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文化丛书》】文选二：

明代麻城漕运改折

文/李 敏

一

清代《麻城县志》文集里载录有《漕运改折记》，是明代晚期麻城进士梅国楼写的。

《漕运改折记》（以下简称《记》），记的是发生在麻城历史上的一件关乎县计民生之头等大事——漕运。漕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河道海道调运公粮，水路不通处则辅以陆运，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这种粮食统称漕粮。明代漕粮，就是将作为税收而收取的粮食等物品，由南部地区漕运到北京，作为宫廷用度、百官俸禄、军饷支付等等。

麻城县城东门外虽然有一条县前河，但用梅国楼的话说，是“淤沙平浅，掬土可塞；雨集而涨，雨霁而涸；舟楫不通，揭历可涉也”。本来，像这样“介在万山中”的大山区，是不应该交漕粮的，但由于明朝初年麻城由河南划入湖广省，而湖广临近长江，所以就被列入到交漕粮的州县队伍里。

从《记》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麻城的“漕运改折”，是分两次进行的。那么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梅国楼说是“岁丙寅夏，周尚宝偕不佞（自称的谦辞）冒行烈日中，谒当事者”。但如果按这个年号去查考这件麻城大事，虽然万历皇帝在位48年，但恰恰丙寅年他不在其位，将这个年号全部让给了他的老子和儿子。这样我们就能加以想象：老先生们在修编《麻城县志》时极有可能将“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写成了“丙寅”。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至于这位周尚宝先生，名叫周宏禴。他退休前当过尚宝司少卿（掌宝玺、符牌、印章之官）。“周尚宝偕不佞冒行烈日中（具体时间是大夏天），谒当事者”，可见梅国楼是跟着周尚宝宏禴去办改折这件事情的。

对于最早从事麻城漕粮改折事务的周宏禴，我们有必要对他作点介绍。周宏禴（1545—1610，字元孚，号二鲁，万历二年进士，时任无为州同知）。这年，他和哥哥周宏祖（1529—1586，字元孝，号少鲁，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鸿胪寺卿，正四品），正在家中为父亲守制。也就在这一年，江南各地正在风行“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给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可见所谓“一条鞭”，就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赋役合并，折算成银两，官收官解。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由原来的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由原来的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各家各户可以不交皇粮，不出徭役，只管交银子就行。

按说麻城人应该还算幸运的，紧赶慢赶，赶上了“一条鞭法”这趟车。

只不过当时在麻城不叫一条鞭，而称之为漕粮改折。

事情的起因是，黄安有个耿定向。耿定向本来是麻城进士，但他家那一块儿地盘经常有盗贼土匪闹事，于是他联络几个老儒生，一次又一次给省府衙门打报告，要求划麻城黄冈黄陂三县交界地，建立一个新县。经多年努力，终获批准。于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从麻城划走20里（每里110户，共计2200户），再加上黄陂、黄冈两县共划出20里，正式建立黄安县。

朝中有人路路通，精明的耿定向当然一下子就能看明白“一条鞭”的长远好处（见到独先），便带信要黄安县赶紧打报告争取，结果被批准为永远折银（先请于当事人，得永折）。周宏禴分析说，黄安县改折能迅速成功，一是因为耿定向有威信，全县之人都非常信任他；二是县里有个能干的王先生总负责；三是耿定向能紧急调配出一笔公共活动经费，交给办事人员，任凭他们去运作，黄安百姓总算从漕粮赋役的重压下解脱了。

于是，“最称廉明”的麻城县令文德也破天荒凑出一笔公费（调公费百金），作为改折的运作费用，由周宏祖亲笔写信，报请有关部门核准。

周宏祖虽然没有耿定向官大，但多年来一直是模范干部（考最廉能），无论在朝廷上，还是在省府里，都是大名鼎鼎，贤风远播。说出话来，也是颇有分量的。

很快，麻城也被批准改折了。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高兴之余，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

