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县长郑贤文

钟式金 金仕善 郑良友

郑贤文（1939—2012）麻城市乘马岗镇得胜寨村郑家冲人。幼家贫。1950年入小学读书后任少先队大队长，1955年加入青年团，1961年在麻城一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分配在中共麻城县委办公室工作。后任麻城棉纺厂党委秘书、五七干校学员、市检察院副科长、县委办公室主任。1983年11月任麻城县政府县长。1984年11月调任黄梅县政府县长。1986年底患肺癌做手术。1987年7月改任麻城市政府顾问。2012年5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74岁。“平民县长郑贤文”一文由钟式金的“我所知道的郑贤文”，金仕善的“我所认识的郑贤文”，郑良友的“我眼中的父亲郑贤文”三篇回忆文章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员、草根出身的平民县长郑贤文的多彩人生和感人事迹。

• 我所知道的郑贤文

五十多年前，我和郑贤文在麻城一中同学六年，高考前的一个学期同班。我们同为家庭贫困者，只好“勤工俭学”，一起当挑夫、做苦力，结伴挣学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麻城县法院工作，他调县检察院工作，我们又成了同行。后来他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长，我在检察院工作，接触就更多了。他病后从黄梅县县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回麻城担任市政府顾问后退休，我在麻城市内转了几个单位后退休，我们相聚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就连在龟峰山干休所休息，我们也是食同桌、眠同室、乐同场。2010年初，我的另一位同学金仕善受他的学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程远忠之托，筹建麻城市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我和贤文同被聘为常务理事，参与领导促进会的助学及文化建设工作，交集更频繁了。

贤文学习刻苦，知识面广，悟性好，综合素质强。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放松对新知识的汲取。他在县检察院工作时，正值《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全国大学习大宣传，贤文学的是政治教育，检察工作对他是新领域，为打好工作基础，他如饥似渴学习和钻研《刑法》、《刑事诉讼法》，很快进入刑检工作角色，得到了“老政法”们的认可和赞赏。担任麻城县县长后，更是刻苦学习财政金融税务等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没日没夜忙于工作，家里的事全都丢给了在农村种田的嫂子。说他是忘我学习和工作，一点都不为过。退休以后，他仍注意学习新知识，探究新问题。

贤文同志担任麻城县县长时，正是改革开放关键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的调研针对性强，重实情讲实效。他一个人能解决问题的，绝不带第二个人，县直单位的事能抽空晚上办的就不安排在白天。如果安排在白天，他定会在上班前步行或骑自行车到相关单位，只要求相关单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绝不要过多的领导和同志接待、陪同。那时县政府车辆极少，他下乡有时干脆步行。有一次为调查山区出现的乱砍滥伐林木问题，他和另一位县政府领导，从三河区沿山间小路步行到张广河、木子店、熊家铺、龟山一线乡镇山区，沿途找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情况，查询原因，征询加强森林保护的意见和办法，还到山上查看滥伐的现场。一路吃在农家，住在农户。基层干部和群众只知道这两个“林业干部”好过细、好认真、好实在，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有天早上到一个小乡，还帮炊事员烧火煮粥，等他们吃过早饭离开后，县政府电话查询郑县长是否到过该乡，经问明身材相貌后，乡里的同志才知道帮忙烧火的竟是县长。他任黄梅县长时也是如此。一位黄梅朋友告诉我，贤文同志骑自行车下乡调研和处理问题在黄梅传为佳话，社会反响极佳。一修车工人对他说：郑县长经常骑车下乡，在我这里修车充气、歇脚聊天，和气得很。时间久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过了很久，才知道他是县长。

