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文化丛书》文选十一：王红灯 刘明西/麻城“孝感乡”

《麻城文化丛书》文选十一：

麻城“孝感乡”

文/ 王红灯 刘明西

麻城孝感乡是中国历史上八大移民圣地之一，“孝感乡”是中国移民史上一个耳熟能详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无数川渝移民后裔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本文试图从麻城的移民脉络说起，探讨麻城“孝感乡”在中国文化历史地图中所处的重要方位。

一、麻城移民史略谈

麻城地处吴头楚尾的江淮之间，为神州腹心地带，中国移民史上的历次重要移民运动无不涉及麻城。尤其是明清两代，麻城移民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的承接地和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中转地，在这场贯穿整个长江流域、历时数百年的地域文化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浪潮中拥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知名度，在中国移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千百年来，麻城移民后裔已遍及川渝大地，有“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之说，每年前来麻城寻根问祖的川渝人士络绎不绝。

从麻城境内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明，至少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块土地上即有人类居住和繁衍，而“江汉地区此时的居民非三苗莫属”（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麻城属于三苗活动生息的北部边缘区域。麻城有文字记载的移民历史，始自传说中的上古尧舜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在尧舜之间的君位递邅过程中，南方氏族部落三苗之君反对尧让位于舜，便与尧的儿子丹朱联合抗尧。战争的结果是三苗大败，于是“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敦煌），以变西戎。”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苗战败后，部分“不善从”的苗蛮土著被迫从麻城等地远迁往现在的敦煌。禹执政事，曾对三苗实行过怀柔政策，但三苗仍不愿服从以禹为首的统治，于是禹对三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三苗这次遭受的打击更大，“苗师大乱”、“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春秋左丘明《国语·周语下》），三苗后世就此衰微。禹征服三苗后，对三苗部族也采取远徙西北边陲的做法。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了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即所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书·禹贡》）。禹的这次强制性移民，讲究了一定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三苗的反抗斗争从此平息。

从麻城邻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这说明夏王朝曾向麻城区域大量移民，此时麻城境内尚存相当数量的三苗遗民。

到了殷商时期，麻城属于一个受商王朝控制的小方国“举国”。原居住在中原的楚部落开始南迁，他们与汉江流域三苗后裔为主体的荆人融合，被称为“荆楚”。到商朝后期，商人移民扩展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麻城境内又有不少商的移民迁入。

此后，受激烈兼并战争的影响，麻城又先后归属黄国和楚国。到战国晚期，大量楚人移居麻城，楚人移民的数量还远远超过了麻城土著的人口数，楚文化也逐渐成为麻城地区的主流文化。

楚国灭亡，麻城境内出现先秦时期最后一次大移民。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大破楚军，取十余城。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拜王翦为将，王翦、蒙武率兵60万大举攻楚，于蕲南大破楚军，掳楚王负刍，楚国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中，特别是失都灭国，促使大批楚人逃亡，秦人大规模进驻。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蛮”造反，武威将军刘尚率兵镇压，迁移7000余人至江夏界中，开发长江北岸的“五水”流域（“五水”：巴水；蕲水，即今蕲河；希水，即今浠水；西归水，即今倒水；赤亭水，即今举水），这是麻城及整个黄冈境内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入。东汉末年，曹操恐沿江郡县为孙权占领，令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众北迁，上述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北迁到麻城境内。

南北朝时期，麻城境内建有赤亭县（县治在今麻城市歧亭镇），属“西阳十八蛮县”之一。南朝宋元嘉二十八年（451），“五水蛮”起义，第二年宋文帝派兵征剿。南朝宋大明元年（457），“五水蛮”再次起义，宋孝武帝派沈庆镇压，沈庆大败“五水蛮”后，俘走数万人，麻城大批青壮年被强制南迁。

南宋绍兴四年（1134），大将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州、复州、汉阳、德阳制置使，驻扎江州。为抗金和巩固边防，岳飞组织了江西移民迁淮西，大批江西移民落户黄州府。麻城位于宋金交界处，境内首次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西移民。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富有反抗精神的麻城人民在孝感乡铁匠邹普胜的带领下，加入了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南红巾”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湖北随县人）率领包括众多麻城籍士兵在内的红巾军将士西征，并占据四川大部分地区。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偏安一隅的四川基本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吸引了大批麻城人前往投附。大夏政权灭亡后，随明玉珍入川的麻城将士大部分流落在重庆至成都沿途各县，不少人“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孝感乡籍焉”（民国黄陂《周氏族谱》）。

在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一部分麻城人流向蜀地，一部分没有参加起义的麻城土著，也因战难而流徙四方。到明朝立鼎后，麻城已成为人烟稀少之地。明初，战乱平息，为维护王朝统治，朝廷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时间长达50余年的移民高潮开始了。麻城因为以前属于陈友谅的根据地，在朝廷组织的强制性官方迁徙中，麻城土著自然成为外迁的重点对象。同时，朝廷组织将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居民西迁，大量江西人迁移到麻城。麻城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洪武十年（1377）孝感乡升格为专管周边7个县移民事务的散州后，自然成为了长江流域移民运动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中转站。“豫章人”、麻城人便共同把“湖广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移民四川之前的祖籍地。这次大移民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才渐渐平伏。

明崇祯十六年（1643），麻城发生“里仁会奴变”，张献忠随后进占麻城，麻城有57000多人加入张献忠的起义军队伍，编成“新营”。六月，“新营”士兵随张献忠入川。张献忠兵败垮台后，“新营”士兵大部分隐姓埋名就地落籍四川，这批“新营”士兵，成为明末入川各姓氏中的“始祖”。

明末清初，战争、瘟疫及天灾导致四川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清廷为解决四川劳动力稀缺和粮食生产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组织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先后入川总人数约100余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的移民中，麻城人又占据重要地位。

有清一朝，麻城地区战乱频仍，咸丰至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麻城，英王陈玉成转战麻城多年；同治元年（1862），河南商城白莲教徒罗五崽来麻城发展教徒策动起义，遭清廷镇压；同治四年（1865），麻城哥老会发动起义……麻城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这期间又有大量难民因避难逃往四川。

二、《都碑记》的发现

“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一谚语流传川渝地区数百年，麻城孝感乡不仅成为明清巴蜀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更是数十代川人魂牵梦绕的根脉之地。

然而，打开现今的麻城市行政区划图，“孝感乡”不仅杳无踪影，而且很多麻城当地人对“孝感乡”是怎么回事，也感到茫然。麻城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孝感乡”吗？如果有，它在哪里？

根据清康熙九年（1670）《麻城县志》卷一《封域志》之“乡区”记载：麻城县“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这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明代麻城县乡镇一级行政区划变迁过程，同时也翔实地记述了孝感乡由并到撤的历史。其后又被乾隆六十年（1795）、光绪八年（1882）、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个版本的《麻城县志》所收录。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明确有关麻城“孝感乡”的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麻城孝感乡为明初麻城四乡之一。明初麻城四个乡分别为：太平乡、仙居乡、亭川乡、孝感乡。第二，麻城孝感乡的建制在明成化八年（1472）被撤销，原有辖地被并入仙居乡。然而，除了《麻城县志》上言之凿凿、确可信据的记载外，还有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进一步坐实麻城历史上确实有过“孝感乡”这一建制的事实呢？

前几年，通过查阅大量方志史料和家族谱牒并进行深入研究，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麻城市“湖广填川孝感乡现象”研究会会长凌礼潮等人找到了隐藏在历史迷雾中达500多年的史实真相，破解了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的历史难题，撰写出了《麻城县孝感乡之谜》《麻城孝感乡考辨》等一批学术论文，论证了麻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孝感乡”。由于他对“孝感乡”问题的考证论据充分、证据确凿、史料翔实，为全国移民学界的专家学者所采信。

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2008年4月，麻城文史研究爱好者刘明西先生，在咸丰六年（1856）麻城《邹氏宗谱》卷四中，找到了一篇明末清初麻城邹知新撰写的《都碑记》。