但这条光明大道在麻城县是三起三落，走得格外艰难。

二

万历十二年，周氏兄弟守制期满，回京重新分配工作。不久，周宏祖起复，补太常寺少卿；周宏禴则被分到顺天府（北京地区）担任通判（二把手）。

周宏禴这年刚刚迈过不惑之年。他自幼就是神童，“生而颖异，为小儿时即善作文。及长，博洽群书，熟于星象，为古文词挥笔立就”。但这位周二少爷可不是书呆子，他特喜欢狩猎，骑马射箭样样精通。28岁参加乡试，考中全省第五名；次年春亦会试连捷，得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在中央部门工作。这个比大哥周宏祖年轻16岁的周二少爷，回老家守制之前，就因为写下一纸批评首辅（宰相）张居正的意见书，还没等交上去，就把草稿弄丢了。结果仍然被人揭发检举，降职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同知。

一晃悠十来年过去，如今周二少爷变成周二老爷，虽年过四十，但仍然没悟透官场上的“混功”。天子脚下官难做，古今一理。周宏禴非但不肯谦虚谨慎笼络好京城里的老少官宦，还自恃文才超群，敢于向老虎谋皮，特喜欢给皇帝上疏，阐述己见。这一次，他饱蘸浓墨，满腔热望，运笔疾书，弹劾兵部尚书张学颜“内臣交结外臣阻滞言路”。结果是，刚过完年，万历皇帝就将他贬到山西五台山以北的代州，去当个小小判官。

不料周宏禴在这个位置上，却充分发挥出他的文才，成果是编写出《代州志》两卷。

万历十三年三月，大哥周宏祖升任南京光禄寺正卿。不久，因穿红衣谒陵，服色失仪被劾，黜为民。次年病逝，年58岁。

再说周宏禴，经过数年在基层锻炼，后迁南京兵部主事，并在万历十八年升任尚宝寺丞（正六品），又赶上万历十九年选取御史巡边，朝廷命他以京卿兼陕西道御史，巡视宁夏。这下周宏禴可高兴了，黄沙大漠，辽远壮阔。他与守边将领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飞马戈壁荒滩，踏碎贺兰山阙。圆满完成任务后，高高兴兴地向朝廷举荐为大明守卫边防的哱承恩、土文勇等人，称赞这两人是难得的“将才”。

因巡边有功，周二鲁升任尚宝司少卿（从五品）。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哱拜、哱承恩父子被宁夏巡抚等地方大吏逼得突然造反，结果是哱承恩被凌迟处死，周宏禴也连带贬官，降职潮阳尉，又谪澄海（属广东潮州府）典史，最后终于黯然回乡。

周宏禴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老家来。然而此时的麻城已非旧日之麻城。

自万历十四年文县令离任高升，继任者都是新科进士，初出茅庐，在执政能力上，一代不如一代。而那些久在县衙门办公的胥吏，都是些以公谋私、贪污受贿的老油条。清官文德在麻城执政六年，大大挡住了他们的财路。这些“害虫”早已被憋闷得五爪挠心，直觉得生不如死。好不容易熬到“包公”滚远了，以主簿（正九品）许楠为首，立即上下联手，用种种借口废除改折，仍然搞漕粮那一套。

为啥许楠一伙对征收漕粮如此热心？今人已无法想象那时这里头惊天动地的猫腻。因为除正粮外，还有运费，中转损耗费等，称之为“加耗”、“脚价”、“轻斋银”、“鼠耗米”、“变易米”、“蒸润米”等等等等，都要提前摊派到纳税户。湖广本来就是漕粮解运最远的行省,加之麻城“俱皆鸟道悬崖，每人肩负米不过二、三斗（10斗为1石），日行不过三四十里。自邑（此处指县城）至歧亭一百余里，自歧亭至大江，又一百二十余里，皆小沟也。大约远者至江三百六七十里，近者亦三百余里。故邑之兑米一石（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得至挂口，所费不下三四石。”（喻仪《比例改折书》）。

梅国楼《记》文说，“水远运苦，频年以来，吏抱牍而不休，民无以苟旦夕。”每到秋天，不管丰收还是歉收，粮长一声令下，公粮必须立马交齐（每一传呼，必立收受）。并且，按人丁计算的徭役佥派更加厉害，（头会箕敛倍于常额）。运粮的百姓“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车不方轨，马不成列。负载道路之间，伺候公府之门。不待至水次（船只泊岸之处，码头），而已疲累矣”。

