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首位华人关长

他是第一位就读哈佛大学攻读法律的中国人

他的长女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性高官

年轻时的张福运

张福运是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首任华人关长，任内主持收回了失去近百年之久的中国关税自主权及海关管理权。作为烟台籍著名人物，这位曾对民族有卓越贡献的人，在故乡尚少有人知。

1983年，93岁高龄的张福运先生在美国旧金山走完传奇一生。他的长女张之香，又续写了张氏家族的传奇，1989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性驻外大使。

张氏父女两代人均出生于烟台，又从烟台走出，在辽阔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负笈美国哈佛

根据已知的史料，我们目前对张福运早年生平及家世还知之不详。

1890年，张福运生于烟台福山，童蒙时先在私塾受教。

他出生时，烟台开埠已近30年，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到19世纪末，开放程度与城市发展已颇具规模，许多方面领风气之先。张福运的父母思想开明，他12岁时，即送入美国长老会教士创办的烟台毓璜顶英文学馆学习。

英文馆教员多为外籍，开设的课程有：数学、格致、史地、化学、英语等学科，采用英文课本，学子们的英语程度普遍较高。当时，清政府尚未废除科举，一般富裕家庭将自己的子弟送入教会学校，须有相当勇气和眼光。

1910年，时年20岁的张福运考取庚款留美预备班，进入清华学堂。

按照清政府学部颁发的《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要求报考学生“均须身体坚实，体格完全，身家清白者”，“均须自量能力志愿，不至中途辍业者”。1910年7月21日进行初试，初试内容为中文和英文，400余名考生是各省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有272名考生进入复试。

在按成绩排列的复试名单上，后来成为学术大师的胡适列第10位、赵元任列第24位、竺可桢列第137位，张福运列在第3位。

复试内容极为广泛，进行了4天，主要是西学范畴。科目有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希腊史、罗马史等十余项。8月初发榜时，张福运未能进入直接赴美的70名学子名单，只考取了游美肄业馆高等科，也就是所说的“留美预备班”，而初试名次列在张福运之后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则考取了直接赴美留学，此为庚款赴美第二批留学生。

1911年夏，张福运考取了第三批庚款留学生，走进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选学国际法。这是第一位就读于哈佛攻读法律的中国人。

学成归国报效

走出烟台的张福运是一个怀揣强国之梦的人。

他的女儿张之香曾回忆说，张福运赴哈佛大学深造之前，曾一度考虑学习银行学、经济学或德语，但最终改修了国际法学。他最初的动机是想知道如何去抵制德国人对山东的殖民。张福运对家乡的先贤、罹难于庚子之乱的晚清大臣王懿荣崇尚有加。在他看来王懿荣忠君报国的儒家风范，是传统士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

张福运和家人在一起

当时，中国的这一批新式青年，到西方国家或日本接受教育，试图用西方的制度来帮助国家摆脱外国殖民统治，洗去百年之耻乃是一生所求。他们生逢忧患，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法外治权，有着最痛彻心扉的体验。

1917年，张福运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即从大洋彼岸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讲授国际法，培养国家所急需的法学人才。

巴黎和会之后，列强之间利益分配尚有未能解决的议题，特别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导致利益冲突加剧。美国首倡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北京政府也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从1921年11月一直开到1922年2月。张福运因其国际法专长，受命任中国代表团秘书，这是他学成归来首度担任政府公职。

中国问题是这次国际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税自主、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等议案均被否决。在中国外交人员的力争之下，会议签署的《九国公约》中确定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规定所有国家均得以相同条件对华进行贸易。列强虽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国耻”的帽子依旧没有摘掉。

参加这次旷日持久的国际会议，张福运真实体验到了“弱国无外交”，也就此坚定了他日后为国家争回主权的信念。

张福运归国后，在上海见到了友人高恩洪。阅历丰富的高恩洪是蓬莱人，前清时留学英国，此时担任开府洛阳的吴佩孚的顾问，他提议张福运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并向其通报华盛顿会议的有关情况。张因此见到了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将领。

张在洛阳停留三日，吴佩孚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晚年回忆说：“吴佩孚是一个廉洁、开明的将军。”

一次直奉战后，北京政府重新组阁，高恩洪出任交通部总长，张福运被任命为交通部航政司司长。

当年11月，张福运因公务前往上海，拜会了当年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宋子文。

此前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北伐夭折，孙中山只得逃离广州，正与宋子文等人避难于上海法租界。张福运对孙中山渴慕已久，向宋子文提出拜见孙中山的请求，随后，他如愿以偿得以同中山先生见面。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给张福运的忠告是：不应该做一个官僚，而应该参加革命。

张福运在与孙中山会面后，曾有推动孙吴实现合作的设想，以在一个立宪政府之下实现统一。在当时的政治变局中，确有不少有识之士，如蔡元培等人，就曾为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积极奔走，孙中山甚至派辛亥元勋徐绍桢前往洛阳洽商。但吴佩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蒙古等问题对苏俄毫不让步，“孙吴合作”无疾而终。

张福运虽任北京政府交通部的要职，但在各派政治势力激烈争斗的情势下，很难有所作为。1923年，设在北京的交通大学改组，北京校区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张福运出任了改组后的北交大第一任校长。

