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是毛主席“人民管理国家”思想的实践

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一个农民，过去一直讲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学的他那个村。

这个农民可不简单，他后来当了国家副总理。

他当了副总理，还保持着农民的身份，拿村里的工分，还是那样憨厚地笑，还是那样朴实的农民打扮，老百姓都管他叫“永贵大叔”。

一个农民，又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什么背景，怎么能当上国家的副总理？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的人都想不明白，包括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产生无数个为什么。

直到我读到了毛主席的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带领着一些理论界的笔杆子，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啃书本，系统地阅读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讨论，一边思考，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评论，也写了不少批注。

在读到教科书说1936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时，毛主席作了一个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在读完整个段落后，毛主席又评论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针对这一段落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毛主席指出: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于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就是毛主席给出的答案：要让人民来管理国家。只有人民来掌握了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其他的一切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于是有了“鞍钢宪法”。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为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写道: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鞍钢宪法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这一管理制度在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中得以正式确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就是鞍钢宪法的核心“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而不是“打工人”，也不是“被雇佣者”，工人取得了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

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些口号，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农兵管理学校”，“从工农兵中选拔技术人员”，“工农兵占领舞台”，他让领导干部与人民结合，他让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仔细想一想，这都是毛主席让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思想的一种实践。

　　让人民管理了国家，还是要保持人民的本色。

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他仍然要拿大寨的工分，每天工分值1.5元，省里每月给他补助100元，国务院每月补助36元，这就是他当副总理的全部收入。

　　另一位纺织女工出身的副总理，叫吴桂贤，拿的是她的原单位西北国棉一厂的工资，每月76元。当时政治局开会或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就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谁都知道，她是心痛茶水钱。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同陈永贵握手时说:

　　“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陈永贵与吴桂贤实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让工农兵占领舞台，解决人民的掌权问题，让人民成为国家的管理者，成为国家的主人，是毛主席参加革命的初心和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

　　1919年8月4日，毛主席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即喊出这样的口号：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其后，毛主席走上了人民革命的道路。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成立“民众政权”，行使权力的机构是“工农兵代表会”。在红军中建立各级“士兵代表会议”，军队的性质是为人民打天下，是一支名副其实的人民的武装。

　　毛主席领导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其最终的目的无不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一个人民大众组成的国家。

　　这个目标实现了，社会叫新社会，国叫新中国。

　　1954年，我们的新国家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章程，史称“五四宪法”，它规定了这个国家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它规定了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这是人民革命取得的一项最伟大的成果。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审阅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关于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他在文章里写道：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人民“统治这块地方”，让毛主席多么期待和兴奋啊。

陈永贵晚年的时候曾说过：

　　“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毛主席捧得高高的不只是一个农民陈永贵，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他一直在试图让人民管理着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因为他认为管理国家是“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主席让“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和实践，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