千万别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就算送佛上西天了。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看那熙熙攘攘的码头上，早站着不少“戴大盖帽的公务员”，专门负责稽查点验，一要粮户和承运者赔偿路上损失，二要赔补搬运粮食上船所用的踏板和修船费。凶神恶煞，变相索要，翻番提成，小百姓哭天不应，叫地不灵（故心剜腰折，闾阎告病）。

粮户交不起粮赋，只得卖田地、卖儿女，最后逃得远远的。有粮户逃走，赋役就落在未逃者身上。于是你逃我也逃，大家都逃跑。粮长收不上税粮，也只好易姓埋名，隐居外地。

周宏禴《叙》文说，有位福建进士沈孟化（与周宏禴为同榜进士），前几年任蕲黄道参政时就说过，“麻城阻山，与黄安同。黄安得改折，而麻城士民何寂无一言？”（先年闽进士沈君为他郡丞，校全书，书云：麻城阻山，与黄安同。黄安得改折，而麻城士民何寂无一言？）周二爷从心里佩服这位同年硬骨铮铮，铿然有声。为此，周二爷毅然采取行动，召集一些人联名上访，直接向湖广巡抚郭惟贤告状。但郭大老爷很快就升任京官去了（余乃纠众告于郭大中丞处，郭公随即升任去）；而沈参政因反对税监陈奉到处滥收矿税，被这个钦差宦官以“抗旨庇属”的罪名上报朝廷，也被降职降阶，调到广西当副使（而沈亦罢归）。并且，因麻城到省里上访去的人比较多，往返一个来回，就用掉20金（任事者夥，才一往返，即费二十金）。而县里那些被收粮胥吏蒙蔽的士大夫们还幸灾乐祸，无端指责这些为民请命的“志愿者”说，“改折又有什么好处？”（士夫有中粮厅狡计者曰：改折何益？）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辛未，湖广按臣徐兆魁以地方灾伤具四事上请，一议改折，一议缓徵，一议蠲免，一议赈济。户部酌议，谓北绢数目不多，且新以府佐收解，遽行改折非立法意，缓徵徒贻小民他日之累，不若勘被灾轻重，量为蠲赈。诏如部议。”

这说明湖广省府还是认真办事的，想必郭巡抚上调前，也对此事作过交代。只不过户部议案，经皇帝批准，认为“遽行改折非立法意”，只从赈灾角度小作调节，不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我们的周二老爷宏禴，此时并不知道这些曲折过程，只抱怨麻城人不齐心（余度不能得之于众），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想自家，前半生饱读诗书，骑马射猎，风流倜傥有大志；近而立之年，举人进士联捷，何等风光！京都名流，群豪荟萃，连大文豪王世贞、最牛宰相张居正，都对本人刮目相看。后二十年宦海沉浮，风浪颠簸，老来想在家乡为百姓做一点事，也难上加难。唉！

周宏禴灰心丧气了，叹一声长气，凄凄惨惨戚戚。

“哎吆喂，惨得摆嘞！就算我不如耿定向那老家伙，为么事麻城就不能有个王先生（黄安大能人）啊？”

对漕粮改折之难度，梅国楼说得更为贴切，“当时县令及各乡里甲多次开会，讨论漕粮改折的事情。但因为那些狡猾的人以此为利，上下活动，跑到有决定权的官吏面前说坏话。因此，往往早晨刚刚形成的决议，到傍晚就宣布作废”。

似乎是老天爷也成心作对，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麻城乃至湖广省雨多成灾，水冲沙压，好田变坏田，大路变滩涂，万民嗷嗷，流离逃窜。官府所征钱粮，愈加难以为继。到万历二十四年五月，户部直接派干部作为“督战队”，下派到拖欠皇粮的省份，监督钱粮解运，规定“各监兑所属府州县，尽数解完本年钱粮，方许离任。若果拖欠，于布政司库银借支起解，催徵补完。有未完者，照例参治。俱载入监兑”。皇帝批准，此红头文件下发执行（敕从之）。派到湖广省的户部大员名赵世德。

