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桓│（思念）接母亲

又是一年“母亲节”,虽然,思念已然在经年的岁月里,在时光的分分秒秒里,只是,在这个日子里,好像,思念更浓、泪水更多。

清晨,听着一首首呼唤“母亲”的歌曲,泪水一次次打湿了枕巾,脑海里都是母亲,那年“接母亲”,更清晰地展示开来…。

我们这一代孩子,从小大多是住幼儿园、住校的。幼儿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以下简称“汉高”）大院里,小学头三年上武汉空军子弟小学,学校离家近,常常和武汉空军后勤的同学步行同路回家,后来,去东湖上武汉军区八一子弟小学,“汉高”有车接送,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父母们,革命工作大于家、大于天,所以,我的印象中,幼儿园、小学几年中,父母都没有来过学校 (上八一时,有一次和姐姐“逃校”,父亲来过学校,再表)。而那一年,我却接了母亲好多天。

那一年,按北京的指令，部队小学停办了,我在小学最后一年转到了“汉高”大院对面的皮子街小学。那一年,是那一场浩劫开始后,最为黑暗、最为疯狂的时候,父亲在“汉高”大院里戴高帽子被批斗,母亲在一墙之隔的军工厂（母亲1946年在东北参军，1953年转业后到军工厂）挂黑牌子被批斗。

家，更是被不同的“群众组织”抄过好多次。工厂的黑牌子,是金属做的,很沉很沉的,挂在脖子上，母亲的腰都无法伸直。每天,从踏入工厂,母亲就要挂上黑牌子从事“劳动改造”,否则,“罪加一等”,会受到群众组织更加残酷的批斗。

母亲个子小,一天在工厂挂8个小时,本身就受不了,出了工厂,更不愿受这种羞辱,于是,我每天早上,用一块四方包袱布(是一块碎花布,听母亲说，,是母亲当年行军时,包裹小衣物放在背包里用的)包着那块黑牌子送母亲到工厂门口,目送母亲挂着黑牌子走进工厂;下午,再带着那块包袱布到工厂门口接母亲（那年月，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也不上学）,从母亲脖子上取下黑牌子,用包袱布包起来,陪母亲一起缓缓地往家走。

有时候,会买三毛、五毛钱的路边的香香的烤红薯,用手帕包起来，带回家和父亲、姐姐们一起吃，母亲是最喜欢吃烤红薯的。我记得,这样接母亲的日子,有好多好多天。

这样“接母亲”的回忆,虽然,充满了苦涩,甚至是凄凉;然而,我却好想,还能这样去接母亲,陪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慢慢的走、慢慢的走……。

母亲刘萍。1925年9月20日出生,黑龙江省拜泉县三道镇人。1946年2月参加革命,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东北军政大学三支队学员,后任文书、干事。1949年8月中南军政大学组织干事、干部助理员。1953年9月转业到军工厂任党支部书记、湖北省实验小学革委会主任。1988年3月离休。2016年3月24日在武汉市病逝。

作者个人简历：

1955年出生，上学、下乡、湖北省军区当兵10年，转业公务员，现在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