贤文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他到县检察院工作不久，被宣布为起诉科负责人，不久调来一位老同志当科长，他当副科长。有些同志感到不解，他主动做工作，说老同志经验丰富，这样安排更有利工作。在黄梅县长任上患肺癌，手术后需休养较长时间，为不影响工作，他对前来看望的领导提出不能因他养病影响黄梅县的全局工作，请求考虑让他辞职，被领导劝阻。有次我出差黄冈，见到时任专员的漆林同志，他问及贤文的养病状况后叫带话给他只管静心休养，不要牵挂工作，康复后有更重要工作等他做。又过了一段时间，黄冈地委组织部主要领导去看他，他又提他辞职的意见。这位领导劝慰他并征询他的意见，是否在他养病期间安排较为轻松点的岗位，待康复后再安排重要岗位。贤文同志说：感谢组织关心，为我治病养病，国家花费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这种病不是短时间能康复的。我占个县长的位子不能在职履事，影响一个县的正常运转，问心有愧，到新单位同样影响工作，为了我个人的进退让组织花费精力，心中不安，恳请答复我的辞职请求，这对于党的事业有利，我也可安心养病。经他再三要求，组织上同意他调回麻城，安排他当市政府顾问，他考虑现任市长是他任县长时的副职，可能因此会影响市长大胆施展才干，不愿接受顾问一职。后还是市长亲自登门请他帮忙，他才应允，并给自己约法三章：多调查研究，多听取政府部门的意见，多反馈基层要求，尽力当好参谋。不越权，不逾距，不添乱。担任顾问后，政府办的同志说他工作劲头不减当年，不像大病过的样子，真是难能可贵。他受托协助市长分管财贸口工作，配合市长的工作十分默契，转换角色的功夫十分到家。在当时困难的形势下，尽心尽力，贡献了他的才智和力量。

1980年，国家启动十多年首次全国性的工资调整工作，靠工资维持生计的人翘首以待，谁都希望加几元钱解困。可政策规定是以单位领薪人为基数，调资面为百分之四十，由各单位民主评定，是少数人欢喜多数人忧，其具体评定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当时各单位成立由领导和群众代表组成“考评小组”，负责调资工作。贤文同志是县检察院中层干部，被推举为“考评小组”组长，面临着实际问题和诸多矛盾，贤文同志为了院里调资工作顺利开展，主动在全院干部会上宣布他只搞考评，不升工资，这一举动在院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知道他是家大口阔的“半边户”，加一级工资，对他来说十分需要。凭他参加工作以来的表现加一级工资理所应当。他的举动，胜过最精彩的说教，对检察院顺利完成调资工作起了极有力的推动作用。他当市政府顾问期间，政府班子鉴于他的工作实绩，把奖励一级工资的名额定给他，并瞒着他让经办的同志填表报批。贤文得知后立即请经办同志把填好的报表扣下，随即找到市长说：我不否认我做了些工作，但同志们工作都很积极，班子成员贡献都比我大，我不能要这一级工资。还要考虑市委、政府的顾问不只我一人，需从全局权衡利弊。市长被他处处顾大局、为工作着想、不计个人利益的思想境界所感动，接受了他的意见。1999年正月，他60岁生日刚过，就找组织部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要求办理退休手续。副部长说：你急什么。他说：我已经不上班了，再不办退休手续，多拿工资不应该。副部长说你办退休要黄冈市委领导来给你做退休前的谈话。他说：退休手续先办，要谈话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他的再三催促下，黄冈市委按时给他办了退休手续。

贤文同志一贯坚持原则，维护公众利益。他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后，与干部、职工接触多了，逐渐发现一些影响形象、影响机关团结、早就应该解决却久拖未决的问题。本来交党费是党员的义务，但有的支部反映有些党员未及时交党费。他是县委机关党总支书记，认为交党费事关原则，就请各支部详细清理党费收取情况，结果发现欠交党费的人为数不少，其中还有县委班子成员。贤文同志立即找人以党总支名义，用大红纸抄写按时交党费的党员名单，用白纸抄写未按时交党费的党员名单，一起张贴在机关大院内，引起了轰动，未交党费的同志纷纷补交，领导班子成员补交后还主动向贤文同志做检讨，诚恳接受批评。那时私人在机关食堂打开水按规定要付费。可有的人总是只打开水不给钱，食堂职工反映很大，说这是食堂亏损的原因之一。贤文经过了解，发现原因在于炊事员见打开水的是干部不敢管、相关科室怕得罪人不愿管，小问题成了“老大难”。他没有批评炊事员和管理部门，决定自己“唱黑脸”，在锅炉旁贴了一张请自觉付开水费的告示，他连续几天大清早坐在锅炉旁边，那些不交开水费的人看“郑主任是来真的”，都交费打水，没带钱的返回家拿了钱再打水。多年“老大难”的“小问题”就此得以解决，干部和食堂职工无不称快。那时县委机关干部职工大都住机关宿舍，有好几位同志找贤文同志诉苦，说经常晚上加班，指望能睡个午觉弥补睡眠不足，可有位领导在宿舍院子里养了一只大公鸡，午休时叫个不停，令人无法入睡。贤文同志直接找这位领导同志反映群众的意见，这位领导对贤文的诚恳和直率十分感激，当即决定杀掉公鸡。解决了这一问题。