这回万历皇帝下了死招子，下派的人如不能将钱粮解送回来，你们就待在下边别回京；若实在没辙，本皇给你们支个招，干脆把各行省银库里的银子给俺借出来补足皇粮税。至于省府的日用开支，让那些地方官自己想办法嘛，可以再去找老百姓搞吃饭钱嘛。如此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谁也救不了谁，等着被制裁吧。

这下好了，一级压一级，催粮讨赋闹翻天。

麻城有个后生邹琯，上年秋考中举人。与他同榜的李长庚（梅国桢女婿）、周应明已经在春天考中进士当官去了。邹举人在乡间暂时无事可做，就琢磨来点新鲜的刺激，以伸张自己为民请命的宏伟抱负。这位官人到处串联，倡议同道者联合行动，为实现麻城漕粮改折而再次上访。

听说有人在改折大事上前赴后继？周二爷一下子来了精神头，自言自语，“邹小爷刚考上举人，就不忘为家乡故里谋福。我这么大个人，怎能如此不振作呢？”

重新振作起来的周尚宝，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办成改折大事。这件事涉及千家万户，但这几个跃跃欲试者人微言轻，纯属个人行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进衙门办大事，少不了各方打点，上跑下联，这就需要一大笔开支。谁来承担费用？

于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已呼之欲出，即将闪亮登场了。

三

他的名字叫喻仪，读书人出身，只考中个秀才。长相平平，才学平平，一切都平平常常，一点也不出众。只是家里有一些田地和小小的产业。

但他有非凡的勇气，且具备非凡的毅力和耐力，或者称之为韧性。

喻仪之出场亮相，目前有两种说法。

梅国楼说，“礼部儒士喻仪，醇雅笃实之士也。素好义而乐施，奋臂兴曰：吾儒不能利及天下，而使桑梓之中有扼腕而悲者，非夫也？”“乃输产捐金，代三乡父老子弟而请命焉。”

这是一个舍我其谁的承重者，明道义勇承担，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周宏禴的讲述则和风细雨，平平淡淡。

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名曾嘉怀。曾嘉怀说，“我的邻居喻仪，字号麟野，发誓要承担改折之事。”

于是这位周二老爷来到姓曾的朋友家里，要他去邀请喻仪面谈。

喻至，曰：“仪不敏（我喻仪能力不够），诚得先生举之于上，仪当竭心力。”

周问：“费安所从出？”（所需要的活动经费从哪里来呢）

喻曰：“以私帑先之。”（我把自家的钱先拿出来使用）

周说：“余邑人不始事，亦不乐成。设事成，所费必无偿。”（我们麻城县的人非但在事情开始时不愿意承担风险，到事情成功后也不乐意分担费用。倘若改折成功了，你所拿出的钱必定没人偿还。那可怎么办？）

喻曰：“安敢责偿！”（我怎敢让别人偿还。其言外之意为，我既然自愿拿钱出来，就没打算要谁来偿还这笔钱）

周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倘事成无偿，犹可得名。如事不成，或半成等费耳，费如弃之水。”（改折之事，成败不知。如此事成功，即使没得报偿，你还可以落个大好名声。但如果事情办不成，或者搞到中间时没钱继续了，那么你先前拿出来的钱就等于付之流水）

喻曰：“为名而捐金，非仪心也。”（为出名而捐款，不是我心里所想）

谈判至此，周二老爷大为感叹，曰：“末世乃有喻生！”

不过心里私下也在嘀咕：或者是心血来潮，一时慷慨，也未可知。

可那喻秀才回到家中，却仍然热血澎湃。便走到书案前，连喊书童“拿墨来！”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出一篇《比例改折书》（以下简称《书》，全文如下：

国家州县赋役，北兑最为重大。然舟楫通利者，以纳米为便；山径崎岖者，以改折为便。麻城接壤河南，居万山之中。北接光山，至县山路一百二十余里；东自东界岭至县，山路一百四十余里；东北接商城，至县山路一百六十余里。俱皆鸟道悬崖，每人肩负米不过二、三斗，日行不过三四十里。自邑至岐亭一百余里，自岐亭至大江，又一百二十余里，皆小沟也。大约远者至江三百六七十里，近者亦三百余里。故邑之兑米，一石得至挂口，所费不下三四石。