他在校长任上的作为可圈可点：校园设施大有改善；为鼓励学术研究，设立了奖学金制度，赞助优良者出国留学，还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这些努力，为大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年张福运

实现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海关被动完成了向现代海关的转型，同时也失去了海关的行政管理权。

对中国丧失关税自主，除了归咎于满清政府的昏聩和西方列强的欺凌，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实行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能够承担现代海关管理的人才所致，只好拱手让给洋人办理。中国人自然不甘心将海关主权拱手让给外人，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仁人志士进行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努力。

1926年，国民政府进行北伐的同时，昭告世人：中国将要施行关税自主。1927年1月，张福运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出任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权及改革海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

张福运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海关的第一位华人关长，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做到海关副总税务司的职位。

当时的海关是由中国政府雇佣的奇特机构：人事任命皆由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说了算，而高级雇员大部分来自英国。张福运决定先从改革海关体制机构入手，最终将其纳入了政府管理体系。此时，原任总税务司安格联被解聘，随后由颇受国民政府认可的梅乐和接任。张福运采取的办法是，与新任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协作，召集了一个海关改革五人委员会，对海关工作进行评估，研讨海关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有12项提议获得批准。如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享有均等机会；中外职员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中文秘书；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废除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等等。

改革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税收获得大幅增长。

在关务署成功实施了国有化之后，张福运又开始将精力移向关税自主的谈判。

首要问题是制定出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在他积极的运作下，关务署成功调整了关税税率。这一税率早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就已经提出，其后在1925年北京关税专门会议上曾达成一致，但始终未获批准。接下来的工作是就中国关税税率问题与各国进行艰苦的谈判。1928年7月，中国政府率先与美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其后又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或“关税条约”。到1930年，日本也同意签署了《中日关税条约》。新税则规定了不超过12.5%的新关税税率，所有关税均由海关征收。

到193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至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在被外国人操纵了近一个世纪以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就在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及海关行政管理改革初见成效之时，张福运因不满宋子文的处事方式，于1932年辞去了关务署署长职务，转至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

张福运致宋子文函

尽管张福运与宋子文发生了冲突，但两人并未“割袍断义”，后来彼此又有良好的合作，这是那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所共有的一种学人风范。抗战期间，宋子文设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亲任总经理，张福运则任他的特别助理，在美国代表宋子文具体负责公司全部事务。此后又担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法律与经济委员会代表。

194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力邀张福运回国再次出任关务署长职务，而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坚决不放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张福运随宋子文赴俄国谈判。当他数月后回到重庆时，已被再度任命为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苏浙皖区敌伪财产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关务署署长这一重要职位的任命，张福运晚年是这样说的：“这一任命既让我感到意外，更不合我心愿……重返自己十多年前的工作岗位实非良策。”但是国民政府的许多要人均认为，凭借张福运的才干和经验，可以让饱受日寇蹂躏百废待兴的海关重回正轨。为此，张福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作为从一个海滨小城走进清华学堂，又从清华走到美国著名学府的中国学子，张福运不仅接受了现代法学的熏染，还始终怀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因缘际会，又以学者身份踏上从政之路，使他具有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不同于一些名利熏心的政客。

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有留学背景后来从政的人，属于近代中国重要转型时期不可缺少的技术官员，按照日本学者久保亨的评价说：“为巩固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他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张福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张福运晚年曾接受过费正清的录音采访，谈及中国海关改革与关税自主问题时，他有如是说：“很简单，中国只是在主张它应得的权利。”

张福运一生当中虽在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中任过许多要职，但他向往知识，不贪权势，不恋高位，一生都未加入国民党，努力保持独立的人格，他的行谊体现了典型中国文人的气节与操守。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自上而下的腐败，正加速着这个政权的崩溃。海关更是党政军权贵们与政府机构沆瀣一气的重灾区，走私活动猖獗，海关职员收受贿赂，贪腐成风。更让张福运不堪的是，军统等情报机构对海关事务的干预和骚扰，于是他毅然于1949年再次辞去关务署署长之职。

张福运晚年回忆说：“1928年我收回海关的权利，尚有人民和政府作后盾；二战后，面对特务机构和军队的种种企图，已无政府的支持。由此，我不得不承认，我个人的能力已是山穷水尽。”这也可以解释他没有追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在年逾花甲之龄选择了去国离乡，举家迁往美国。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家国情怀浓烈的张福运虽然没能叶落归根，但在1978年，耄耋之年的张福运转道北京，携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烟台，做短暂停留。

更令人欣慰的是，他的第二代人、长女张之香女士延续了父亲的家国之梦。

这位出生于烟台，9岁便到美国的小女孩，在加州大学读完大学，再考入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张之香毕业后从国会职员做起，冲破了种族的樊篱，打破了女性从政的幕墙，1981年被美国总统里根任命为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是当时在美国获得最高职位的华裔。1989年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驻尼泊尔大使，达到她事业的顶峰。退休后，张之香女士于1998年，创办“中美教育基金会”，致力于美中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每年往来于大洋的两岸，将一脉薪火源源不断地传承回故里。这也许是张福运先生另外一种方式的叶落归根吧。

文 | 杨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