贤文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为政清廉，当清白官，在麻城、黄梅乃至黄冈地区，贤文同志的这一品德有口皆碑。不论涉及落实政策还是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以政策为依据，解决了一些人的实际问题，有的人心存感激，带了礼物上门致谢。贤文总是做工作，拒收任何礼物。对一些提出非分要求的人，他则强调政策规定，陈明利害，严辞拒绝，宁肯得罪人也不失原则。在担任麻城县长时，有人送他一套运动服，他严辞拒绝，那人放下衣服就走。贤文同志笫二天上班时将运动服挂在他办公室门外“示众”。政府的工作人员说那是对送礼者的正告。在黄梅当县长期间，有些乡镇干部见他是“半边户”，有时晚归还得自己做饭，带点鱼等新鲜食物给他，他都如数送到机关食堂。

贤文同志植根基层，心连群众。他生在农家，知道农民的甜酸苦辣，长期置身基层，深切了解基层群众的艰辛。在麻城和黄梅任县长乃至任麻城市政府顾问期间，一心想的是农村的脱贫解困和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一心做的是维护群众利益，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此作为是否有政绩的标准。他在职期间，为此尽心尽力，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被誉为“平民县长”。不论下乡还是在机关，他都注意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大多数群众不是遇到过不了的坎是不会轻易到政府上访，更不会动辄要找县长接谈的，真正胡搅蛮缠的人为数极少。黄梅县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屡屡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没有得到解决，成了老上访户。贤文同志到任后经过了解，按当时政策志愿军转业是应安排工作的，黄梅全县只有三个人没安排工作，现均年老。贤文同志认为这虽不属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件，仍属历史遗留问题。他接谈来访人，说明该同志已过退休年龄再安排工作不现实，商量是否安排其一个孩子工作，来访人满口答应。问题解决后来访人感激不已，在县城拉起感谢郑县长郑青天的横幅。贤文对“官出数字，数字升官”一类的鬼把戏十分厌恶，对以捞官位为目的、以用国家严重经济损失为代价换取个人声誉的“形象工程”，他不仅坚决反对，还告诫下面干部要严防杜绝。对于社会上各类“造假”现象，他有深刻的见解。他原在黄梅县政府同班子的一位同志，后在黄冈市担任副地职，有人劝他搞个大学毕业文凭，可搞个正地级。可这位同志说：谁都知道我是初中文化，几十年再也没去上个学，突然冒出个大学文凭，还不让人骂娘？这种欺骗组织、遗害群众的事我绝不做。贤文给我们讲了这个例子后说，凡是弄虚作假的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能他一时如愿以偿，但受害的是党的事业，群众的利益，干部的信誉。一个失去诚信的人最终失去的是民心。个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失去，唯独诚信不能失。

