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潜

牟宗三（资料图 ）

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1909年出生于山东栖霞县，1995年逝世于台北。曾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院校。其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高度，学术影响远及海外。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称：“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从1987年秋季起，设立“牟宗三哲学”课程。更有今人学者将牟氏视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巨擘、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牟宗三是1949年夏秋之间离开大陆去台湾的。此时，国民党大陆政权行将崩溃，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之际，中国学术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对新旧政权的选择。牟宗三临行前，来到广东番禺乡下的黄氏观海楼，探望隐居于此的恩师熊十力。熊先生曾认真地建议牟宗三等几位门生留在大陆，不要去台湾。观海楼的主人黄艮庸也极力劝他说：“你不能去台湾，若去了便回不来了。”牟宗三则是去意已定，答说：“大丈夫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怎么会回不来，地球是圆的，不是一下子就转回来了吗？”话虽这般说，世事终究难料，这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晤面。

因为历史的因缘，海峡两岸有过漫长的阻隔，对于前去台湾的大陆人来说，亲人难见，故土难回，泫然望乡成了无可逃脱的宿命。萦绕了牟宗三一生的，同样是挥之不去的桑梓情结。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

牟宗三是从乡间走出的。牟氏在栖霞虽为大族，但牟宗三这一支到他祖父执家时，已经衰微，耕读传家依旧保留着。牟家除了农耕之外，还经营承继祖业而来的骡马店，家道也算得上小康。牟宗三说他父亲“刚毅严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终始条理”，为人处世“最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虽是农家之人，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这样的家庭熏染，使牟宗三自幼形成了养志立身、择善而从的禀赋。他15岁时，进入栖霞的县立中学读书，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自此离开故乡，时年19岁。

一个纯朴、率真、聪颖的乡下孩子来到京城，是全新的人生体验。北大读书期间，自由兼容的学术氛围，既让他眼界大开，也让他思想纷杂泛滥。在当时学术界“科玄论战”中，吴稚晖的一篇言论，让牟宗三感受到了“生命的膨胀”，深为吴稚晖“离经叛道”的思想打动，暑假返乡时，他却受到父亲的严责。父亲一番开示如同当头棒喝，止住了他心灵的向外膨胀，避免了年轻人的轻狂与无根，让他开始走上了心无旁骛、埋头读书的学术之路。牟宗三在晚年每当忆及于此，对父教总是念念不忘。

1946年9月熊十力返汉口经上海时在学生朱慧清家与学生牟宗三等合影

真正给牟宗三一生学思有重大影响的人是熊十力。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读到了熊十力所著的《新唯识论》，后经哲学系业师邓高镜的引荐，得以见到自杭州返回北大讲学的熊十力。这次见面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变，他后来感慨说：“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从此确立了牟宗三终其一生的学术路向。自1949年牟宗三去台湾，至1968年熊十力去世，师生虽未相见，但精神的相契未曾中断。提及恩师，牟宗三曾说过：“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知我者”的唐君毅曾说牟宗三：“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年轻时的牟宗三的确是够“狂”的，他与胡适的一件“公案”，足见其人当时的性情。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凭着感悟力写出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该书第三章题为“清胡煦的生成哲学之易学”部分，是北大哲学系系刊约的稿子，文稿投出久无消息，牟宗三得知文稿正交由胡适审阅，便来到胡适的办公室。胡适对牟宗三说：“你读书很勤奋，但是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我可以介绍一本书给你看看。你可先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这本来是老师对学生的点拨，未料牟宗三却对文稿中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抗辩。牟宗三告辞后，意犹未尽，冲动之下提笔写了一封信，再为自己研究易学的方法辩解，愈发冒犯了胡适的师道之尊。

熊十力（1885-1968），牟宗三（1909-1995）

此事表面看来是师生之间的意气之争，是牟宗三的才高气傲与不谙世故，但实为两人治学方法的根本分歧。直到牟宗三遇到与之精神相契合的熊十力，使他的学术路径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渐而转向了中国哲学，才让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他与大陆亲人的离散和对他们的思念，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是无法排遣的情感伤痛

无法排遣的思乡之情

早在1932年北大求学期间，牟宗三就与原配夫人王秀英结婚，1934年长子伯璇出生，1937年次子伯琏出生。据说，1947年，牟宗三任教中央大学时，曾托同乡好友回栖霞把母子三人接到南京，时逢家乡正在进行土改复查，时局动荡，主持家务的二哥牟宗德害怕因此牵累牟家老少，不予应允，自此他便逐渐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1年后的1958年，牟宗三在台湾与赵惠元女士结婚。他与大陆亲人的离散和对他们的思念，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是无法排遣的情感伤痛，甚至在垂暮之年，有时也会悲情难抑。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应邀去一个学术会议讲演，忽然说道：“我民国三十七年就逃难到香港，40多年还是在逃难，没有停止。因为我无家可归，我原籍是山东栖霞县，但山东栖霞县人不承认我，因我没有户口……我仍在逃难，实为可悲。”

