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

莫言的散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在对60年代的中国定性评价后，用事实说明饥饿而贫穷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照相这码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据后来看到过的一些历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忆，来想象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

莫言喜欢说自己说的是实话，莫粉也附和着：莫言说真话。但莫言的童年不仅知道相机长什么样，还照得起相了。7岁的莫言与他堂姐的照片已是天下皆知，就不赘述了，下面看看他“担保”的“真实形象”：

一年四季赤身裸体

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象不到的。

但后面接着说，冬天也赤裸着：

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时，我们光着屁股，也没有感到冻得受不了。

小鸟在冬天里会不会唧唧乱叫我不知道，但我看到过一个视频，鸟妈妈在雪地里趴着，把三五只小鸟严严实实地焐在身体下面。

那么，莫言的母亲呢？连动物们的舐犊之情都没有吗？是什么样的母亲能让五六岁的孩子（在香港演讲时说是七八岁）一年四季赤身裸体？这样的母亲不应该谴责吗？在当今社会是不是还要以虐待儿童罪起诉呢？还是看看这张照片吧：

莫言不仅承认这张照片的存在，还写了《从照片说起》一文，记载了照相的经过。

1962年春，城里的摄影师到村里为村民照相，莫言叔叔的女儿，比他大四个月的堂姐，穿着“板正”，从兜里摸出三毛钱给摄影师，要照相。莫言好像被人推了一把，冲上去，与堂姐照了一张合影。期间有人说，她爸爸是厂里的会计，每月发工资。

据莫言大哥管谟贤说，莫言家与叔叔家一直生活到1971年奶奶去世后才分家。既然在一起住，儿子自然要把工资上交父母。

管谟贤称，“奶奶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人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尽管那些年月生活极艰难，奶奶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

重点在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

没分家就是一家人，堂姐能够齐齐整整，莫言只小四个月怎么能连衣服都没有呢？奶奶就这么偏心吗？还是大哥不把莫言当作“一家人”的一员？

况且五六岁甚至七八岁，与堂姐不是玩伴吗？进进出出赤条条就没有一点羞耻之心？

莫言母亲在公公婆婆面前低声下气，在妯娌面前最怕言差语错，但这个赤裸裸的莫言不是给人送话柄吗？

所以，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一年四季赤身裸体的形象是真实吗？

像一群饥饿的小狗，把树啃得遍体鳞伤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

后面两句话让人稍稍安慰：全地球不都这样，只有他们村才这样。是莫言这帮熊孩子恶作剧，还是莫言超群的想象力，只有莫言知道了。

但这种真实显然与他大哥说的“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是有矛盾的，相信比他大12岁的哥哥，还是相信莫言的想象的呢？

啃树练就奇功“大钢牙”

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我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那时我的牙齿也很好，但不如我那个当了电工的朋友的牙齿好，否则我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电工而不是一个作家。

咬断钢丝，还要铅笔那样粗？这奇功在外国电影里还真看到过：一对男女被追杀，上了缆车，杀手亮出大钢牙把缆绳咬断了。

五六岁的孩子还没换奶牙吧？怎么就练出日后咬断钢丝的锋利牙齿了呢？是不是树皮、树干里有促进牙齿生长的物质呢？建议牙膏、食品领域可以进行研制开发健齿产品。现在种一颗牙要一万多，这种健齿产品肯定大卖。莫言的小伙伴当电工太可惜了，可以做健齿广告，可以“挑战不可能”，最差搞直播，都可赚大钱。

发现新食物：香甜的煤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阻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春天，离着天暖还远吗？1961年的春天，莫言还光着屁股呢，学校的钱不是村里筹资的吗？校长怎么这么腐败？哄抢活该！

关于“吃煤”的桥段，网上正热，其中有个版本是，莫言小学二年级（61年莫言6岁还没上学），同学们都在咯嘣咯嘣吃煤，因饥饿长出胡子的女老师问吃什么？后来也尝试着吃了，全班响彻着欢快的咯嘣咯嘣的声音。

对于吃煤一事司马南老师有个精妙的评论，他说他不否认莫言说的是实话，也许真有可吃的煤，正好拉到他们村里，正好被莫言吃了，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呢？

之所以大家今天见不到这种神奇的可以用来充饥的软煤，乃是因为一个非常神秘的原因，《三体》中描述过这种现象一一它神奇地消失了。似乎只为成就瑞典那几个老头给中国作家评奖的需要，专此而来，悠然而逝。

这专此而来，倏然而逝的“香甜的煤”，以莫言的好记性找到并不难，完全可以做个节目展示一下，找专家鉴定一下是不是属于食品级的煤，那么多同学老师可共同回味。当然开发成食品太昂贵了，可以开发成保健品嘛。

莫言说过自己名字的由来，不像有人猜测的那样把本名“管谟业”的第二个字拆开来，而是因为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

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所以，他在瑞典面向全世界说了那么多实话，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也大赞他讲实话：

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对于作家说真话，莫言有一套理论，他在2005年接受香港某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时讲了一大堆真实的苦难故事后，说：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这话似乎没有错，讲真话，实事求是不是党的优良传统吗？但莫言接着又说：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既然是说真话，那么就应该有暴露、批判，也应该有表现、颂扬，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丑更有美，有恶更有善。只暴露不歌颂就没有真实地反映全面的现实生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还算是真话吗？

中国人民经历了那个困难时期，又是怎么度过那个时期，走向今日的新生活的？展现出来不是更有文学价值吗？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两弹一星功勋、为了国人吃饱饭奋斗一生的袁隆平院士不能歌颂吗？

毛主席早在79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掷地有声地质问：

“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既然是说真话，为什么在创作上要搞“魔幻现实主义”呢？口口声声是受蒲松龄的影响，蒲松龄若有知是会笑的，清政府腐败搞文字狱，我只能借妖魔鬼怪说事儿，你生长在新中国的朗朗乾坤，魔幻现实主义又是为了啥？

回过头来再听莫言的发誓：“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怎么像说谎孩子的惯用语呢？

都想象了，还能真实吗？都魔幻了，还能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