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毛主席却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谈起中国给予冈比亚的外援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

　　“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毛主席说这段话的时候，中国跟苏联还僵着，跟美国的关系缓和了，毛主席在这里说的“伞”是什么呢?当然是苏联人撤走专家想卡我们脖子的东西，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东西，不会是什么桌子椅子之类的东西，能够称得上“保护伞”的，恐怕是什么尖端武器吧。

对于这样高技术含量的“伞”，美国不但不对中国禁运，技术封锁，反而主动要卖给我们，或许美国人会以为我们求之不得吧，没料到却被拒绝了，毛主席摆摆手说：谢谢，我们不要！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民族的自信和底气，那些尖端的东西我们已经几乎到了没有什么不能造的水平了，我们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好自己。

　　这份底气来之不易，它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自力更生史。

　　旧中国的时候，工业非常落后，重工业谈不上，轻工业也很了了，技术更是一穷二白。中国是西方国家日用工业品倾销的国家，洋碱(肥皂)、洋伞、洋灰(水泥)、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老百姓的这些称呼，足见过去是怎样的一种工业境况。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基础依旧非常薄弱，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

“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和梦想。

　　1949年12月，刚刚建立了新中国的毛主席，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出访苏联的旅途，除了签约，他要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一看，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

1950年3 月 3 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

　　“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从1953年开始，毛主席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本转变。在毛主席的认识里，只有通过这种改造和转变，“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新中国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号角，尽管基础薄弱，但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平平常常的工业化，而是要在高起点上赶超欧美老牌发达国家，这种雄心壮志注定意味着异乎寻常的付出和牺牲，也意味着必将走出一条“当惊世界殊”的非同凡响之路。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审阅罗瑞卿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毛主席对这个报告作出了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聂荣臻汇报后，毛主席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1964年12 月13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关于“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部分，他加写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新技术，打破常规，技术革命，技术改造，大力协同，这样的词语，不仅仅是挂在嘴角的时髦词汇，而是付之于实践的切实的行动。许多重大的新技术项目，只有大力协同才能成为可能。也只有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才能成为可能。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才具有这方面的天然优势，才具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大能力。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新中国屡屡抢滩世界高科技领域，令世人刮目相看。计算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大飞机，到七十年代，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中国在刚刚结束大规模战乱，在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的恶劣环境下，已经从一个只能制造桌子椅子的农业国，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工业国了，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在技术上接近或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样成就还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堪称人间奇迹。

　　1975年7月，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报告关于“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这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重估：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购进资本设备和知识。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

　　(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

(2)创造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

(3)动员国内履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

　　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它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美国一直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一直都在根据中国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自力更生的，在技术上能够很大程度上摆脱外国依靠的中国，已经引起了美国深深的不安，它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和认真对待了。它要做的，它最想做的，当然是打破中国这种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一个不依靠外国技术和经济支持的大国，才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和威胁。然而在毛主席的时代，他们毫无办法。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高达75%以上，而且门类齐全，尤其在航空航天、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高端领域，技术水平一点都不逊色多少，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或追平了西方国家。比如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运十”大飞机，它的性能和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于当时美国已研制成功的波音707;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5年成功开发出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就基本达到国外同期水平;1979年研制的HDS—9计算机每秒运算500万次，是美国1972年的IBM 370-168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两倍;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化之路，把中国打造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创造性大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一项项独创性的科技成果纷至沓来，成了新中国厚实的底气的源泉，当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的时候，毛主席才会自信地说出“我们不要”的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