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

　　“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

　　二十四岁的毛主席在满分作文《心之力》中写下了这句话。

　　在封建制度统治下过生活的中国人，个性是被压制的，尤其是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在重重压迫之下，中国人苦不堪言，中国人简直个性尽失，那便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愚弱、麻木的看客，那些被压迫的了无生气的脸孔。

“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青年毛主席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他在对会则的解释时强调学术要有批评的精神，注重“我”和“个性”，他写道：

　　“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

　　“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后来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的毛主席，无论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军民建设等方面，无不把个性的解放当成必不可少的大事牢牢抓起。

　　在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着力解决了军内、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坚决废止军队里长官打士兵的肉刑问题，他分析了肉刑产生的历史根源：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

　　毛主席指出：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军队里面存在的肉刑问题，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毛主席把红军改造成了一支个性化鲜明的人民军队，在这支军队里，“官兵一致”是最突出的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曾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提出全国友军应该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这一经验做法，他说：

　　“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937年8月，毛主席继《实践论》之后写下了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他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关系，他指出：

　　“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次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要求必须不断学习，学而不厌，在学习中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他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演，他提出了新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定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他称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赞扬道：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如此高，他看中的是鲁迅“最可宝贵的性格”，个性，不奴颜，不媚骨。

　　1944年8月31日，毛主席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写信，探讨一篇社论的修改问题，他在信中说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他说：

　　“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对于有人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的怀疑，他说：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在口头政治和大会结论中，又专题论述个性与党性的关系。

　　他说：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

　　在“七大”的结论中，毛主席对党性与个性更是做了深入的解析，他说：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 没有个性的。 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

　　“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追求个性解放的共产党人，他们自身无不具有个性的魅力，他们也建立起了个性化的解放区。

　　毛主席曾在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这样描写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这是以中国人的个性解放为己任的毛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那个样子。

　　个性的中国出现了，解放了个性的中国人向世界展现着自己的不同。

　　解放伊始，中国人民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最强大的侵略者硬碰硬，毛主席无不骄傲地说：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1958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改变作风，摆脱奴隶状态，不要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要敢说敢做，他说：

　　“当面不说，背后嘀嘀咕咕，这最不好。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交出心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副书记以上约一万人的范围内，把沉闷的空气冲破一下。”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阅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关于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他高兴地说：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11月28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针对国际上一些国家、一些人对人民公社的反对声，他说：

　　“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毛主席那个时代，人们听到较多的一个词叫“革命”，教育要革命，文化要革命，也许现在说起来会有人感到不可理解，怎么那么多革命嘛？实际上之所以那么多革命，是与毛主席追求中国人民的彻底的个性解放分不开的，革命是手段，不打倒阎王，解放不了小鬼，不通过革命这个手段，人民的个性解放不会天上掉下来。

　　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二十六届大会主席马利克和五十七个国家代表在联大会议上争相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其中非洲国家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特伦斯讲了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经过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精神——它倡导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新生活法则。”

　　他提到了“中国的精神”，他还提到了“新生活法则”，而这些新名词不是凭空在一个外国人的头脑里产生的，它是获得了个性解放的中国人所焕发出来的新精神面貌和巨大的创造性在那些外国人的头脑里的反映。

　　在新媒体“头条”上，经常看到各色各样的老照片，我也收集了不少，有旧中国的，有新中国的，不用认真地去做对照，就会产生明显的视觉差异：旧中国照片上的人啊，一如鲁迅笔下的人物，表情木然，目光空洞，衣衫破旧，形体枯槁，精神萎靡；而新中国照片上的人呢，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笑逐颜开，干劲充足，精神饱满，一看就会给人一种新旧两重天的感受。

　　每当我翻看那些旧照片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他为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所做出的非凡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