邹氏家族原籍江西南昌府新建县，始祖邹迁八元末避乱于麻城西北点兵山，元末麻城农民起义军首领邹普胜即迁麻第三代。其后邹氏家族科甲蝉联，第六代邹来学系正统、景泰年间的朝廷名臣，官至都御史。邹知新是第十三代孙，字师可，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顺治八年（1651）官襄阳宜城县教谕，后升山东莱阳县知县。因为缉捕人犯违期，遂解职归里，诵读自娱。邹知新是一个笃实好学而又一丝不苟的读书人，据乾隆六十年《麻城县志》卷十九“列传五”之“文苑”载，他“幼少慧，苦学不辍，长而能文”，为官后“作士有声，督抚巡按互为荐举。志切亲民，不乐内转国学，升山东莱阳县知县。”他不仅谙熟麻城山川地理，而且对麻城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也颇有研究，“著有《县志》一十四卷，文简事该，惜未付梓。今志多所取证焉。”据康熙九年《麻城县志·重修麻城县志序》载：“麻邑旧志兵燹罔存，邑邹君师可访得烬余数纸，补缀增益之。”乾隆六十年《麻城县志》中收录有他《忠节祠考》《四贤考》《经正书院记》《道观矶记》《什子山记》《芝佛寺记》《定惠寺记》等7篇文章。咸丰六年麻城《邹氏宗谱》中除了收录他上述7篇文章外，还收录了他《邹氏祖源考》《都碑记》等7篇文章，而《都碑记》就是从故纸堆中披沙拣金发现的一篇研究麻城移民文化和“孝感乡现象”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邹知新详细记述了“孝感乡”的有关历史渊源和轶闻掌故。

《都碑记》原文如下：

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云是古之孝感乡都。昔麻邑存四乡，独孝感乡有遗碑。耆老谓之“世宝”也。今刘氏后裔珍护之，可谓知所重也。

新龆时，闻故老言：“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都府面坊，多逢回禄，惟都碑、米研犹存。”甚异！余读《旧志稿》，云：“治东南七里许，即磨子场及孝故都、陈侯碑、驰辙、万松亭、赤亭古城，与沈秀者马头湾诸名胜，如联珠然。宋孔常父诗云：‘磨子场边堪寓目，赤亭城下更关情。乡都好景无人说，只得邑城小市民。’华美骚逸，理或可想。”又读《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河东先生《龙池闲话》亦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观数典而综之，地狭而鸣世也。惜新幼时未知，不知究辨。今徙古乡，见其山川明润，风泽清旷，遥闻豫章人鸠集，悦余，乐而忘归。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害。明圣初，云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今民散久矣，百遗二三，莫一能奉。日不见颊龠渔歌，夜无柝击双六，烛火孤点。新叹曰：“名乡耳！岂可独忘此乡乎？”

都门之阳有碑碣，额镌“邑东南七里磨子场 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背阴有字，铭文漫辨。《志稿》云：“陈侯有才能，常乞其旧，而朝廷无旨，乃泐于石，自以怀怨。”夫谓旧舍故，以继乡都起废重兴之。是亦存复之意，以复全盛，尚义崇孝也。

彼其近周，破垣环故井，荒草冠遗坛。往牍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坍。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

绕碑偕刘氏多居焉，访问之，曰：“孝都离邑七里。究之，乃知兹坊集始自汉。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封为四乡之宗正。弘治五年正月丁酉，燹之。然崇祯间值献祸，邑名更‘长顺’。八大王广置乡闾，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时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献力置孝感厅，耀“恩风相传”）。析其故地，添置信义和清平。一时避地逊名者，多有附焉。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又云：“盖先人有完稿实著，吾邑言‘忠仁礼义’之俗，推河东者；河东者，惟吾卯金氏者也。”辞虽出自流语，吾又谓：“何哉？”继曰：“掌乡州之粮，磨、研头之职，何其重也；余山林湖堰之积，司仓之责，点造之任者，何其大也；造厨、煮调、白卷，饱头之事者，何其苦也；锉切茎荚，抱注金泉，菜、茶头之勤劳者，何其累也！羹汤适口，熟淡相宜，如‘奏刀不嫌其细，倾尽而为，不以贫富易视来者’之言，兹足以传信，邑人咸仰焉。”并曰：“故时人仍谓之‘孝乡’云。吾世力小任重，太平之功，岂不半赖先祖哉？”

嗟乎，新幼所闻之，今访其墟，观其金石亦相合，然益信乎？恐其古胜久湮，予谨述其事，存其传者耳，以示不朽矣！

译 文：

从麻城东门出发，往偏南方向，行走七里，有巨大的乡碑、石磨挡着道路。不必问这是什么地方，人们都说，这里就是古代的孝感乡都。说到历史，旧时的麻城，分有四个乡，唯独只有孝感乡遗留下了这块乡碑。当地有身份有见识的长者，说它是见证了历史的宝贝。这碑被至今生活在这里的刘氏人保护下来了。刘姓人真可谓知道它的价值啊！

我孩提时就听老人们说，孝感乡的都府，位于县城东南方向不远的地方，都府的米面作坊，多次遭遇火灾，唯独这乡碑和一些石磨米碾遗存至今，实在是幸运。我长大成人后，读到王汝霖写的《旧志稿》，里面记载说，县城东南七里处，即磨子场，以及原孝感乡都，还有陈县令立的孝感乡都碑、光黄古道上的车辙印迹、苏东坡作诗吟咏过的万松亭、建于后魏的赤亭古城、江南巨富沈万三运载货物的码头湾等。这些名胜古迹，像一串珍珠联结在一起。宋代诗人孔常父，曾途经这里，留下了“磨子场边堪寓目，赤亭城下更关情。乡都好景无人说，只得邑城小市民”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让人们感受到了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孝感乡都繁华的社会风情。又读明代方志学家熊吉编撰的《麻城志略》，书中说：“孝感乡是个狭乡，是以民户成年男子数量为标准进行户政管理，不受村、社、里、区数量的限制。”做过苏州府同知的万祥，在他的著作《龙池闲话》里说：“我住在瓦罐湖边，已经很久很久了，这一带都是孝感乡的地域，居住有八百户人家，因时常见面，哪怕是晚上见面打招呼，光从声音上，就能分辨来者是谁。”把这些文献典籍综合起来看，孝感乡地方狭小而社会上的名气却大得很啊！可惜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些往事，也没有去探究过。今天，我来到了古孝感乡都，看见这里山川明媚滋润，风光秀丽无边，很早听说昔日江西人聚集在这里，被这儿的景色所吸引，他们乐而忘归。其实，自宋元以来，这里就物产丰富，人丁兴旺。密集的人口，常常给古乡带来祸患。到了明初，不知从哪儿传来消息，说四川地广人稀，尽管路途艰险，孝感乡的人一股脑儿地往那儿迁居。如今，大迁徙结束许久了，留下的仅有百分之二三的居民，他们也说不清当年的往事。再也见不到白日有渔歌和竽笛的喧嚣，夜晚大家聚集在一起下棋，听到敲梆声才去休息，偶尔还见几盏孤灯在闪烁的情景了。我不由得感叹万千：“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名乡啊！我们怎么能够独独把它忘记了呢？”

孝感乡都门坊的东南面，竖立着一块石碑，碑额上刻着“邑东南七里磨子场 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的字样。碑的背面也有字，但字迹模糊难辨。《麻城志稿》记载这件事时，说刻碑石的陈县令，是个有才能的人。他怕孝感乡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时常上书到朝廷，希望皇上下旨恢复孝感乡。他等呀等，就是等不到圣旨，于是就立了这块碑，以此表达愤愤不平的心情。他刻碑文时，在“孝感乡都旧址”这句话上，用心良苦，有人建议用“孝感乡都故址”，他却坚持用“旧址”，“故”与“旧”虽一字之差，但他希望孝感乡有复兴的那一天，并有全盛的前程！他坚持这么做，完全是崇尚孝义的缘故呀。

