“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公羊传·襄公十九年》徐彦《疏》引《司马法》亦有言：“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下，才有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立威，司马穰苴辕门立表诛庄贾肃军这一类事情发生，而吴王阖闾、齐景公等人也并不以此为忤逆。

然而到了汉代，随着封建专制的全面强化，《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观念的确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遂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将帅个人完全成了皇帝的附庸，彻底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人格，不复有在前敌战场上机断指挥的权限和​专执​军法的条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无奈。

当然，这一历史变化也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汉文帝当年，周亚夫细柳治军，尚能够强调“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奉天子之诏”，敢于把汉文帝的车驾阻挡在军门之外，从而成为治军史上的​一则​佳话。不过，这毕竟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回光返照，是天鹅濒临死亡之前的绝唱。汉文帝是厚道之明君，他能容忍周亚夫的行为，可是后来的汉景帝的天性刻忌凉薄，便不能允许了，所以留给周亚夫的，也只有一条不归之路可走：入狱自杀。卫青他遇上了更难对付的汉武帝，自然只好变得尽可能地“圆滑”，恭行“人臣奉法遵职”的准则，以求得君臣相安，永保富贵。

其实，在高度专制集权的体制下，“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原则，实际上是越来越成为虚文了。

据《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的记载，唐太宗与李靖曾就将帅的机断指挥权问题有过一次深藏机锋、祸福旋踵的讨论。唐太宗别有用心地提道：古人出兵作战任命主帅时，君主都必须要事先斋戒三日，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将象征权威的大钺授予将帅，并宣布说：从这里上至九天，一切事情都由将军裁决。又把象征生杀之权的大斧授给将帅，并宣布说：从这里下至九地，一切事情均由将军裁决。然后又推动将帅乘坐的车子，宣布说：军队的进攻或退却，都必须做到适时，恰到好处。军队出发之后，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再接受君主的指示。说到这里，唐太宗莫测高深地淡定一笑，接着表示：我认为这种礼仪制度被废弃久矣，今天我想要和你李将军一起参照古代的礼制，制定新的遣将仪式。将军你以为如何？

李靖可不是一般的武将，他是军事家，但更是政治家。立马听出了唐太宗这番话中的弦外之音。他明白这是试探，这是考验，军事上的可行性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忠诚性，倘若傻乎乎地随着唐太宗的话题讲什么“君命有所不受”之类，那是冒失进入唐太宗预先设计好的圈套，是自己去找死。

所以，李靖不慌不忙说出另外一番意思：臣下我私下认为，古代圣贤制定在宗庙举行斋戒仪式，这是为了假借神灵的威力；授予将帅斧钺和推动将帅的座车，这是为了赋予将帅以机断指挥的权力。如今陛下您每当出师作战时，都必定先同大臣们商议，并祭告于宗庙，然后再遣将出征，这样，假威于神灵的​礼仪​已经完全做到了。每当您任命大将，总让他们机断处置，便宜行事，这样，赋予将帅的权力已经足够充分了。这与古代的斋戒与推扶将帅座车又有什么区别呢！完全合乎古代的礼制，其意义是一样的。因此没有必要参照古制重新制定​任​将的仪式了。

李靖的回答正中唐太宗的下怀。他乐不可支，开心​得​表示：“善！”并“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这段对话，其实可视为是对汉代卫青所作所为的一个呼应，从中看到“君命有所不受”在古代军事史上，只不过是一张画得漂亮的大饼而已！

（作者：黄朴民）

（易​茗​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