贤文同志一生胸怀坦荡，诚挚待人。他以待人以诚去其诈、待人以宽去其隘的做人理念赢得人们的祟敬与爱戴。他尊师，小学的启蒙老师，他不忘探望，在县城工作时会去给住城内的中学老师拜年问好，有的老师有实际困难，只要不违背政策原则，他尽力帮助解决。他为人厚道，真诚帮助别人。上高中时，经常去二、三十里外的地方为学校食堂挑木柴、砍茅柴。他常常将年纪较小、体质偏弱的同学挑的木柴拿些放到自己的担子上，以减轻同学负担。有次去离校二十多里的山上砍茅柴，时近中午，大家饿累交加，挑着柴返校时，不见江同学。这位江同学眼晴近视，砍柴外行。贤文急忙撂下担子，疾步返回几里路赶到山上，见江同学站着发愁，割下的茅柴散在一地。贤文立即帮他捆好柴禾，挑起就走，叫江同学紧随其后，直到他自己的柴担子旁，才让江同学接肩上的茅柴。回到学校时两人都已筋疲力尽。1978年冬，有次同贤文闲谈时，我说家里食油好紧张（那时还是计划供应）。一个星期天早饭后，他说他回家，顺路帮我买点油，我俩骑自行车到了二十多里外的一个小村子，他找人帮我买了十斤花生油，为我解了难，可他回家却要绕行二十多里路。他帮人排难解困的事例也常有其他同志说起。他在麻城多个单位工作过，直到担任政府县长、顾问，凡与其共过事的干部、职工，无不为他诚挚助人、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品格所感动。与他共过事的年轻同志受他熏陶，获益匪浅，无不对他敬重和爱戴，视他为良师益友。2012年5月9日贤文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少人骑自行车赶到，为的是来看德高望重的老县长、老朋友最后一眼。5月12日，贤文同志的骨灰回原籍安葬，沿途群众设案焚香，烧纸鸣炮，迎平民县长魂归故里，那情那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我个人无法对贤文同志的一生做评价。市委领导在贤文遗体告别仪式上对贤文的评价，是贤文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在贤文同志70寿诞时，我作为他的老同学、老朋友送给他一首贺诗，录在这里以表达对他深切的怀念。

• 贤文同学七十寿诞志贺

人生七十不为稀，贵在官时爱布衣。

府北同谋兴业策，州南共扛脱贫旗。

做官最恶官场秀，为庶尤帮庶众祈。

任是风云花世界，清明洁白志无违。

• 我所认识的郑贤文

郑贤文年长我三岁，虽然同学但不同班，在校无交往，是后来在县人武装部任参谋的李敬晖处相交熟识后渐渐成为朋友的。

当年麻城的“四清”运动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与此前两年我随新洲县委书记处书记陈焕彬搞的和风细雨的“小四清”大相径庭，“下水过关”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整得很惨，甚至有被逼自杀的。李敬晖和参加工作不久的郑贤文同在“四清”工作团一起参加“碰头会”。在一次“碰头会”上，多数工作组长将情况汇总后得出还要“深挖细找”贪污分子，“争取更大胜利”的结论，巡视组组长郑贤文，以他们经过调查核实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举出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们调查统计到，有个生产队的干部一年间“贪污”的“集体财产”，合起来竟超过那个生产队全年收入的总和，人为制造了冤案。现在不是“深挖细找”的问题，而应该“甄别落实，纠正错案”。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是要冒头戴“右倾”帽子风险的，尤其他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面临的风险更大。到了“清政治”阶段，郑贤文又提出，清政治不能无限上纲，重点是看干部是否爱集体。生产要讲实效，讲收成，不能一窝蜂抢进度。还提出“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等等难以反驳的说辞，惹得一位县委副书记十分恼火。幸亏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郑贤文因此逃脱了“穿小鞋”的厄运。

“文革”后期，郑贤文调任麻城棉纺厂党委秘书。在讨论对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如何处理时，有人提出，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郑贤文又一次唱起了“反调”，他说这个问题要分析清楚，广大群众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立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况且党的组织前些年瘫痪了，现在运动出了偏差，根子不在群众和头头。只要没有组织打砸抢，不涉及违法，就不能将有错误的人定为坏头头，更不应以党纪论处。他的这些说辞，挽救了一位党员“坏头头”的政治生命。后来他带头出席这位“坏头头”的婚礼，不仅促使这位党员改正了错误，进而使他时时刻刻按党章要求自己。郑贤文也因此受到大家的钦佩和爱戴。

