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革命的文化运动”应对文化侵略

　　什么叫文化侵略？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与他人合写的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课本是勾勒出了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手段和过程，他将之称为“血迹斑斑的图画”，这图画除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还有“文化的压迫手段”。他写道：

　　“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文化侵略的主要功效在于奴化，它能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认同侵略者的价值观，放弃抵抗，从而巩固侵略成果，达到永久侵略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就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侵略方策。

　　他们费尽心思地搞了一个“大亚细亚主义”，认为亚洲是一体的，“同文同种”，应该“合邦”，不能让西方人来染指，日本语应该成为“亚洲第一语言”，在亚洲推行日本国的“文明”。他们侵略中国，嘴上可不这么说，他们说是来帮助中国驱逐西方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皇道乐土”。他们非常重视“在支文化事业”，所到之处，造神社，办刊物，“兴”教育，他们兴的是“皇化教育”，让学生学日语，给学生和民众灌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这些东西。日本人搞的“文化事业”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蔚为壮观”的“二鬼子”、“假洋鬼子”、“皇协军”群体，最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就认同了日本人的“大亚细亚主义”，搞起了“大亚洲主义”汉奸理论，建立了伪政权，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忠实工具。如果没有“在支文化事业”，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区区几个人，是根本无法实现对中国、对亚洲的控制的，正是他们的文化侵略，衍生出被侵略对象的“汉奸文化”，培养出大量的“奴才”，以华制华，日本的铁蹄才可以踏遍大半个中国。

　　对于日本的文化侵略，毛主席是用“革命的文化运动”进行对抗的。

　　1939年12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要求我党我军要高度重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要“争夺”知识分子，他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特别强调文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和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文艺工作的目的是：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主席是靠着这两支军队打仗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亚细亚”的美梦破灭，它的“支那文化事业”也随之破产，而曾经的“大亚洲主义”汉奸理论也“树倒猢狲散”，成为历史的笑柄，被中国人民永世所唾弃。

　　这之后，中国爆发了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一次“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彻底卸却了被内外反动派奴役的命运。

　　到了该揭去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画皮的时候了。

　　在美蒋即将败退中国大陆的前夜，美国人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洋洋洒洒，叙事纵横一百多年，不乏为自己请功摆好、涂脂抹粉之语。

　　对于美国，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是心存幻想的，是不死心的，甚至是有着美好期待的。毕竟，美国人更擅于迷惑，文化侵略的手法更高明一些。

　　毛主席对于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件进行了系统的评论，连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系列文章，其中大量对美国文化侵略的揭露和批判。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主席写道：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里，针对艾奇逊所说的一大堆“友谊”，宗教、慈善事业、文化方面，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等，毛主席进行了逐一驳斥。他写道：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毛主席揭示了“美国老爷的逻辑”的本质，所谓的“友谊”，其实全是“侵略”。

　　解放后，中国人整体上是站起来了，但长期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造成的精神矮化症并非一朝一夕所能痊愈，毛主席要治理做奴隶做久了的后遗症，给中国人注入一种民族信心和民族精神。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了中国人的这条缺点，他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 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 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8年7月20日，毛主席在会见非洲青年代表团时说：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 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改变了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也就是“和平的转变”。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他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第一次做出评论，他说：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1959年12月2日开始，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美国的和平演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警示，他说：

　　“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

　　在1959年12月4日的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这是第一手，第二手是：

　　“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1960年6月21日，毛主席阅读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所著《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一书，这本书有一个重要论点是：西方要注意外界的发展，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观点，他批示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也读一读，说：

　　“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主席对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保持了相当的警醒，他采取了防范于未然的措施，锻炼和教育了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打了预防针，让中国人增强了对“病毒”的免疫力，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空前增长，构成了防范“和平演变”的坚固长城，文化侵略在中国的大门前硬是无隙可乘，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