再看孝感乡遗址的周围：残破的围墙，环绕着古井；荒废的祭坛上，芳草萋萋。这让我想起了明太祖古文告档案上记载的内容：“洪武初年，明太祖定下迁民的方略。迁诏到了县堂公署，县衙被搬迁到了磨子场。洪武十年，又将孝感乡都升为散州，统属周边的七个县，具体负责这七个县的移民事务。没过多久，又把这个散州撤掉了。到永乐中期，麻城县治才复迁回原址。孝感乡都留下的县府州衙，在弘治时全部倒塌崩溃了，所以今人就不知道历史上存在过孝感乡！”看来这不是虚妄之语啊。

陈县令立下的那块碑，已被刘姓人的房屋所包围。我访问当地一老人，他说“孝感乡都离城七里，追根溯源，孝感乡坊是汉代开始设立的。相传邻里有位姓赵的孝子，他的事迹被上报到朝廷。皇帝感动了，就册封其地为孝感乡，并把它封为麻城四乡的宗正。而明初遗存下来的乡府衙署，在弘治五年正月丁酉日，被大火烧毁殆尽。到了崇祯年间，八大王张献忠攻占麻城，驻扎在这里，他把县名改为‘长顺州’，并且广泛地建置乡闾等基层政权，召集收容他的旧部，按人头分发田地。又按照他的提议，在原孝感乡故地重设孝感厅，意思是让孝义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他挥毫写下‘恩风相传’的大匾，挂在沈万三那雕梁画栋的古宅里。他们在那里议事办公，将孝感乡故地重新划分，添设了信义、清平等四个乡。一时间避乱逃荒、改名换姓的流民，都往这里投靠，连土著梅家长老，也不敢出来说话。”老人停了一会，又说：“我的先祖有遗留下来的墨稿，记述麻城忠仁礼义的习俗，发源于河东。在河东这一带，又非我们刘氏莫属。”我虽然早就听见社会上有这种说法，但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老者继续说：“掌管孝感乡的粮食、担负米磨面坊的头领，这都是何其重要的职务啊！我们这里山珍的收聚，鱼虾的捕捞，粮仓的照看，伙房的大厨，这也都是我们重大的责任；特别是烧火做饭，烹烹煮煮，饭熟了，还要一勺勺地分发给大家吃，这该多么辛苦；我们择菜、洗菜、切菜，给客人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这该多么劳累。因长期在乡都府内做饭，我们弄的羹汤适口，菜的生熟咸淡相宜。刀工讲究细致，做工尽力而为，不以贫贱富贵来衡量客人，这都是按忠仁礼义的宗旨行事的。所以，人们对我们都很尊重，并把我们这里还叫孝感乡！”旁边一个刘姓人接着说：“孝感乡尽管消失了，我祖辈人微力小，任重而行，它繁荣兴旺的功绩，难道没有我们先祖一半的功劳吗？”

哎呀！我邹知新小时候听说过这些旧事，今天再来寻访孝感乡遗址，看到了遗留下来的碑文。这碑文与儿时听到的传闻完全吻合，我就更相信这件事了！但又恐怕这名胜被历史尘埃湮没，所以特别谨慎地把今天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记述下来，并写成文字加以保存，以便让它流传不朽。

《都碑记》的面世，是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发现。消息甫一传开，立即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世松教授、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孙晓芬编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小也教授等国内移民专家的强烈兴趣和密切关注。其文最少佐证和解决了有关“孝感乡现象”研究中的七个重要问题：

第一，证明了孝感乡存在的历史事实，为麻城孝感乡的历史遗存问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第二，明确了孝感乡都府所在地设在县城东南七里处的磨子场，即今麻城市鼓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村沈家庄湾。

第三，解决了孝感乡的得名时间问题，即“始自汉”。

第四，解决了孝感乡地名的由来问题。《都碑记》中提到了一则“以孝感盗”的故事：“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封为四乡之宗正。”这说明孝感乡由皇帝诰封，且孝悌的故事发生在赵氏家族。传赵氏为赵文楚，以“以孝感盗”而闻名。这则故事，在四川江安县《赵氏族谱》收录的清乾隆年间杨卓写的《谱叙》中记载得更为详细，云：“昔宜（楚）黄麻城赵公文楚，以母老病，故拜盗，恐惊其母。于是，盗感其孝，舍之去。后世遂以孝感名乡……麻城赵氏以孝显于汉，后为巨族，世居麻城。”这则“以孝感盗”的故事一传开，郡守将此事上奏朝廷，其时汉安帝刘祜正欲以孝德治理天下，于是下诏封赵文楚所居之地为“孝感乡”。

第五，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确实下过移民诏书。在《都碑记》中，邹知新引用了“往牍”里的一则史料，他对所引用的资料不称“志”、“纪”之类，而称“牍”，“牍”当指官方的文书档案资料。因此，邹知新所看到的“往牍”决不是什么野史笔记之类，最有可能的是官方的正式文件。凌礼潮先生看到了这段记录时，肯定地说：“邹知新所引的‘往牍’，虽然不能作为我们今天证明朱元璋所下诏书的直接证据，但明人的亲眼所见，这可作为对这一判断的有力支持！”

第六，历史上“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基本上是同时进行，但“湖广填四川”要略早于“江西填湖广”。在孝感乡“鸠集”的“豫章人”皆迁入四川，留居在当地的，仅仅是“百遗二三”。

第七，“孝感乡都碑”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由麻城知县陈兴所立，其时离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只有15年时间。

除此以外，该文对于研究有关麻城人文历史，也极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三、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孝感乡历史非常悠久，据《都碑记》中的记载，汉代就设置了孝感乡，距今有2000余年的历史，比麻城建立县治的时间还要早。

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载：“麻城县，（黄）州北一百七十里。旧四乡，今六乡。本汉西陵县，周大象元年置麻城县，唐元和三年三月并入黄冈县，后复置之，山原出茶。”据查，这是可考的最早完整记载麻城县乡镇建置的史料，这说明北宋初期麻城县曾经设置过六个乡，而此前为四个乡。

又据北宋王存主编的历史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记载：“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山头、永泰河。”尽管“六镇”具名，惜乎“四乡”缺记，所以无法查实宋代麻城县下所领六乡（《太平寰宇记》载）或四乡（《元丰九域志》载）中是否包含有孝感乡。但据清道光年间的《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这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且在南宋初时孝感乡人己零星向外迁播。

再看民间史料的记载。据明代正德四年（1509）赐进士出身、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杜文堂作于“正德四年春王正月中浣吉日”的《杜氏家谱·序》载：“余家京兆西秦人……至七始祖……入籍山西太原……太祖先开公复徙江西吉安府太和县李家村，生俸爵公……宋末（俸爵次子）应举公迁居湖北黄州麻城孝感乡杜家冈。”这条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谱序的写作时间，距孝感乡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的时间成化八年（1472）仅37年。该序文称杜氏祖先杜应举迁入“麻城孝感乡杜家冈”的时间在“宋末”，经《杜氏族谱》世系核对证实，实为北宋神宗时期。这是目前所掌握的所有有关孝感乡的文字资料中，记述孝感乡时间最早的文本。

此外，据四川郭氏族谱中的记载，亦可证实在宋代麻城已有孝感乡，谱曰：“吾祖先祖……世居吉安府庐陵延福乡，其后于端平元年甲午（1234年）迁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落业沙子场马老湾（岩）孪湾郭家嘴……”

元代，麻城建置沿革缺记，但根据元朝中期编修的《经世大典》和明初宋濂、王祎主编的官修史书《元史》记载，在元初四川29个军民屯田机构中，有两个屯田所均命名为“孝感乡”。由于这些军民屯田所均是以外来移民作为劳动力，而当时四川本地并没有孝感乡的建置单位，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屯田名称——“孝感乡”，极可能就来自于麻城，即朝廷从麻城孝感乡征集的屯田民在随屯田大军进入四川后，而将这个乡的名号带到成都平原的结果。尽管这是根据官方史料的记载推测的结果，但按“明因元制”倒推，明有四乡，元亦有四乡，且孝感乡在此前的宋代即存在，在之后的明代也存在，在元代应该没有理由不存在。另根据四川江北姜氏族谱记载，“其祖承嗣公寓江西……明德公（承嗣公三世）于元朝明宗五年壬申岁（元至顺三年，1332年），偕弟迁北楚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这说明在元代孝感乡也是存在的。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下达移民诏书。“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都碑记》）迁诏到了县堂公署后，来县衙办理移民手续的老百姓络绎不绝，县城浅街窄巷，每日里人头攒动、拥塞不堪，无奈之下，县衙只好临时搬到孝感乡都府所在地磨子场。那里空旷广阔，又有庞大的米面加工场所，能够轻松地办理移民事务并安置移民食宿。

