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法兰克福演讲：评价德国作家、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

莫言主张文学艺术不唱赞歌，并不等于说他不会唱赞歌。200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演讲中，先是大赞德国高压锅，在谈到文学时，又把赞歌送给了德国的作家。

歌颂德国作家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

莫言承接“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立意，举例论证：

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

在这些作家中，我只“认识”歌德(1749年8月28日-1832年3月22日)，出生于法兰克福，是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的光辉人物。我买过他的书《少年维特之烦恼》。他的代表作是《浮士德》。歌德是德国狂飙运动的主将，他的作品充满对封建社会的反叛精神。

但对其他几位就不甚了解了，查资料得知：托马斯·曼、伯尔、君特·格拉斯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德国历史上有11作者获此殊荣。

莫言称赞他们，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但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

不客气地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

本人不同意莫言的观点，这样评价新中国的文学是有失公允的。

当代的中国作家，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为题材，创作许多优秀的小说：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林海雪原》等。我们这代人就是读着他们的书长大的，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潜移默化得影响了我们。

对于这个时期的红色经典，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铁凝近期在《求是》杂志上撰文《以史明志，吹响新征程的嘹亮号角》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党的历史，是一门必修课。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做好这门功课，以史为镜，以史明志。

现当代历史上，很多前辈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人生波澜壮阔。他们不是历史的局外人、旁观者，他们首先是革命者、是战士，他们在时代的巨变中投身于历史的洪流，在历史的主体中确立艺术的主体，他们的信仰信念让作品焕发炽热的光芒。

反映新中国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风貌与艰苦奋斗生活的优秀作品也有很多：王蒙的《青春万岁》、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农村三部曲等。

农村作家浩然一生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他的农村三部曲《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农村的真实的历史画卷。

在查找浩然的照片时禁不住泪眼婆娑：

浩然在在田间地头与农民谈家常

这批作者并没有像莫言所说，“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相反地，他们受到时代的感召，是时代奋进的号角催生了他们的作品的诞生。

王蒙（前文联主席），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平，新中国成立时只有15岁。他在70年后回忆说：迈进新中国的人们心中充满了希望，浑身充满了干劲。在北京市中有一个大垃圾场，历经几十年，几个时代。新的市政府一声令下，没几天的功夫垃圾就被清理干净。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1953年19岁的王蒙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创作。小说的名字就代表了小说的主题，他在小说的扉页上写到：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也许新中国的作家确实“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因为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帝国主义一心要把共产党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文化上也要绞杀呀，又怎么可能看我们的作品有没有“世界文学的素质”呢？

大赞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文学品质”

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

老实说，对于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我基本是屏蔽的状态，是因为八九十年代看过《废都》《白鹿原》《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拍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丰乳肥臀》等，这些都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更别提欣赏了，我保留对它们评价的权利，怕说出自己都觉得难听的话。

还是听听莫言欲言又止的德国的汉学家顾彬的评价吧：

现在中国作家大部分为了出名为了钱，为了拍电影而写作，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我们应该为文学而牺牲我们自己，但中国当代作家除了吃以外，他们不会为了文学而牺牲自己。他们可以为了名、为了钱而牺牲自己，也可以说是牺牲文学。

垃圾？显然与莫言评价的“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相悖。但顾彬有自己的理由：

对于莫言：莫言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写出来的东西都比不上他二十几岁时的作品。

对于余华：他后期的作品差得很，不想看。

对于贾平凹的《废都》：这部小说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个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现在我承认顾彬确实是汉学家，这种评价真实叫绝！

比较而言，这些作家的领导铁主席的批评就比较含蓄了：

现在，和平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很容易仅仅被理解为个人的“名山事业”，这就更需要从党的历史、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中获得精神上的启迪、砥砺。

就是说，文学家艺术家不能为了个人的名与利进行创作，承认有的作家为了个人的名利进行创作。

中央号召我们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看看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怎样阐述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的，或可启迪我们认清什么是好作品或不好的作品。

毛主席指出：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一提政治，有人会认为是党派之争，是阶级斗争。但毛主席所说的政治标准是这样的：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就是政治标准。

为什么说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呢？毛主席这样解释：

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毛主席心目中的艺术品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主席的语言深入浅出，简洁生动，不需要作过多的解释，就能被大众所接受。这就是毛主席所追求的好的语言风格。

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与后30年的文学创作，由莫言来评价是不妥当的，因为后30年的作家的创作思想是对《讲话》精神的“突破”，对前30年作家的全面否定，何况莫言是局中人。

是好的作品，还是不好的作品？在当代要接受人民的检验与评价，在未来要接受历史的评价与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