万民嗷嗷，流离逃窜，其源多出于此。兼以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龙水泛涨 ，腴田半淹， 小河尽塞，搬运之苦，视昔更加倍矣。况本县人多田少，计一岁所收，即丰稔，仅能供一岁之用。而北兑所费不赀，富者已贫，贫者已徙。支吾辗转，日盛一日。大端麻城黄安地里（理）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折；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万历十年，升任文知县哀恳求改，已得俞允，随被贪肆许主簿，干徵本色。盖折色，万民所供便，而本色，惟管粮官及房保户棍之所利也。本省偶折叁万柒千柒百，前后为祁阳等十四州县，永改叁万叁千有零，其所余肆千，留以待麻城。今广济县复以为请，彼自马口镇巡司，至龙坪及武家穴，三面边江。其邑之地，远水者不过四五十里，即该县申文，亦止云百里远近，难易与麻邑迥绝。且云麻城以数少情弊，此广济士民不昧之本心也。今见麻城有请，而广济复骤变其说，而云麻城有紫潭河。夫紫潭乃黄冈之河，往者黄安之运道也，各县士民岂不耳闻目见乎？况广济已永改三千矣。夫三面近江之地，已得改三千，而四面阻山之邑，反不得沾其惠，恐麻城士民之告争无已也。大端地理之远近，山川之险阻，图籍可考，彼此俱知，又非笔舌之可以挪移伸缩者。伏乞仁台，轸念冲疲荒凉之邑，优恤流离困苦之民，查守道见行明文，并本府刑厅，开报二县乡图，远近水次，秉公改折，是一视同仁，万代之所瞻仰也。

四

上访之事，有了活动经费，接下来就是决定跑腿之人，即民意代表。依周宏禴的意思，当然是选几个有头有脸，与湖广省、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脸面熟的士大夫为好；但士大夫中无人响应，只有梅国楼愿意出面一起去。

随行的还有那个邹举人和梅茂才。周、梅两位老爷及随行人员皆自备行粮，所有的公费花销都是喻仪给的。

当时的湖广巡抚（省长）是广德人李得阳（？－1615，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他是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从四川布政调任湖广左布政使，继而担任全省一把手的。

梅国楼说，“岁丙寅夏，周尚宝偕不佞冒行烈日中，谒当事者，白其状（讲说实际情况）曰：‘漕为水设也，近水者利。本邑远水者，利折色（本县是离江水远的地方，皇粮折换成银两上交，有利）。此两利之道也（双赢）。奈何独于麻而靳之？今民不堪命，逃死四方者种种矣。此之不改，毋乃转陆为海，化奡（奡，古代传说里的大力士）行舟乎！邑人哓哓，然不惮请命者，非为私也。’”当事诸公亦为感动。

周宏禴则说，“余同梅给舍五见李抚公（五进巡抚衙门见李巡抚），反覆辩论，听者色动，李公亦心动。”

但李巡抚也有一件非常愤恨的事，说是前几年有一个麻城人到他的家乡广德郡当知府，不顾当地实际胡作非为，遗祸至今。看着李巡抚气愤难抑，满脸涨得通红，周、梅二人只好降低砝码，转而求其次，提出起码改折一半（余与梅姑从其半）。

烈日炎炎。撤离抚台衙门，年过半百、本该在家里含饴弄孙的周、梅二位大老爷，再步行到湖广行省布政司衙门，向布政使王公、储粮韩公、守道荆山陈公等官员商请改折。这三位倒比较好说话，一致认为麻城漕粮应该全部改折（咸欲全折吾邑），而荆山人陈公更是说得头头是道（争之尤力）。不料广济人进来凑热闹，争夺改折份额。而另一位姓陈的右辖官，偏向于广济。

不幸，王布政使突然死去，全省漕粮改折的砝码再度重心偏移，麻城最后落得改折三分之二。剩下的问题，官府答应下次解决。而喻仪所费金钱，已超过百金。

这几位赴省上访的民意代表得胜归来，周宏禴的老朋友们、外加五七个从大山里赶来的乡野老者登门道谢（余老友同五七山老踵门而谢予）。周二爷急赤白脸，说“你们怎么可以不先去感谢喻秀才呢？”（何可不谢喻）