上面举出的几件事例，说明了年轻的郑贤文有比较深刻、成熟的政治见解，他得到提拔选用是有道理的。

与郑贤文在“四清”工作团共事的人武部参谋李敬晖，不久又和我一起在当年的麻城县革委会办事组共事。在李敬晖的周围，聚拢了一批“不受人左右”的“闲散说客”，人人畅所欲言，“纵横捭阖”，说些不能公开的悄悄话，比如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说“江青不宜参政”，还对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流露出“谨慎的不满”，等等。说客中我最年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后来任麻城市委书记的张自安曾正告我“嘴上应挂把锁！”然而我还是闯祸了，一不小心把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和江青不宜参政的话传出去了，被人举报了。当年有个“追谣办公室”。“追谣办”的罗同志找到我要我交待这些话的出处。我思忖片刻，爽快地承认了。罗同志表扬说，你不掩盖，不隐瞒，态度是老实的，接下来转入正题，暗示我要把李参谋为首的“小集团”供出来，“只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可以从轻处理”。这个实话可不能说，我当时准备当作家，编个故事还是不难的。我交待说，“江青不宜参政”是在汉口立新旅社听一群采购员说的。“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看大字报知道的。罗同志大失所望，就差没点“李参谋”的名，说我打马虎眼，态度极不老实。战了几个回合，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死不改口，他也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两年后，我奉调从事专业创作。

也许是看中我“口风紧”，也许是看中我“应变能力强”，郑贤文出任麻城县县长后，把我找去，说是给他帮帮忙，要调我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我说，对不起，我只想说想说的话，不愿说违心的话，恕不从命。他说你这叫什么道理，又没人强迫你如何说话。我又说，我只喜欢文学创作，不愿从政。他气愤地说，你搞文学创作大个卵子，怎么不能来帮帮忙。我也来气了，我说你当县长大个卵子，想调到政府办的人多的是，为什么非要找我（不可）！说着吵着，抽了支烟，两人都笑了。这事也就过去了。

有关郑贤文在麻城县长任上的工作情况，钟文已有详细介绍，我补充一件事。城区护城河脏乱差状况由来已久，大家提议他管一管。他马上作了计划，将护城河分为东西两段，他和一位副县长各得一段，每段拨清理费7000元。郑贤文将他得的西段委托给土门小乡的一个大队。该大队用拖拉机将河中污泥拉回去稍作处理，就成了上好肥料，还得到7000元运费，大队的干部群众都乐得眉开眼笑。这件小事不仅体现了郑贤文的执政能力和智慧，还可以看出草根出身的县长的农民情结。

一年后，郑贤文奉调担任黄梅县县长，工作得十分出色，黄梅人对他的赞誉有口皆碑。郑贤文去世后，“李参谋”几次跟我叨唠这么一件事用以分析黄梅人看重郑贤文的原因。黄梅县有一座小储量铁矿，含铁量极高，本来已将矿石以理想的价格卖给了武钢，武钢自行运输。后来发生了一件怪事，省里某单位和黄梅某单位上门找郑贤文协商，将矿石转卖鄂钢，运费由黄梅县自理，省里解决柴油指标。事情办成后，就把郑贤文调到省里升任副厅职。郑贤文懒得去弄清内中猫腻，只是笑着说，我是黄梅县县长，如何能让黄梅加重负担呢，你们不用劝我，我还是在黄梅当县长好。“李参谋”由此得出结论，黄梅人若知道这件事，怎么能不爱戴他们的好县长呢！

我们退休后，还是一如既往地聚在“李参谋”那里畅所欲言，谈天说地。郑贤文和“李参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见面就是国际国内大事，天花乱坠，唾沫飞扬，好像世界全在他二人掌控之中。因我已痛改前非，不谈国是，时不时泼泼冷水。我说小人物空谈国家大事浪费精神力气，于国事无补，何况你郑贤文连小人物都没当好，不如打打麻将消消火。我揶揄他“连小人物都没当好”是有根据的。一次，他在街边象棋摊看人下棋，忍不住多了句不能拱卒要跳马的嘴，那人扭着脖子吼道：你算老几？我走象棋你插什么嘴？快跟我走远些！可怜堂堂郑县长只得灰溜溜逃走了。郑贤文见我揭他的短，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叫我“滚远些”，大家笑了一阵后又喝茶抽烟，打麻将消气，如此循环往复，我们渐渐越来越老了。