《都碑记》又载：“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说的是，洪武十年（1377），朝廷把孝感乡都升为散州，专管移民事务，同时，由湖广布政使司管辖改属河南布政使司管辖。散州是相对于“直隶州”而言，指隶于府之下，而无下辖县的一级行政机构，散州知州为从五品官，级别低于知府但高于知县。在改属过程中，原有的德安、孝感、随州等府的一些县乡，包括邻近的河南光山、固始等7个县的移民事务，都划归孝感乡州府衙门管辖。孝感乡州府所在地位于南北要冲，往北的陆路是宋代遗留下来的光黄古道；往南的水路是直插长江的举水。移民专署通过这两条线路，把移民分批次送往移民目的地。不久，随着移民量的减少，朝廷又撤销了这个专管移民事务的散州，孝感乡恢复旧制。到永乐年间，明初的大移民高潮已基本结束，麻城县衙复迁旧址。这段历史，至少有30多年时间。邹知新的这一记述，不仅填补了中国移民史上的空白，亦可补《麻城县志》“建置沿革”之空白。

前文提到的康熙九年《麻城县志》中记载，明代麻城县进行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1472），麻城县因为“户口消耗”，下领四乡并为三乡，孝感乡被并入到仙居乡。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原孝感乡版图，又随仙居乡划分到了黄安县。由于黄安县设置，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原孝感乡约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即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分地区。从明初洪武元年（1368）算起，至成化八年（1472），孝感乡在明代存在了105年。

那么，孝感乡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里呢？据光绪八年《麻城县志》卷五之“乡镇”记载：“太平乡在县东北，辖二十五里，分四十五区，虎头司巡检领之。仙居乡在县西南，辖二十五里，分五十四区，鹅笼司巡检领之。亭川乡自县城至县东南，辖二十四里，分二十四区，巡捕典史领之。”综合两个版本的县志，可以确定，明初麻城四乡分界如“十”字形，太平乡在东北；仙居乡在西北；亭川乡在东南；孝感乡则在西南，位于与黄安接壤的今麻城东南与西南之间。湖北省方志专家周启志通过研究考证，进一步确定孝感乡的范围包括现今麻城市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县的城关镇、杏花乡南部、永佳河镇、八里湾镇和太平桥镇的河东部分，其主体仍在现在的麻城市，面积为现麻城市总面积三分之一，约1200平方公里。凌礼潮还较为精确地勾划出了麻城明初四乡区划图，其图被多种出版物广泛引用。

孝感乡都又属于一种什么性质或什么级别的行政机构呢？根据《都碑记》援引《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这表明孝感乡在明初是一个较小的地理单位，在这一地理单元内，推行的户丁制，“孝感乡都”的真实含义就是一个基层里甲性质的机构。又根据《都碑记》援引河东先生《龙池闲话》的话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这里提到了“里”和“区”。相对于“里”是一个基层行政单位，明代的“区”则有其特殊的定义，它是伴随粮长制的建立而出现的。洪武四年（1371），“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万石为率，设粮长一名，专督其乡赋税。” 在这一政令之下，明代前期东南一些地区普遍实行粮长制。凡推行粮长制的地方，一般都有“区”的划分，每区下设粮长等若干人负责税粮征收、解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区”的名称也出现在麻城县孝感乡都的地理单元之中。由此可见，在明初拥有“八百户丁”的“孝感乡都”，设在孝感乡地理单元中，既有属于里甲一类的基层行政单位，也还有为征收税粮而设的役制组织——“区”。从当时此“都”以“孝感乡都”命名，可见明初麻城县四乡涵盖地域甚广，以至将距县东南七里纳入孝感乡地理单元之内。洪武十四年（1381）正式颁行里甲制，规范乡里制度之后，孝感乡的地理位置偏移到了县境西南部，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再说有明一代，一乡之下往往领有多个，乃至一二十个“都”的现象比比皆是，一点不为怪。总之，“孝感乡都”的发现，不失为研究明代乡里组织的一个典型个案。

再说成化八年孝感乡撤销后，麻城知县陈兴几次上书“乞其旧”，未获批准。成化二十三年（1487）秋，陈兴在久久地等候而又“朝廷无旨”的情况下，在原乡都门外立了一块“乡都碑”，上刻“邑东南七里磨子场 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自以怀怨”。

又过了几年，到了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正月廿六（丁酉日），孝感乡都被一场大火烧毁，留下的县府州衙全部倒塌崩溃。自此以后，孝感乡都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孝感乡这一地理单元也逐渐从湖广历史上消失。

明崇祯十六年（1643），大明帝国即将分崩离析，麻城先是发生“里仁会奴变”，随后被陕西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占领。张献忠占领麻城后，不仅接受和改编了原来的麻城世族势力，并设置了相关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改麻城县为长顺州，任命“里仁会奴变”的组织者、麻城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同时在孝感乡都府旧址沈万三遗留的古宅里，复置了孝感乡，称“孝感厅”，并在“孝感厅”里“招合流旧，计丁授田”，还将孝感乡故地重新划分，添设了信义、清平等四个乡。这里的“厅”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官府办公的地方，二是府（州）下辖的一级行政组织。如果是第一种解释，则前面所说的“依议复置”四个字就落了空。所以，应该采用第二种解释。也就是说，复置的“孝感厅”，属于长顺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单位。于是，再将原孝感乡故地析为四乡，由“孝感厅”统辖。但长顺州和孝感厅，随着张献忠当年八月在四川军事上的失利后，很快就“名复其旧”、烟消云散。

四、磨子场——孝感乡的米面加工之地

邹知新在《都碑记》中说到《旧志稿》里“治东南七里许”的磨子场，就是孝感乡都府所在地，也是洪武初年县堂公署办公场所，还是负责移民事务的散州府治地址——现麻城市鼓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村沈家庄湾。

据《熊氏宗谱·卷之首》记载，沈家庄“兴于元末……其扶舆磅礴之气，屈指吾邑之名胜……旧时街巷纵错，河边有楼阁台榭。”数百年前，这里是房屋鳞次栉比、人流熙熙攘攘的繁华富庶之地。邹文开篇中就写道“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除了古孝感乡都的乡碑外，他为什么还要写在当时村落中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石磨呢？写了石磨和米碾，为什么还要写刘氏在孝感乡都府里烧火做饭的故事呢？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是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都碑记》里说孝感乡人口稠密，“丁旺常为乡之患害”，人满为患，地狭人稠，遂成为“狭乡”，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生存方面的社会问题，人口自然或必然要向外迁移，皇帝顺理成章地就会下达“迁诏”。

再看孝感乡都的粮食储备情况和加工能力。既然是磨子场，顾名思义就是集中加工大米和面粉的地方。据当地老人讲，磨子场原先共有9盘石磨。据此不难想象，推动9盘巨大的石磨，需要多少人力和畜力？9盘石磨，每天能加工多少粮食？若以每盘石磨加工100斤粮食，每天900斤计算，可供多少人食用？一个小小的“乡都”，竟然有规模如此巨大的米面加工场！这说明孝感乡都其时的粮食储备数量盈足，粮食加工能力强大。

孝感乡都的中转接待能力又如何呢？邹知新详细记述了孝感乡都内的日常生活细节，如米面加工、捕捞鱼虾、照看粮仓、烧火做饭、择菜洗菜等，光负责饮食的就有一个庞大的团队，还有很多小吏和差役，如掌看乡州粮仓的叫“司仓”；负责磨子场磨子、米辗的叫“磨头”和“辗头”；造酒和看管酒库的叫“造头”和“点头”；厨房里负责面食的叫“白卷”；用勺打饭，但要让人吃饱的叫“饱头”；切菜的叫“菜头”；倒茶的叫“茶头”等等。这伙姓刘的人，他们秉持“忠仁礼义”之风，在磨子场掌乡州之粮，司仓研米、造厨调羹，还能弄得“羹汤适口，熟淡相宜”，其职掌之重、责任之大、劳作之苦、繁琐之累，正是赢得孝感乡人崇敬之所在。