县上人到这时还不知道，是那个老实巴交的喻秀才，为全体麻城人奉献出一大笔钱财，才有今日漕粮改折的成绩。

喻秀才的大名一下子传遍三乡五岭，连远在山西的大同巡抚（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厅长级别）梅国桢，也忍不住给这个从未谋面的秀才写来一封信，大加赞扬并表示衷心感谢。这封保存在《梅氏族谱》中的《寄里中喻仪书》说，“吾乡民贫赋重，其最苦累，莫如南兑（南粮）。不肖家居时目击其苦，而计无所之。幸仗大力，不惜倾资，多方申诉，改三之二，阖邑（全县）受惠不浅。但较之黄安诸县，尚未免不均之叹。虽官许再处（官府答应下一步再处理），似属虚文。不若早改一日，则早受一日之益。奈不肖言轻，且在远乡？不能为力。凡可赞助，不敢不尽。且豪杰之士，居官则天下蒙其福，居乡则一方享其利。不肖居官无以及民，而吾丈惠及三乡如此，重有愧矣。草裁，为阖邑布谢不尽。”

梅国桢久经官场历练，自然晓得所谓“官许再处”，几乎是一纸虚文，说不准中间会闹出啥子蹊跷事。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且，梅大官人信中既然有“凡可赞助，不敢不尽”的字样，想必与书信同时送达的，还有赞助的银子。

喻秀才读信后再次发誓：“折不全改，与未改同。吾誓始终之。”

老实人心眼实，不会拐弯。喻仪在心里自我认定为全县民意代表，非要把漕粮改折这条道跑到黑。从此，每到春夏两季交粮纳税之时，喻仪必定又捐出一笔金银，骑上一头毛驴，带上两三个家仆，往返于黄州、武昌之间，等候在行省、郡府衙门之外，仔仔细细问清楚本年的改折政策，是否有所松动？从而反复给各位大老爷加深印象：如有偶折，千万别忘了麻城这块地儿。这实心人，生怕再错过改折机会。当然，问也不白问，总得上下打点一番。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园耕作，因无人管理，减产荒芜，也在所不惜。时间长了，家私用尽，他就变卖产业；所卖的钱都用光了，他又向钱庄借贷，拿来办事；年复一年，一晃就是八九年。

伟大的喻仪先生，他将全县事当成自家事，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破釜沉舟，不胜不休。

而县里那些贪吏也不甘心其失败，常常故意捣乱，破坏改折。有一年，他们嫌又要收银子、又要收粮食，就借故怠工，使改折工作停摆，以激怒负责此事的陈大官人（而邑之猾吏复欲阴坏之。故停漕折银，以怒陈公）。

到期完不成征收任务，陈大官人着急了，抱怨说：“我为你们麻城搞改折，折算的银子却不能按时解送到官府，是我在为法自苦。不如干脆还按旧例征粮省事”。

喻秀才听说改折又要泡汤，连续五夜登门造访周家。周二爷问明原因，连忙又给陈大官人写信，感谢他为麻城人民所做的好事，并说明不是本县士民不作努力，而是那些奸猾的胥吏不肯好好工作。如果停止改折，恰恰中了那一伙人的奸计，而让老百姓失望。

陈长官也反悔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上次一次性全部改折，多省心呀。不过，剩存的还有偶折，原计划就是留给麻城的，等些天就能实行”。不料陈公调走，这笔偶折又被黄梅县搞去了。

五

麻城人就这么好欺负吗？

喻秀才只好请周二老爷再次出马，组织麻城士大夫们联名上告。

然而，群众上访连年累月，终不及官府行文有字为据，有批有答，有案可查。

万历二十九年夏，四川进士刘文琦来任麻城县令。这位后生虽然也是新科进士，但却是个小小的“官二代”。其父刘启周，十年前考中四川乡试解元（第一名），官长沙府同知。言传身教，使新任刘县令在走入处级干部队伍之前，就学会了一些执政诀窍。此时梅家兄弟正在老屋为年前去世的父亲守制，对刘县令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是赞不绝口，“下车以来，政通人和，利兴害祛，力任其事，文移旁午。”刘县令对麻城漕粮之弊，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向上级报告说，“兑米一徵，有破产屋（卖房子）、市妻子（卖老婆），言之刺心，闻者酸鼻”。