这是飘泊半生的人内心情感井喷式的倾泻，让一个有着顺适平和风范的儒者也无法消解。

1960年，牟宗三离台赴港，应香港大学之聘，讲授中国哲学。此后，又转任香港其它大学执教。到七十年代，除少量的时间返回台湾讲学之外，香港成了他后半生的寄身之所。香港是中国人的土地，当时的治权却在英国人手里。那种“寄人篱下”的错乱之感，对一个离乡漂泊的知识人，尤为刻骨铭心。香港与大陆虽然一河之隔，政治的“铁墙”却切断了民间的联系。牟宗三来到香港后，北望故乡，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其实，远在栖霞的亲人也无时不在牵挂着他。1960年的一天，牟家收到一封信，信件是中国科学院的武元亮寄来的，他是牟宗三在大陆时的学生。信中没有说牟宗三在何处，只是留下地址，嘱咐说牟家有事可去找他。年底，牟宗三的长子来到北京找到武元亮，武告诉他，牟宗三现在香港，其它详情也不甚清楚，但答应尽快帮助联系。不久，武元亮传来信息，说他已经与牟宗三有了直接联系，并近况很好等等。牟家的两兄弟立即给武元亮回信，并请他向父亲要一帧照片。

又过了一段时间，牟家又收到武元亮寄来的信，信中夹有一个字条，短短四行半字，这是牟宗三托唐君毅转至武元亮，再由武元亮转给牟家的。这封短函，牟家一直珍藏，经历了十余年来的杳无音信，忽传家书报平安，岂不价值万金。这可能也是世上最为“怪异”的家书，信中聊聊数语，仅是问候家人安好并让家人勿要牵念，至于孩子索要近照事，只说便中寄去。落款没有时间，只有“宗启”两字。或许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可以体味其中的奥秘，一封海外的飞鸿，就可能惹来意外的麻烦。

不幸的是，1963年，武元亮去世，牟宗三与家人唯一的联系通道断了。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牟宗三和家人才有了联系，大陆的子女为了赴港探父，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给了不少帮助，尽管廖翁于1983年仙逝，1984年3月，牟宗三的次子及长孙终于获准赴香港，陪伴了牟宗三一个月。离开时，牟宗三还把一枚获奖得来的戒指，让儿子捎给栖霞老家的原配老妻。此时，距牟宗三1937年最后一次返乡，父子相违，已经过去47年。政治风云的变幻导致的骨肉分离，虽令人心痛，却又阻不断人间亲情。稍后，牟宗三的长子也去香港探望了父亲。在牟宗三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陆上的两个孙女轮流去台湾陪伴侍候他，一直到他去世。他除了视学术为生命，亲情是他晚年最大的慰藉。

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他的思想，开始“还乡”

寄望于用文化融合两岸

随着大陆的开放和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日益增多。1991年8月，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在大陆首次出版。同年10月，山东大学主办了“牟宗三与新儒家”学术研讨会。此后，牟宗三更多的著作得以在内地出版，对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新儒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不衰。对牟宗三来说，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他的思想，开始“还乡”，这也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牟宗三去世后的1998年，两岸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两岸三地及众多国家的近百名知名学者与会。特别是牟宗三的弟子们更是激动，他们说：儒学发源于齐鲁，也是牟先生的桑梓之地，来山东参加这次盛会，自然有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学生，也是陪随牟先生的精神和在天之灵“回家”——回牟先生的家，回儒学的家，回中国文化的家。

牟宗三少小离乡，飘泊不定，但却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儒学的“花果飘零”到现代儒学的返本开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如孤臣孽子，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艰难苦斗，终至完成了自我救赎与革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极富中国智慧的、能与西方任何学术流派相媲美的哲学体系。牟宗三作为其中健将，学者王康说他是“上通道德本体，下开人间现象；方继孔孟心性义理，外接康德形上哲学；三统并立，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他有这样的成就，是缘于中国文化之深远根脉。牟宗三晚年曾说过，新儒家的思想要发展，希望在大陆。这份希冀，寄托了对生他养他的故土之爱。

桑梓情结还体现在牟宗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虽走遍南北，开口说话依旧是改良后的胶东腔调，一日三餐最爱的仍是山东的口味，生葱、大蒜一样不少。讲学著文，常常拿“山东”这个地理名称或举例或说事。一次演讲，牟宗三谈到自我认同问题，他说：“我们住在台湾的中华民族的人，要如何认同自己？山地同胞是土著，其他皆从大陆上迁来，播迁又分为几个阶段，为什么台湾会发生认同问题，而大陆上却不发生？山东人是山东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人，他们在认同上不发生问题……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种说法是通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种说法就不行。”可见，“中国”在他的心中，永远是最重要的。

晚年的牟宗三，对国家的统一问题，时刻挂怀于心。一生爱看京剧的牟宗三，有一次看完戏，在与众人谈及两岸前景的话题时，用他特有的牟氏幽默，冒出一句：“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京剧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

念兹在兹，中国是牟宗三一生的情感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