2010年，我的“学生”（实是忘年交）程远忠出钱（目前已出资800万元）资助麻城文化教育事业，要我出面创办“传立文化教育促进会”，我把“李参谋”、“郑县长”以及熊副县长、钟副主任等德高望重的一批老同志拉进来帮忙，封“李参谋”、“郑县长”等四位为“常务理事”，遇到为难之事就毫不客气地让他们打头阵。可他们也有不好商量的时候，出资人程远忠要我每月给四位常务理事发点“交通补助”，他二人带头反对，坚决拒收。郑贤文说得最难听，“难道你老金要我在你这里挣火葬费不成？”意思是我小瞧他们了。真让我哭笑不得，左右为难。他对小他近20岁的程远忠非常尊重，每次见面分别时，总要目送小车离去才返身。

逢到开会，我要派车去接他，他不让接。他走路飞快，往往不等人到齐，他就风风火火赶来了。有几次参加社会活动，他不吃举办方的招待餐，连我们的工作餐也不吃，半路下车回家了。记得有一次开完会天色尚早，我们打小麻将误了餐，他建议吃一碗五元钱的手擀面了事。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在向郑贤文同志遗体告别的那天，82岁高龄的“李参谋”，顽固地挨到老朋友的遗体旁泪流满面，长坐不起。大家怕他发生意外，一致要我把他搀扶出来。这次他还算听话，我把他搀扶出来后，他还是一个劲抹泪。一时间，我突然感觉到席终人散的悲哀。我所认识的郑贤文即将作隔世的远行，他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过后一想，我还是为郑贤文同志骄傲：他走得坦然，走得没有遗憾。

• 我眼中的父亲郑贤文

我重新翻看着父亲生前的相册，从他1939年3月出生到满头灰发的老者，注视着其间定格在永恒瞬间的一些相片，我的内心满是炽热的涌流，我从小到大，所到之处、所见之人，从没听人说过我父亲的不好处，全是对他如何公道正派的赞美之辞。正因为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洁身自爱，虽无甚成就，却从不敢辱没家风。那么，我的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父亲有着以公服众的处事之道。父亲能一步步在仕途上出众，能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很大成分与父亲一生都秉持以公服人的处事之道有关。父亲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多磨难，自然对贫苦土地上的人民有着深情厚意，所以诸事唯公、为公。无论是回复普通交往或有求于他的书信，无论处理日常工作事务，还是化解社会矛盾，他都以社会公德良知为己任，始终以理服人，以公服人，20多年间成了老家七村八垸的乡亲和一些并不熟悉的社会各派纠纷的调解人。在老家无论老幼都爱和他聊天侃地，而他也常常借此由浅入深分析，抓住要理，并引导他人向善。

父亲有着宽人严己的自修之德。父亲在世时，一直过着非常朴素、严谨的生活，常穿的衣裳有很多是打补丁的，这一点在别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每当熟人笑他，他也只是浅笑了之。上世纪90年代初始，物价开始疯狂上涨，连我都分明感觉到父亲身上的压力，吃穿用度更是只解决基本需要，仅在每次出外开会时，外套才会显得很整洁利落以保持公众人物的体面。父亲熟知古今历史掌故，最喜欢的著作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两书他读过多遍，厚重的历史感也启迪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在他退休后，每年订了多种刊物，每天会花固定时间去阅读和静思，他甘于清贫，秉承着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优秀品质。父亲的严格还表现在党性上，举一个小例子，他近乎刻板地在每年的一月去单位缴纳全年的党费。他在对自己严的同时，对待别人是很宽和的，从不挖苦、迁怒于人，从不记仇；他乐善好施，每遇捐献，总是率先示范；农村有许多穷乡亲穷亲戚，他虽没为谁安排过工作，但是家家、事事都牵挂着，从不计回报。

父亲有着慎言慎行的处世之风。由于50年代亲眼目睹了反右整风运动，加之后来走上从政道路，所以父亲一生都养成慎言慎行的习惯，秉持了较好的职业操守。在不能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他从不率性从事，每遇棘手事，总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定夺；每助人一臂之力，从不于人前提及。父亲的内心对社会上一些腐败是很不满的，却从来不在人背后道人长短。退休后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去上访，他不仅拒绝上访者，在不泄露上访者的情况下还主动通告被上访者，事情非他所为，他一直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一生提拔过不少干部，有的后来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他非常低调谦逊，每在人前，即便对方是晚辈，向以职务称呼他人，从无倨傲之心。