日子一天天向前挨过，进入腊月天，刘县令按规定要进京入觐，朝见皇帝，由陈留人高维垣（时任黄州府推官）临时代理县政。这位高老爷极负责任，耳闻目睹百姓的艰难困苦之状，毅然以身任之，请求上级彻底免除麻城剩余漕粮。报告说“小民肩担背负，皮破足穿，哭声载道，闻见心酸”。

至此，经历了一二十年的艰难磨合，麻城县的行政力量，终于与民意走向形成合力，官民一体，齐心攻关。

有关这位姓高的父母官，周宏禴《叙》文的说法是，“然力请于院司者，则郡之司理（主掌讼狱的州官）高公也。高公视余邑事即家事。”

年关临近，但民间的“改折志愿者”们没心思筹办自家过年的七事八事。周宏禴说，“余因喻生之请，再同众士大夫联名诉于抚台赵公”。赵公就是湖广巡抚赵可怀，他可是个难得的好官。

赵可怀，字宁宇，重庆巴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进士。为官四十余年，先后任天、保定、福建、陕西等地巡抚，号称“能臣”，调到湖广省，那是因为朝廷派他来收拾烂摊子。

万历二十九年，湖广省可热闹了。刚过完年，一个混账恶人就在武昌替大明朝出了名，至今还经常被中外历史学家们拿来说事儿。这人就是万历皇帝专门派到楚地征收矿税的太监陈奉，他到处为非作歹，横征暴敛，不但闹得武昌城里鸡飞狗跳，还借口开矿，大肆挖掘湖广各地的古墓，盗卖古董文物，结果挖了不少人家的祖坟，惹得绅民切齿痛恨。引起暴乱的直接起因，是这个陈奉欺压地方官，搞来锦衣卫（皇家卫队）的缇骑，抓捕百姓心中的好官、湖广佥事（省按察使司属官，负责分道巡察，正五品）冯应京（就是将大思想家李贽驱逐出麻城的那个猛官），武昌几万名群众上街，冲进税使署衙门打陈奉；陈奉则调动军队杀暴民，军民互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武昌民变”。陈奉吓得躲进楚王府中，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原任湖广巡抚支可大对局面失控，朝廷紧急调遣工部侍郎（副部长，正三品）赵可怀走马上任，解决这一大堆难题。赵大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稳定住局面，使湖广政局进入良性运行。“能臣”果然能干得很。

这位赵大官人前些年在监司任职时，曾到麻城实地考察，对这方水土的地理状况了然于心。因此，他与布政使梁云龙（1528-1606，广东人）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麻城县全数改折（方允其议）。

梅国楼说，“俞允之日，欢声载道，惫者复苏，劳者复息，真千年之利，万世之福哉。”

但这次上上下下的奔走努力，又花掉喻秀才大笔银子。可敬的喻秀才自以为既无德色，亦无吝容。

谁也想不到，改折之事仍然不能高枕无忧。没几天，黄梅人又想出一个歪主意，假报受灾，要求暂时将这笔偶折先分一半，实际上是想永远占有。幸亏高推官全力阻挡，而喻秀才则又得奔走游说于各衙门厅道。他打算将家里仅剩的一点产业全部卖光，来支持庞大的公用开支。结果是“高公秉公持正，与监司争，古所难也。麻城始得全折改色。”

六

纵观麻城漕粮改折的全过程，我们最最敬佩的人，是那个傻傻的喻秀才。他是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文士。我说的是“文士”，而不是“文人”。呆板的儒生们，往往虔诚地将自己的人生准则，归并到仁义礼智信的条条框框中，特重承诺，一言九鼎。他当时答应自家一个人负责麻城漕粮改折的全部经费，就自己将自己捆绑在这辆“改折”战车上，与麻城改折共死生，不计一切后果。开弓没有回头箭，项羽不肯过江东。他那种性格的人，只晓得一条道跑到黑。别人自私自利，升官发财，他不眼红，他喜欢当救苦救难的菩萨，英雄。

