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资本比较弱小，为什么从孙中山到毛主席还要“节制资本”？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受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打压，中国的民族资本比较薄弱，薄弱到承担不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反而主张“节制资本”，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毛主席也持有这样的主张。

孙先生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宣言称：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孙中山先生的这一主张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主张不谋而合。

毛主席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进而指出：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毛主席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对于经济问题的这一主张，他说：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毛主席在1949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全国胜利后较长时期的经济政策，他说：

“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全国解放以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仍然坚持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执行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毛主席于1950年4月12日在审阅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时作了多处批语，即体现了当时阶段需要坚持的政策，他说：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自1951年底开始，国家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主要目标是针对党、政、军、民内部的干部的，但在运动中发现，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甚至一些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国家又配合“三反”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五种行为被毛主席称为“五毒”，去“五毒”，对私人资本是一次有力的打击和节制，灭了资本家的威风，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针对部分违法资本家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甚至找理由报歇业，辞退工人诸如此类的情况，毛主席作出批示：

“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但新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人终究还是要向着自己的最高纲领前进的，那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自1953年开始，毛主席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于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赎买等和平方式，通过三年时间，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转变。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造和转变？它的实质是什么？毛主席对此进行了说明：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节制资本”当成自己的革命纲领，限制私人资本对民权的得而私，限制对国计民生的操纵，以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则更进一步，把私人资本悉数改造为国有资本。他们并非看不到资本对发展经济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但他们也深知资本的天性，深知资本如果不加节制，必然会走上操纵国计民生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孙中山、毛主席这些革命先驱从社会规律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就是“节制资本”，尽管孙中山囿于阶级的局限性无法将这一主张付于实践，但并不妨碍这一方向的正确性，它在毛主席手里实现并大大向前发展了。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申明“节制资本”，他预见性地指出：

“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无论是孙中山先生，还是毛主席，他们在资本力量尚小的时期就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为资本划定红线，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是为中华民族的“为之计深远”，是了不起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