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自学经历奠定了毛主席人生目标的选择

毛主席一生饱读诗书，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图书馆的阅读，他非常看重图书馆的自学经历，因为图书馆不但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对于他人生目标的选择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12年，毛主席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他不喜欢这个学校，他觉得学校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他决定自学，于是他离开了学校，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在这里让他眼界大开，近乎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后来他多次提到这段经历。

1936年，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顾了那段日子，他说：

　　“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騒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1951年7月，毛主席在同朋友周世钊、蒋竹如等一起交谈时，又说起了当年自学的经历，说起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产生的对社会的思考，他说:

　　“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

毛主席是个知识储备极度丰富的人，他的文章，他的报告，他的演讲，他的诗词，他的谈话，不仅富有思想，而且妙趣横生，涉猎广泛，社会、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经济、自然，信手拈来，水到渠成，全无一丝生硬和牵强，这种修为，缘于他的领悟，更缘于他的嗜书如命。

　　毛主席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小的时候，看到书，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吃个不停”;直至暮年，他也是手不释卷，有一次他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1975年，他的眼睛患了病，看不得书了，便请了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读书给他听，选读的都是《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一边听着，一边还不忘点评一番。从芦荻那儿了解到北京大学不开诗词曲赋课，学生没有这方面的书读时，他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毛主席曾开玩笑说：“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拥有政治学博士头衔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说：“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读书多自然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对于毛主席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是他获取知识的场所，更是他树立人生大目标，甚至于起到了改变他人生抉择的转折作用。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出路，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主席到了北京，经老师杨怀中的引荐，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给了他图书佐理员的工作。尽管这个职位很低，以至于来图书馆读书的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屑于跟他来往，但在这里，他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认识了一些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在这种新思潮的引领下，毛主席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思潮的领军人物密切互动，有机会“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主义书籍”，象《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些书籍，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从图书馆中获益匪浅，他也非常注重图书馆在传播新思想、倡导新生活中的作用。

　　1919年，他在为北大问题研究会拟就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说：“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研究会所要研究的第一项是教育问题，其中一项是“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

　　1919年，他拟在湖南建立半工半读的新村，为此草就一计划书，名为《学生之工作》，其中对新社会的种种进行了多项举列，“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公共图书馆是他认为的“著者”，是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1920年，他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书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单位建立业务关系，“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

　　1921年，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大学采用自修的教学方法，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学校设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经、史、子、集、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教育、政法、经济、美术、外国文、历史、工商、杂著、地图、杂志等类书籍，还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各类进步书刊，开阔了青年视野、活跃了自修学员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

　　1936年10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中共中央将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改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出版鲁迅全集等。193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 迅逝世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他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毛主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读书，常常要跟图书馆打交道，每次外出考察，他都要开列书目，带书随行，有时数量达十几二十箱之多。每到一处，他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索借方志等资料。为了方便毛主席借书，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还特意给他制作了编号第一的借阅书证。他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馆借阅的图书，种类数以千计。

　　图书馆是毛主席求知的需要，也是思想升华的需要，是探求真理的必由之路。毛主席通过图书馆这一渠道，获取了大量间接经验，满足了直接经验的不足，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结构。1958年6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刊载有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两名青年技术人员坚持跑图书馆，最终攻克科技难关的事迹，毛主席阅后批示：

“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 列宁为了批判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1961年3月23日，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

　　图书馆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栖息地，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地，存放着开启人类文明进步的密码。毛主席从图书馆中孜孜以求，汲取了丰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和营养，储备了无穷无尽的精神武器和能量，找到了一条改造社会的光明之路，他从一个被人轻视的图书管理员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图书馆在毛主席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是很看重这个工作的，据说，为了能留住胡适这个文化名人，毛主席早在1947年12月就曾提出，如果胡适不走，就让他做北平图书馆馆长。解放军围城后，一个地下党学生曾对胡适说，延安方面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会用我吗?”胡适还是走了，有人说胡适可能觉得这个职位低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太不了解毛主席了。1957年6月，毛主席听说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的顾问冒鹤亭来京探亲，即于30日夜晚派车接冒鹤亭进中南海会晤，对冒提出的“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主席右手搭着胸口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牢记在心上。”送冒鹤亭上车的时候，毛主席拿手遮住他的头，怕撞到车顶。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主席对于图书馆是多么尊重啊。

　　到毛主席逝世时，他的藏书已近10万册了，其中批注、圈画过的达4000余册。有学者说：“毛主席对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之熟悉实在惊人，古今中外有这么大学问的领袖实在少见。”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一个图书馆了，这里馆藏着中华民族最大的智慧，引领着人们不断去学习，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