稠密的人口，加上较强的粮食储备和加工生产能力，说明孝感乡都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具备了向外移民和建立大型移民中转站的各种先期条件。加之“迁诏至”这个不可违抗的政治因素，当年在磨子场办理移民事务的人群，必定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孝感乡由此自然而然地登上了中国移民历史舞台，创造出了中国移民史上的奇迹，成为众多川渝民众心目中的圣地。　

五、麻城土著与“江西填湖广”

“居楚之民，多豫章籍。”元末明初时期，长江流域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运动，在两湖的移民中，来自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江浙行省（元制，即今江苏、浙江、福建全境及安徽长江以南、江西鄱阳湖以东）、江西行省（即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一部分）籍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90%。而在这90%的移民中，江西移民又占90%。所以，元末明初的长江流域大移民运动，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更为贴切。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而麻城孝感乡就是江西移民的重要承接地。直到现在，麻城民间仍然有“十人中有九个江西老表”的说法。

“江西填湖广”，最早要追溯到北宋时期。其时，江西人口居各省之首，经济发展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南宋乾道八年（1172），“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宋遣大理寺薄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官庄二十二所，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和种子，使边民垦殖。”（《黄冈市志·大事记》）这是继岳飞组织淮西迁移后，南宋政权第二次向大别山地区有组织的移民，移民的来源以江西为主。

元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361—1363），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湖一带大战，大批民众为逃避战乱，涌入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陈部在江西的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而江西地区长期受明统治者的歧视，被施以重赋。而此时隶属黄州府的麻城，在原住土著人口大部分被强制迁徙后，所纳税赋只有江西的五分之一左右，加上朱元璋下达“迁诏”后，大批江西人纷纷移民麻城。

明代初叶，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其发展水平和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于是，人们便把目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而更多的江西人则是沿着长江水道向西挺进，进入两湖地区，毗邻的鄂东及麻城地区自然成为其首选目的地。

一些地方县志和族谱中，关于江西百姓入籍麻城的记述不胜枚举。

如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被徐兵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府，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乾隆麻城《邹氏族谱》载：“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山。”

光绪麻城《凌氏宗谱》载：“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光绪新洲《金氏宗谱》中《麻邑源流序》载：“始祖万山公，南宋绍兴八年，自豫章九江府瑞昌县迁居黄冈塔尔冈，遂以为家焉。公传至十二世祖学成、学启、学易、学诗、学海、学先六公，居黄冈。惟学先公支下十二世祖琏公、璨公，自明太祖五年徙居麻城县朝圣门内立业。”

光绪麻城《邓氏宗谱》载：“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由南昌安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了明初迁入的外籍姓氏35个，其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入的，占65.7%，而黄安在明初时还没有从麻城析出。

民国三十六年（1947）麻城三修《王氏宗谱·序》载：“既考其世系，始祖曰玄兴公，明初由江右来迁，发祥于石陂之磨子山，分衍于龟山左右。而牙山一支更隆盛于清代中叶，与磨子山、铺头坳、赤膊龙诸处光辉相映。”

民国麻城《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民国麻城《彭氏族谱》载：“（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州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广黄州府，访冈麻二县界，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2005年至2006年，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全市征集了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麻城125个姓氏，这些姓氏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94.8%，能较全面地反映麻城人口的来源情况。

通过对这142支家族的源流进行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姓氏及宗支有125个，占入籍麻城家族的88.03%。这些姓氏主要迁自江西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即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而来自江西“瓦屑坝”这个小地名的有41支，占外籍移民总数的28.9%，占江西移民的32.8%。

在142套家谱中，只有17套族谱未反映其祖源自江西，而这17支族谱中，有3支姓氏来源未注明，有7支只注明是从麻城的邻县红安、罗田、阳新等地迁入，而麻城邻县的人丁也大部分来自江西，所以这十几支姓氏来自江西的可能性也很大，只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移民时间上看，在142套家谱中，注明元末明初迁到麻城的达90支，占迁麻城总支数的67.7%。

而据麻城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对以原孝感乡为主的120姓160 支麻城各姓氏家谱进行的摸底统计，元至正十一年（1351）至明洪武末年（1398），48年间迁入麻城的家族共有107支，除1支来自蒙古、2支来自福建，还有本省蕲州府1支、襄阳府枣阳县1支，其余102支均来自江西，占95%以上。而这些元末明初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徙四川（含滇、黔）、陕西和邻近的德安府（今安陆市），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大大地挤压了麻城土著的生存空间，这一社会现象，在明末清初的麻城人邹知新眼里，认为是土著麻城人的患害。当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丁旺常为乡之患害”后，原住土著们的理想选择，就是另觅新土。这时的江西移民，早已融入了麻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移民的增加，他们相应地也变成了土著，他们与原有土著一样，面临着生存空间日益狭蹙的问题，也只好继续随众迁移。于是，“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这是移民向土著转换角色的一个过程，也是解决移民与土著生存矛盾问题的历史必然。

那么，麻城人又往哪里迁徙呢？民国四川《资中县志》载：“资（中）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民国四川《汉源县志》也记：“明初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楚籍者十九焉。”民国四川《名山县志》：“洪武十四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戚都，来者尤众。”原来，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明洪武年间入川移民的省籍，以湖广为最。而湖广籍中，又以麻城孝感乡人为最多，所谓“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麻城孝感乡的移民遍及四川各地，即使以全县人口“填川”，恐怕也难做到这一点，那么孝感乡的输出人口从何而来呢？孝感乡人何以迁之不绝呢？通过“江西填湖广”来解决！即孝感乡的原住居民迁出后，其人口空白很快便被从江西源源不断迁来的移民填充起来。大规模的迁出和迁入，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输出能力。但终究令人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还是没有赶得上人口输出量的增长，至成化八年（1472）最终“以户口消耗”被裁撤并入仙居乡。

六、孝感乡人填四川

四川民谣云：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是川渝两地数千万人民对于祖先的共同记忆。麻城孝感乡人填四川（含现重庆市），是一场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在这场大移民运动中，由于历史的机缘，麻城既是移民起始地，即有大量麻城人从孝感乡都注册迁入四川；又是移民集散地和中转站，即有大量外地移民在麻城停留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又经历山遥路远的长途跋涉，才得以进入巴蜀之地。如四川泸州《王氏族谱》序言中说到，“王九携妻雷氏，于洪武初年到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各种史料和谱牒中像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但最早记录“湖广填四川”和孝感乡人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是清代学者魏源的《湖广水利论》中的记载：“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魏源点明这次大移民发生在明末，原因是张献忠占据四川后大开杀戒，以致“蜀民殆尽”。其实这只是麻城历史上历次大移民运动中的一次。要探讨孝感乡人填四川的历史，必须把视野往前拓展到明朝之前，往后要延续到清中期。这个移民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代。元、宋之战和战后瘟疫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载：“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这是说上述之地已无民可牧，元朝廷无法在此设置地方官府。那么，元朝时四川人口到底是多少呢？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四川户数为2590092户，人口为6610831人；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人口恢复才勉强达到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

因空闲了广袤的土地，自然少不了要迁入一些外来人口。顺帝至元四年（1338），监察御史报告：“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来此居住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为了适应“流户日增”的形势，元朝统治者不得不“设官府以抚定之”。元初四川民户仅12万户，到元末，仅自贡地区一下子就涌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20余万户。这些史料说明，自元代起，长江流域就开始向四川移民，尽管不是开先河之举，但是史料上有确凿的记载。这里所说的长江流域，当然包含举水河畔的孝感乡。以至在后代的地方志和族谱上，都留下了元代孝感乡民迁居四川、重庆、陕西等地的相关记述。