父亲有着刚正廉洁的为官之格。父亲的刚正廉洁在本地和黄梅县是有名声的，至于在官场上惩恶扬善的一些事例，作为直系后代我不便列举，只记录近30年我亲眼所见诸多事中的一两件。

大约1988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一个自称父亲熟人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家里，说明来意，见忙于工作的父亲不在家，便放下礼物起身骑车就走。下午父亲回来，不仅呵斥了无辜的母亲，还对我近乎怒吼了，要我亲自把东西退回去。当时我还很小，尽管知道不能收别人的东西，但着实被父亲的怒吼吓住了，我和母亲提着人家送来的东西找了好几处，硬是找到了那人的工作单位，退回去全部礼物。回到家里后，心里才感到踏实。

还有件事发生在1994年，当时我们家居住在柏树林，那屋子地势低，前后巷子仅二米宽，每年夏季一遇暴雨天，必然会水倒灌一楼达一尺余，加上潮气很重，我家是不堪其扰。居住附近的一位父亲认识几年的人知道后，说正好自家在装修，可以顺便帮着给我家一楼铺地面砖，父亲说可以，但必须按市场价付款。地面砖铺好后，父亲付了款。某晚那人来拜访，见父亲不在，顺便说有个密封着的信封要交给父亲，父亲回来后，才知里面装着五千元，他当夜去那人家退还。但是惊人的是后面的事，次日，父亲给那人写一封近似绝交的信。信全文在此转录：

某经理：“5000如数退返，这在您来讲，是个人情和帮助，可就我来讲，是不义之财。得不义之财，在我一生还未有过，我虽穷，有时也被人看不起，可我感到自乐！我很想保持这些特点，望能同情和谅解！我们相交几年了，多次交道中，均感觉到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过去了的，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为了各自保持自己的长处，我们的关系应由朋友降为一般的邻居关系，这对您和我都是有益的。您应当发财，不去发财是傻子。我退休前只能穷，幻想发财是疯子。所以我讨厌别人无故给我钱财，并认为这有损我的人格！我愿意尊重别人，也希望别人能尊重我！！”（父亲有写信重录的习惯，此信附录件我于十年前就看到过，父亲病故后，仍一直保存在父亲的笔记中）。

父亲有着旷达从容的乐天之真。特别从1986年手术后，父亲从领导岗位抽身而出，心境愈加淡泊天真，对己之生死泰然处之，对社会诸相从容观之。父亲在手术后的若干年里，伤口处遇潮冷天气会经常疼痛，却从没见他皱过眉。在术后26年时间里，不断有癌病患者找他咨询求生诀窍，他都毫无保留的告诉别人，有时候我也在旁，我记得他说的最多的大意就是：忌讳上要遵医嘱，心理上要不怕死。父亲退休后，愈加地亲近田园，喜欢乡土气息，每天清晨傍晚，不论风霜雨雪，都会不知厌倦地行走在乡间田埂，那时他是最自在的。他爱山水，每有佳友出游，总喜欢拉上他，一来因他的掌故多，二来因他的幽默爽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辞，所以退休后游历了不少地方。对待世态万象，他总能从容地直抵事物本质，看得清晰透彻，所以不像一些人那样整天忧心忡忡指责他人和社会，或者像一些人那样昏昏噩噩不明真假囿于困惑被表象左右。

上述的还远不能真实地还原父亲，诸如他有着敏捷洞察力、超强应变能力、超强的记忆力、善于演讲、非常固执等特质，我在此不复赘述。前人自有后人评，也许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一个人物的离去，就如同微风吹皱的一点波澜，日子一长，就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可对于我，有许多话来不及对他说，有许多疑惑还需要他给我作向导，父亲的远去，直让思念成了永恒！父亲魂栖故里青冈，若有灵，但愿他一切毋以后人为念，永乐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