但周宏禴和其他有良心的人不愿意眼看着这个“冒傻气”的喻秀才彻底完蛋，大家决定将漕粮改折的运作经费作为公费处理，均摊。到周宏禴写下《改折叙》这篇文章时，喻秀才也仅仅得到所花掉费用的一半。

周二爷还将喻秀才之“傻”与世上那些聪明人的“精”进行了对比，“世之人席厚积营子孙计（世上的人习惯于为子孙积累钱财家当），即豪而贤，则饰居室、选声妓以自娱（即使是豪杰贤士，也大多装修豪华居室，挑选歌姬舞女为妾，用来自我娱乐）。况喻生家不丰，而出其多半，以佐公家之急。业已为百世之利矣”。此为周二爷的“醒世恒言”：舍己为公，利在百世。

中国人虽有多种信仰，但最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改折大戏落下帷幕，风云人物下落如何？周二爷又给我们讲述了他亲眼目击的拍案传奇。喻秀才年近半百，并无儿子。但他因奔走漕粮改折大事，积下善缘，这两年接连生下两个儿子（喻生先无儿，年来两得举男子），造物主也许离我们很遥远啊，很渺茫啊（造物远矣，杳矣）。但“邑有紫微侯之神（指供奉在五脑山帝主庙里的张七相公），念予邑之急，而施德于冥，前后莫可缕数。岂神佑喻生也”（难道不是帝主庙神仙在保佑喻秀才吗）？这是周二爷的“喻世名言”：积善得子，神佑良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周二爷无法抑制自己对改折前途的担忧，在《叙》文结尾处开始交代后事，“但黄梅之争衅未忘，而余邑之落成已怠。万一有许簿者出，迟漕折之解以激怒储司（故意怠工，延迟解送折银，以激怒仓储长官），而借他邑之口，是则非喻生之所能常料理也。且余亦老矣，久弃置，言多不为重轻。固世世年年，望贤有司以漕折为急务，望贤士大夫念梓里者，惓惓无忘喻生，而尤以漕折为言可也”。善哉！周二爷之“警世通言”：见微知著，警钟长鸣。

这个世界很奇妙，总有天妒英才的怪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允准麻城全数改折的湖广巡抚赵可怀，因得罪楚王朱华奎，闰九月，就在巡抚衙门里，被楚王宗人府官员殴打致死（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楚宗叛乱”事件。75岁的梁云龙接任巡抚，将闹事宗人（皇家后裔）悉数逮捕，并妥善处理，胁从不问，首恶必办，很快将叛乱平息。梁大人自幼家境贫寒，属于大器晚成，55岁时进京赶考，与麻城梅家兄弟是同榜进士。他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横枪跃马，转战南北，声名远扬。上年梅国楼以同年之谊，登府门求改折，梁大人当然得买这个面子。这也是麻城改折获得成功的秘密诀窍之一。万历三十四年（1606），梁巡抚卒于任上，享年78岁。赠兵部左侍郎，赐葬于故里——广东（今海南）琼山县旧州善送岭。

我们的周二爷宏禴不甘寂寞，“宾客日至其门”（《周氏宗谱》《二鲁公科贡蝉联传》）。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是三伏大热天，有江夏人陈靖之以冤系狱，即将判处死刑。周二老爷认为此案有疑点，专程去武昌营救。犯人获轻判，周二爷却因劳瘁暑热，客死武昌洪山寺，年66岁。

梅国桢为老父守制期满后，自身也病病怏怏，一直住在家里。万历三十三年（1605）病死家中，年64岁。

喻仪后事无考，《喻氏宗谱》只有其人名，未见其他信息。

活得最长远、最滋润的是梅国楼。他一生当官，虽然职位并不算高，但平平稳稳，不骄不躁，“年七十余告休归里”，游山玩水，优哉游哉。《麻城县志》里还保存有他离休后写的《大安山记》，自述“予曾三游其地矣。荏苒年华，消磨豪杰，屈指同游，无一存者，殊为怅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宏禴的“警世通言”有点儿杞人忧天。

大家都看得清白，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冲堤撞岸，货币税收称王称霸，垄断全球。

正所谓：漕粮一去不复返，明贤千载真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