第二阶段是元末明初。这本来是两个时间段的两次大移民，但这两次移民在时间上几乎连贯在一起，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在时空上前后呼应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元朝末年，麻城地区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据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卷三“灾异”载：“元大德十年，大饥。先是，二年夏大旱，秋大水；七年正月，大水。十一年，大疫。”“至正十一年，大旱，人相食。”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民不聊生的麻城饥民揭竿而起，在麻城孝感乡铁匠邹普胜和罗田布贩徐寿辉的带领下，加入了反抗元朝暴政的红巾起义。九月，义军占领蕲水（今浠水县，以南临蕲水得名）后，于蕲水县治东北清泉寺拥立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王朝，封邹普胜为太师。至正十七年（1357），徐寿辉部将明玉珍率部西征，溯江而上，占据了四川大部分地区。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与陈友谅断绝联系，自称陇蜀王，一些反对陈友谅的徐寿辉旧部也大批入川投奔明氏政权。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明氏据川十余年，尚俭轻徭薄赋，在川遍置卫所，戍兵屯垦，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树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而麻城这边，仍处于战火烤炙下，“明氏之兵多楚黄籍”，随明氏入川的部将于是纷纷将家属和亲戚接到四川，吸引了大批湖北和麻城民众前往。为了继续壮大统治根基，明玉珍还下“诏令”广招湖广百姓入川垦殖，又有大批麻城人蜂涌而至。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随其入川的将士就地解甲归田，大部分流落在重庆至成都沿途各县，与孑遗土著及入川新民互通婚约，融为新一代四川人的重要部份。元末随明氏入川的人口总数，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先生估计，应为20万左右，加上随军家属在内，总人数应在40万以上，移民四川的人口，接近或超过土著。

再说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1368）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天下统一后，统治者认识到，“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古代主要的生产力就是发展农业，要发展必须让农民归耕。朱元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臬的建议：“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麻城孝感乡古为“狭乡”，自然在迁民之列。再加上洪武六年（1373），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明太祖洪武实录》）由于移民能获得朝廷提供的牛、种子、车、粮食和耕地，并享受“三年不征税”的优惠待遇，各姓氏家谱记载，从洪武初开始起，就有麻城人开始向四川迁移。

而麻城人大规模迁徙到四川，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麻城土著被朱元璋视为敌对势力而被迫进行强制迁徙。明朝初期，战乱平息，部分参战和逃难的麻城人陆续回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的却是新的强制性迁徙。《陶氏宗谱》中保存的《五户叙》一文，毫不避讳地指出麻城土著被强行迁徙的历史原因，“妣（陈氏）携三幼入金刚台（河南商城县）。大明定鼎六年方归麻邑。邑只有秦黄陶李毛五姓，以麻城好反，众皆掉于四川矣！”

移民的效果立竿见影。洪武五年（1372），四川人口为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1381）的9年间，人口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而麻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县册定人口15809户，计105112人；而18年后的永乐七年（1409），人口仅为15810户，计104180人，户数增加了1户，但人口却减少了932人，可见迁出人数不少。这些迁出的人，都是以“孝感乡”的户籍而迁出的，以至成化八年（1472），孝感乡“百遗二、三”，最后只好取消这个乡的建制。

第三阶段是明末。如果说元末明初迁入四川的移民，是以麻城孝感乡人为主的话，那么到了明末，历史又好像穿越和复制到了这一时期，移民又是以麻城人为主体，并把移民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要从崇祯十六年（1643）说起。这年四月，麻城的诸生周文江和汤志、洪楼先等人组织地主家里奴仆和贫苦佃农组成了“里仁会”和“直道会”，举起反对豪绅地主的义旗，史称“里仁会奴变”。清代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十九中对这次事件作了相关记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四月，麻城宦仆里仁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乡野亦起兵数万，围困半旬不克……（里仁会）遣人缒城下，由间道请救。时献忠闻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选勇士将之，势复大盛。”光绪八年《麻城县志》记述为：“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里仁、直道二会，活埋杀所仇以倡乱，各乡寨鸠众围城讨乱。”

“里仁会奴变”的直接结果是，被地方团练乡勇围困在县城中的造反者派汤志偷跑出城，到安徽潜山请来张献忠的农民军解围。四月初六，张献忠攻下麻城后，杀死县丞李体明、教谕萧颂圣，将麻城县改为长顺州，在孝感乡都府旧址沈万三遗留的古宅里重建“孝感厅”，任命组织“里仁会奴变”的麻城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在这里一边计丁授田，一边招兵买马。麻城有57000人加入了张献忠的队伍，武进士洪正龙亦率千余人降附，张特地将这些归附来的麻城人建为麻城“新营”。五月，张献忠带着“新营”及原部人马，攻克武昌，首称“西王”。六月，入川征战。八月初，张献忠在军事上失利，长顺州和孝感厅也随之不复存在。关于麻城“新营”士兵的最后归宿，《黄冈市志》的记述为“黄、麻归附张献忠农民军的人员大部随军西进入川。”张献忠兵败后，他们就地隐姓埋名落籍四川。这一历史事件，造就了数万麻城人集体入川，并成为各姓氏中入川的“始祖”。

第四阶段是清初。清初移民，是继明初大移民之后，又一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运动。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布政使司人丁陡减至16096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缓慢增长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而据民国四川《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13年后仅存32户。顺治年间的四川人口数，是四川历史上人口统计的最低数。人口的锐减，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朝廷为迅速恢复生产，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移民入蜀，如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

康熙二十五年（1686）麻城《熊氏宗谱》里有一份《往川人民告贴》，曰：“我等前去四川耕地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同妻子兄弟安分前行。”麻城人奉旨进入四川后，当地官员饬令该管地逐户挨查，取结编入保甲。此外，还有“官给牛种口粮”，“新垦田地分年起科”，“鼓励老农入蜀教垦”，“春耕农忙禁派民役”，“查还官兵强占民田”等诸多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明末清初进入了一个高潮。

这次移民，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其中，移民高潮于康熙十年（1671）开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止，历时105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规模移民运动。这次移民，约有100余万移民迁入四川，除湖北外，还有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卷入移民浪潮，因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这次事件也被历史学家和民间称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在“湖广籍”移民中，麻城移民数量较大，许多家族的族谱均称来自麻城或麻城孝感乡。

有趣的是，在移民的过程中，麻城还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包揽棍徙”的中介人。据一些家谱资料记载，这些人随移民大潮到达四川，因为找到了“商机”，后又“恐然而返”，回来后专门在民间牵线搭桥，介绍乡里邻间移民入川，甚至包揽引路、送人入川，从中收取“包银”。从他们的宣传中，可见当时的四川是何等具有吸引力。如《石氏宗谱》记载这些人说：“川省米肉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又说“川省膏腴，每亩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百物俱贱，易于资生。”《甘氏族谱》中也记载过这些人，他们又鼓吹说：“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又说：“川省乡邻多，易于度日，一去入籍，儿孙满堂。”在这些掮客的宣传鼓动下，孝感乡乃至边远地区的人们，一时皆“感于川省逸乐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大。

麻城人就这样听从鼓吹者言，甘冒风险，倾尽原籍家产，自备盘费，携家带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四川。都门牌坊前的光黄古道，至今还叫出门路。他们踏上这条路，也就是认准了心目中的目的地，是一块能使自己“富足”的风水宝地。最早入川的移民来到新居后，可以在这里自由占垦土地，“惟力是视”，只要眼睛望见的地方，都是我的！一些荒山地区，甚至于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巡视和管理。而稍后入川的移民，还须沾亲带故，或者攀亲。一旦攀上亲情旧友，就能利用“乡谊”租赁及购买土地。其地价之低，用银一两，即“可购十亩土地”（清《李氏宗谱》）。甚至可以一只鸡、一匹布而“买田数十亩者”（同上）。加上清廷在申报户籍、减免税收、给予牛种口粮等方面的优惠照顾，这些都为麻城移民在四川这块土地上施展聪明才智，乃至生根发芽创造了相当优渥的客观条件。

