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

“朋友圈”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现在“刷朋友圈”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须臾也离不开了。

　　如果把“朋友圈”这个东西放置于历史中，谁会是“朋友圈”最大的那个人呢?

　　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毛主席。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朋友都遍天下了，还不够大吗?穷尽历史，屈指一数，无出其右者。

毛主席善交友。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就认为“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人称“毛奇”。

1915年9月，他给好友萧子升写信，表示“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他做了一件张贴“征友启事”的奇事，往长沙各校广交好友，一时引得议论纷纷，其中有“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之语，有人便猜测这人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找女朋友啊?其实毛主席是来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的。1915年11月9日，他在写给一师教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 毛主席的“征友启事”得到了响应，由开始的几个人到后来的几十个人，他的周围逐渐云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青年，这些青年成为后来新民学会的核心力量，一起“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进而“改造中国与世界”，后来一部分会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自师范毕业后，毛主席眼界不断扩大，他不断寻求更广泛的联合，迎接和传播世界革命的新思潮，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远大理想。

　　1919年7月14日，他创办了《湘江评论》。身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创办到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短短的一个月里，他发表文章41篇，在“创刊宣言”里，他说：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他积极撰写文章，号召“民众的大联合”，他说：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在当时的中国，黑暗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没有联合，就不可能打破黑暗势力对中国的统治。毛主席指出的民众的大联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和唯一的出路。这样必然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大联合呢?别无他法，那就是找朋友。

　　中共成立初期，也是在努力地寻找同盟军的，但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注意跟国民党合作，一种倾向是只注意工人运动，而这两方面的力量是不足的，在一个封建的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农民才是占大头的力量。毛主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了寻找朋友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正确的方向：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主席找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即土地革命战争，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团结友党、友军、国际友人成为新的任务。

　　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毛主席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和群众做知心朋友，和群众打成一片，他讲起了自己的感情变化的经验，他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同时，毛主席也非常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他说在中国人民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把我们当成弟兄看待的是苏联人民：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这还不够明白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毛主席曾在中共七大上总结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他又对这个政治路线进行了通俗地说明：

　　“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 空军司令。 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 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从1919年毛主席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到1949年推翻中国黑暗势力的统治，三十年的时间，毛主席用这个“大联合”的法宝，最终实现了他改造中国的远大政治抱负。现在有人对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仅仅支撑了三年时间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那么大的力量，又有美国的强大支持，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毛主席手里有“民众的大联合”这个武器，人越打越多;而蒋介石不懂，他以为抱上美帝的大腿就好办了，而其实正好相反，人民不买他的账，他的人越打越少。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这就是毛主席的“民众的大联合”的作用。

　　世界黑暗势力是不甘心退出中国的舞台的，它们封锁，它们在周边插刀子，它们武力威胁，它们一有机会就要给你点难看。打破这个局面，毛主席用的是“近守远交”，就是要交更多更多的朋友，用世界的“大联合”，攻破围堵中国的高墙。

　　1954年9月15日，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国家的总任务：

　　“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毛主席早在抗战时期曾在跟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合作要有纲领，要有原则，“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中国制定了这样的纲领，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表示“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说：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 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

　　1959年5月15日，毛主席会见智利政界人士，他说: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

　　1961年8月18日，毛主席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等，他说：

　　“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

　　毛主席为中华民族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和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传到北京，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交到这么多的国际朋友?他很富吗?非也!他能比得上美国富吗?我们还是从中国代表团长乔老爷的发言中找一找答案吧：

　　“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毛主席用的是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他认为“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他用这种道义之交，建立起了一条“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了世界人民的“大联合”，最后连那些热衷于对中国搞孤立搞封锁的国家都坐不住了，纷至沓来，向中国修好。这是“道行天下”的力量，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恐怕只有毛主席能够开创出来了。

　　毛主席与人民交朋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毛主席与世界国家和人民交朋友，解决了中国走上世界的大问题。

　　毛主席的“朋友圈”很大，大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毛主席的“朋友圈”很广，广到它容纳了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毛主席的“朋友圈”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因为他圈里的朋友占绝大多数的是咱们老百姓。

　　毛主席时代有一首叫《亚非拉朋友手拉手》的歌曲家喻户晓，歌词是：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

　　朋友们来自远方。

　　亚非拉朋友手拉手，

　　友谊的歌儿高声唱。

　　火红的太阳放光芒，

　　朋友们欢聚一堂。

　　小小银球连四海，

　　友谊的花开万里香。

　　这首歌好像是1973年在中国举办的亚非拉国家乒乓联谊赛开幕式上的主题歌，歌词很简单，比较直白，但也能从中感受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那种局面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