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抵御灾荒，毛主席说：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类的发展总是与灾荒相生相伴。

人类历史，也是跟灾荒的斗争史。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灾荒大国，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瘟疫，也是灾情连连。有人研究过救灾史，说中国自商汤时期到民国时期，在三千多年里发生了五千多次灾荒，平均约六个月便有一次。厉害的时候，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甚至人相食的事情也是有的，《前汉书》里记载武帝时，“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明朝末年的河南大灾，也是“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说起明朝这个崇祯，也够倒霉的，流年不利，据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结果逼出了一个李自成，要了崇祯的命。民国1942年的中原大旱，仅河南一省就饿死、病死200多万人。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每一次的大灾，都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历朝历代对灾荒也都非常重视，有的还专门制定了“荒政”，即应对灾荒的政策，拿现在的说法叫“应急机制”，比如大清朝总结前人荒政经验，制定了十二条荒政大法：“一曰备祲;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发赈;五曰减粜;六曰出贷;七曰蠲赋;八曰缓征;九曰通商;十曰劝输;十有一曰兴土筑;十有二曰集流亡。”不可谓不全面、不完备，从备荒到救荒，从减赋到通商，米也便宜卖给你，借钱给你重建家园，该征的税也延期了，在外讨荒的人也收容下来进行安置。

可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在一家一户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整个社会是原子化的，碎片化的，散沙化的，形成不了抗灾的合力，在大灾临头之际，只能是各自飞，各寻活路，成群结队地讨荒，通过乞讨度过灾荒，而不是联合起来抗灾自救，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

　　解决大灾大难的根本出路或路径在哪里?

毛主席也在思考和探索，他找到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

194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指出：

　　“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毛主席还在大会上做了 一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的假设，他说：

“中国人民， 尤其是共产党人， 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 我们有了精神准备， 就会更好一些。 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 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 如果出现了大旱， 别无办法， 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全面改造，尤其是农业，毛主席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原因之一，提高人民的抗灾能力。他认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时有灾荒，经营方法落后，农民的生活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指出：

“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为了编写《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毛主席精心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写按语，仅按语就写了八十五篇。在《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的按语中，他写道：

“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曾刊载《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一文，在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主席将题目改为《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文章介绍了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六月遭水灾后，将社员们组织起来，大力开荒增产粮食，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并巩固和扩大了合作社的情况。受灾后要求入社的中农柯先富说：

“像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到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就有翻船的危险。”

失去母亲的十六岁贫农柯百法在入社后说：

“我从小靠娘，现生产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毛主席为这篇文章写下了这样的按语：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

　　1959年10 月 14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谈到中国的人民公社时，他说：

“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

　　“三大改造”是中国社会高度组织、高度联合、高度集体化的过程，它使中国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中国才克服了像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大灾，才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水利网络，才消灭了像血吸虫病那样几千年都无可根除的传染病，才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标杆的医疗卫生体制，规避了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灾难。

团结就是力量，人定胜天，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这些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语言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色，而这些特色，正是广大人民抗击灾难的最可靠的保证和最坚固的后盾，这是社会主义不可替代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防灾抗灾的能力不断增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同舟共济”、“群防群治”、“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来助”成为鲜明的时代文化，每当灾害来临之际，社会资源即被有效地被调动起来，全国动员，人民战争，总能让灾害节节败退，退避三舍。

　　在灾难面前，社会主义具有天然的优势，是克服和战胜一切灾害的可靠保障。

正如毛主席所说，“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毛主席的救灾思想，是中国人民抵御灾害的法宝，总会在灾害降临的时候，派上大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