有关元、明、清三个朝代麻城（含孝感乡）人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在史籍中少有朝廷和官方文献记载，而见诸四川省、重庆市地方志和家谱族牒中的记载却数不胜数。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刘宁从四川方志、族谱、墓志中搜集研究193支家族，发现其中来自湖广的家族达147支，而这中间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就达111支。麻城孝感乡来源的移民，占湖广籍移民总数的76%。

如在川西地区，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川南地区，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在川东地区，新修的《南川县志》中有介绍：“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川北地区，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在四川省中部地区，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2001年，位于四川省中部地区的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出土了一通明代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据该墓志铭文载，万本的曾祖万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姓刘，在元为屯田户……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即崇州）。”

重庆各地的方志史料和谱牒中关于孝感乡的记载也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例，如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

为什么在川渝移民中，有那么多人说自己的祖籍在麻城孝感乡呢？这是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现象呢？究其原由，除了麻城孝感乡本身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集散地外，这里面还确实存在一个冒籍问题。民国年间的四川《南溪县志》里记载：“（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如交通、信息等），就冒籍问题初步研判，可能由三部分麻城人组成，且数量不在少数。一是红巾军夏政权的遗川人员。二是张献忠的隐川人员。这两方面的人员主要是躲避当朝的迫害，故而在编户齐民时填写孝感乡。在明初，孝感乡都是官方移民机构，既然是奉旨入川，当然不在追查之列；在清初，距撤销孝感乡已去一百七十余载，既是孝感乡来的，自然就不是“八大王”的兵将了。三是孝感乡撤销后入川的麻城人。他们经历于战火和疾病的磨难，加之续修族谱时距入川时间较久或繁衍数代人后才进行的，故而在传承中已佚具体村落，只好以名气最响的孝感乡作为祖根地了。此外，还存在一种现象，由于在元末明初大量麻城县孝感乡人入川并站稳脚跟后，后来的非麻城县孝感乡人为求认同，也牵强附会纷纷冒籍。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孝感乡人迁入四川时间早，规模大，人数多，且孝感乡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久而久之，“孝感乡”作为每个家族的记忆符号传承了下来，成了大部分两湖移民集体认同的标志性“祖籍”，更是成为文化语境中两湖移民后来寻根认祖的象征地。

既然都是从孝感乡而来，移民们在哪里办理移民手续呢？据《都碑记》载：“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也就是说，是在孝感乡都府所在地——磨子场。

我们首先来看孝感乡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方位。麻城全境地貌形如马蹄，东部和东北部为高山，西部和西北部为丘陵，中南部为平原，并与长江中游平原相衔接。整个地势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由东向西南倾斜敞开，形成逐级下降的阶梯式地形，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大别山脉环绕着麻城西及西北部，且山脉相连，山水依地势自北向南流注，形成举水水系，经新洲、团风而注入长江。而孝感乡正好坐落在举水冲积平原上的扇面上，是陆路、水路的最好出发地。

再看孝感乡的区域优势和区域经济。因古孝感乡地处举水流域冲积平原扇面上，东部的龟峰山区域，早在宋代之前，就统称为“东山”，那里不仅有古楚遗风，而且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代独特的传统习俗。孝感乡西南一带，既是麻城的鱼米之乡，又是历史上著名的棉产区。白果、宋埠、歧亭的古商贸发达，分别有“山码头”、“小汉口”之称，特别是歧亭，不但历史悠久，还有“水码头”之称。这些地区，在历代志书上雅称为“中土”。因一条黄金水道——举水河（明代俗称洗脚河，也有的入川移民根据谐音称之为“喜鹊河”），将上述乡镇串连在一起，而贯穿中土的陆路——光黄古道，依河而上，至沈家庄与水道交汇。所以，孝感乡水陆码头，四通八达，人聚物丰，保存至今的古店面和石板街，都能印证这一点。

孝感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味食品独特。这些条件，都为移民生息和远徙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洪武十年（1377）孝感乡都升格为散州，统管周边7县的移民事务，所以远迁川、渝、云、贵的移民，都必然聚集在这里，领取凭证、路条和干粮，办理相关手续。入川的路线有水陆两条，但“条条道路通天府”。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孝感乡高坎堰码头——湖广武昌府夏口驿——荆州府荆南驿——四川夔州府永宁驿——重庆府巴县朝天驿——成都府锦官驿，全程约5600多里。陆路为：麻城——黄安（今红安县）——黄陂——孝感县——云梦县——德安府（今安陆市）——随州——枣阳——襄阳——巴东县——四川巫山县——成都府，全程约3500多里。

七、移民的心态：自愿或被迫

孝感乡的移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有着千差万别的各种不同的群体心态。从战乱流徙到奉旨移民，由自发西迁到“徙实填空”，他们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的呢？这需要放在移民事件具体发生的时间、背景和动因等历史条件下去解读。下面通过三个民间故事，来认知和体察不同情况下的移民心态。

解手

这个传说与张献忠征剿四川的故事有关。相传张献忠儿时跟随父亲到四川内江贩枣，他们把驮枣的驴子拴在一家地主的大门口。因驴子的粪尿弄脏了石柱，地主老爷命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还小，怒目不敢抗争。这件事在幼小的张献忠心中留下了阴影，临走时发誓道：“将来我再来时，要把你们全部杀掉，方解我恨！”

张献忠起义后，带领部队从湖北进占四川。一天来到川鄂交界的地方安营扎寨。晚上大便时，随手扯草擦屁股，不料抓了一把蛤蟆英子草，这草叶背带毒刺，把张献忠的屁股刺痛了。他又转身扯了一把草，这草不带刺。他就问身边士兵，这是什么地方？士兵说这里是湖北和四川的交界线，有毒的草是四川那边的。张献忠听后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太厉害了，连草都想害我，我们就从这里杀起。”杀到半路，还放出谣言，说“天煞星”下凡了。正如后人在歌谣里唱的那样“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张献忠在四川所过之处，白骨成堆，十屋九空，史称“张献忠屠川”。

清朝顺治皇帝入关后，待天下安定，便下令麻城孝感乡的人往四川迁徙。孝感乡人不愿西迁，结果都被官兵捆绑上路，只有大小便时方能解开绑在手上的绳索，所以后人把上厕所叫“解手”。

哥老子上四川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麻城孝感乡都府所在地的沈家庄，有户熊姓人家，家中有三个儿子。按当时的圣旨，三丁抽一，要派一个儿子到四川去。父亲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先叫大儿子去，大儿子说：“长子不离中堂。”父亲又要小儿子去，小儿子说：“幺儿不离娘房。”父亲只好做老二的工作，老二听后直摇头，说：“哥不去，弟不去，我也不去！”不管父亲怎样劝说，三个儿子都不愿意去。老父亲年迈体衰，便叹着气，拿条毛巾裹在头上，说：“唉，还是哥老子去吧！”三个儿子见老父亲要亲自去，又纷纷争着要去四川。这句话后来在四川流传开来，时间久了，由“哥老子”演变成了“格老子”。“格老子的”，至今许多四川人都爱讲这句话。

白马认亲

高坎堰本是孝感乡的一个里，当时的里长也叫粮长。为什么又叫粮长？就是当粮长的人家，必须有储存的粮食，也就是大户。粮长的工作，一是征收钱粮国课，二是组织人员入川。入川高峰时，按男丁算，二抽一，三抽二，五抽三。也就是你家里如果有五个儿子，必须要去三个。相传这个粮长姓刘，长得高大白净，一表人才，而且心地善良、为人敦厚。他跟老百姓的关系非常亲密融洽，叫这个到四川去，又叫那个去，都因种种原因误过了。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说：“就让我去吧！”唯一的要求，就是带上自己心爱的那匹白马。这位白马里长入川后，刘姓人修谱时忘记了他的名字，就把他的故事和那匹白马的画像刻入了家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庆长寿桥的刘姓人，拿着一幅白马画像找到麻城，时隔600多年的刘家人，终于又跪在祖宗的牌位下认祖归宗。

还有很多有关麻城孝感乡的民间故事。故事一般抹去了移民迁徙的时间，用“很久很久以前”来开头，但内容大多讲述的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有很多学者收录了这些故事，均认为与故事相关联的史实是：元末徐寿辉率领红巾军起义，起义军与元军的战争，导致了麻城老百姓逃往四川。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占据四川前后，又带去了一些麻城人。稍后，朱元璋消灭了明玉珍的旧部，命诸将就地驻守，紧接着再次大规模移民四川。明末清初的战乱，迎来了张献忠的军事移民，而清初的这次移民潮一直波及到清朝中叶。所以，孝感乡移民后裔，在回忆他们迁川的时间与心态时，往往将这些历史事件糅合为一了。

八、“麻乡约”——孝感乡移民连接故乡的精神纽带

孝感乡移民迁徙到四川后，与老家麻城关山阻隔、云水迢迢，他们依靠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与自己眷恋的故乡保持联络呢？

十几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中国二级大法官刘家琛来麻城调研，在麻城市法院讲述了一件令闻者感慨万千的童年往事。刘家琛是四川省三台县人，自幼就常听大人讲起从麻城孝感乡移民到四川的经历。刘家琛出生于1937年10月，此时正是日寇铁蹄践踏中华的民族危亡之秋。烽火连八年，家书抵万金，日子鬼子一投降，三台刘氏家族立即派刘家琛的祖父作为代表，回麻城老家祭祖。小家琛日盼夜盼，巴望祖父早日从老家归来。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后，祖父从麻城回到三台，带回来一捆花格土布，又请人帮忙，剪成一尺长的小布块，每家分一块，挂在家里显要位置。这块布，成为一种精神寄托。看到这块布，似乎就回到了麻城老家。

“麻乡约”，这个充满川渝移民乡愁的专用名词，由此进入麻城文史研究者的视野。

日月如梭，经纬万里，川渝移民迢迢寻根路，催生出麻城投资12亿元的孝感乡文化产业园。在“川渝老家”移民博物馆的规划图上，我们终于看到了“麻乡约”的情景再现。原来，明代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的移民，因思念故乡和祭祀祖先、续订族谱等需要，相约每年推选公正守信的人作为代表，回老家探亲送信，来往带送土特产，传递亲情，成为麻城“乡约”。

这些人办事公正、讲究信义，深受民众信赖。天长日久，这种推选代表回麻城探亲的形式即相约成习，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和不成文的规矩，后世人们便称其为“麻乡约”——“麻”，当然指湖北麻城；“乡约”，相当于后来按乡规民约调解乡民纠纷的保、甲长等职务。这种往来于川鄂之间的民间信息沟通和简易物流渠道，在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中保持和延绵了多年，不仅保证了西蜀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与麻城老家之间信息顺畅沟通，而且在移民群体中延续和保持麻城地域文化习俗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藕连作用。以故，数百年后的今天，许多麻城孝感乡的四川、重庆移民后裔，仍然与故土麻城乡音接近，生活习俗方面甚至都还保持着浓厚的麻城文化特征。

清咸丰年间，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陈洪义，依据“麻乡约”的模式，在西南地区创办了“麻乡约”的大型客货运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也简称为“麻乡约”。

陈洪义（1820－1903），又名陈崇仁、陈鸿仁，是四川省綦江县（现属重庆市）号坊乡陈家坝人。他13岁时父母双亡，穷得衣不遮体，只好为人放牛割草度日。十六、七岁时，在煤窑捡炭花卖。20岁时，先在綦江、重庆等地抬街轿子，后在川黔道上当伕子（从事人货运输的体力劳动者）。因为肯卖力，人又厚道，常为伕头义务挑东西，便做了小伕头。又因为他在同业间办事公正、严谨守信，秉承先辈“乡约”遗风，如同当年的麻乡约再现，再加上他脸上长有麻子，人们便以“麻乡约”、“陈麻乡”的外号相送。

咸丰二年（1852），有一位叫唐鄂生的官员，在由四川往赴昆明担任云南矿业大臣途中，路过綦江，陈洪义被拉来充当轿夫。一路上，陈洪义服侍唐氏一家周到细致，特别是在坡坎众多的川黔道上竟然把唐母的轿子抬得四平八稳，颇得唐母的欢心。路过贵州郎岱县时，恰逢唐鄂生生日，唐便大摆筵席纪念生日和迁升之喜，并许以少量酒肉款待脚夫。当日晚，陈洪义自掏腰包，好酒好肉款待脚夫同行。唐鄂生知道后感到非常吃惊，忙问他所为何故，陈洪义面带戚容道：“今乃母难之期，孝道未尽，尚在为人下力，今宴同行，以示祷念；更乃今是吾生日，安有不宴！”唐鄂生见其忠厚朴实，且与自己同日所生，又于迁升途中遇到此人，将其视为“吉兆”，遂生提携之意。到云南后，唐鄂生问陈洪义愿不愿意做官，陈推说没有读过书，不敢作官。唐又问他想做什么事，陈说自己乃下力出身，只想设一信轿行。唐再问他信轿行起什么招牌名，陈答：“众人有意称我‘麻乡约’，愿以此为名。”于是，唐当即帮助他在昆明创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简称“麻乡约”，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客运、货运、送信和汇兑。麻乡约成立后，唐鄂生除将部分公文函件交其递送外，还函告四川、贵州、云南各有关衙署，要对陈洪义开设的信轿行予以大力支持和保护，麻乡约的业务很快遍及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地。

随着麻乡约业务越做越大，同治六年（1866），年近半百的陈洪义回到家乡四川，同时将麻乡约总部迁回重庆，并在重庆设立民信总局，随后又在成都、泸州、贵阳、昆明等地设立民信分局，其服务网点遍布云南、贵州、四川城乡各地，其业务向外延伸到越南、缅甸，向内扩展到长江下游各省及京津地区。鼎盛时期，麻乡约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设立了办事机构。麻乡约由此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物流企业。

陈洪义的麻乡约能迅猛发展并声誉卓著，除了得到封建官僚的青睐和大力扶持外，更得益于他对这个庞大的组织进行的精细化、标准化、制度化的严格管理。他将麻乡约的经营业务分为三大块，由三个分支机构分别进行管理：第一大块业务是轿行，也就是客运，由“麻乡约轿行”来专营。轿行分为长途客运和短途客运，运输工具有官轿、小轿和滑竿。轿行业务自创办后一直非常兴旺，甚至还一度开通过滇越、滇缅道上的国际客运，直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长途生意才开始日渐清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始先后修筑了马路，短途生意也渐渐衰落。第二大块业务是民信局，兼具现在快递、银行汇兑、现金押运、邮政等业务，由“麻乡约民信局”专营。麻乡约民信局信用非常好，凡托交的函件，虽穷乡僻壤亦可送到。1935年，国民政府下令民信局停止营业，该项业务才中止经营。第三大块业务是货运，类似于现在的物流企业，由“麻乡约货运行”专营。其办理的货运业务，其路线之长、货运量之大，非同时代同业者所能望其项背，在滇越、滇缅道的国际货运上，则更是享有盛名。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设立官办邮局时，先抄录麻乡约民信分局地址以开辟邮路，并向麻乡约要去几个递信伕头熟悉邮路并拓展业务。

1949年，麻乡约被国民政府查封，被迫停业。

从咸丰二年（1852）创建，到1949年停业，麻乡约大帮信轿行走过了风雨百年的历程。作为我国当时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运输机构，它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对我国西南三省的物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开创了我国民间通信和快递业务的先河，在我国邮政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川黔古道上，麻乡约轿夫那一声声铿锵豁亮的吆喝，至今还在久久萦绕……

这么一个经营运输和邮政业务的封建性企业，为什么叫“麻乡约”呢？以前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些说法都不如一个解释：因陈洪义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他选用“麻乡约”这个名字，既是赋予一种物流业务方面的关联寓意，但更重要的是寄托了无数川渝移民后裔的一种思念和怀恋故土的情结。

川鄂三千里，由麻乡约带动的亲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由麻乡约演绎的寻根故事，娓娓动听，感人至深……

麻乡约，让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记住了故乡麻城，留住了永远的根，留住了浓浓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