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高考考场时，我的裤腿还裹满泥巴

文/黄志文

我是1979年高考上大学的。

今天回忆起来，我得感谢恩师，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沈梓远。

1978年参加高考，我差一分进调档线。这让我心灰意冷，感觉自己不是读大学的料，还是继续当我的农民，认认真真修理地球吧。但是冥冥之中又心有不甘，那个年代城乡差别十分厉害，心里有一种要与命运抗争的念头。

我的父母亲养育了我和们四兄弟，我是老大。全家6口人，户口却被分为两种，母亲是观胜乡（那时叫胜利乡）中心校教师，带着三个弟弟，属于城镇居民户，而我则是农村户口。因为六十年代初，为了照顾我的爷爷奶奶，父亲从县国营铁厂退职回农村，我的户口也随父亲转回了农村。

从那时起，我的身份就变成了农民。1975年，我在崇庆县廖家中学高中毕业，由原本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回乡知青”。这一字之差，后来的差别就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计算工龄吧，“下乡知青＂的工龄是从下乡那天起计算的（有的从中学毕业的那天开始计算的），而我的工龄本来该从1975年计算，却变成了从1983年大学毕业那个月开始起算，工龄整整少了8年。别小看这8年，我与同龄的＂下乡知青”每月工资至少要少了800多元。比如，一个和我同单位同级别的同事，但他是1976年毕业的下乡知青，后来考上了中师，他的工资就比我这个考上了本科师范生的还高出800多元。

对于城镇户口的＂下乡知靑”，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招工招干的希望。我后面的三个弟弟就是因为有城镇户口这张牌，他们就有了“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在那个年代是很吃香的。我的三个弟也因这个政策，个个都被招工进了城。而我这类“回乡知青”，就只有靠当兵或考学跳才能农门。而我因体检没过关，当兵的路也断了，就剩下高考这座独木桥。

一晃，到1979年的“大战红五月”。

这一天骄阳似火，我正和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田里栽秧子，这时生产队长大声喝我快点上田坎来，说是有老师找我。我赶紧上田坎，来不及洗脚洗手，跑向迎面而来的沈梓远老师。沈老师是和公社教办的吴天成老师一起来的。沈老师是江苏扬州人，当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崇庆县廖家中学工作的。沈老师见到我后，用他那特有的淮扬腔调，看起来很生气地说：“黄志文，你没出息！去年高考遭点挫折就失去信心了吗？”面对恩师的质问，我惭愧得无言以对。

在恩师的耐心开导下，我重新鼓起了再次参加高考的勇气，决定次日就回母校去复读。

第二天，我怀揣希望再次走进了母校廖家中学，成了文科班的一名编外新生——我在以后的多种场合，戏言自己是廖家中学79级文科班的“研究生”。

在不到两个月的最后冲刺时间，恩师对我百般照顾，在他不算宽敞的宿舍里专门请校工为我安置了一张单人床，以备晚上复习很晚时在这里休息。知道我家境贫寒，生活艰苦，他常常把从教工食堂打回来的回锅肉等有营养的菜让我多吃些。学习上，也常常给我开些＂小灶”，特别是文言文和作文，对我成绩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理想，也为了感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题海大战中。那时候，脑壳头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等知识点，特别是临近高考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猜，这个可能要考，那个可能考到。我就像只高速旋转的陀螺，真想一天就吃成个大胖子，真想一夜之间把过去没有学到知识都学会。

终于，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实在撑不住了。那天一大早去开水房打开水时，居然迷迷糊糊地晕倒在了开水房，是余泽全等师弟把我扶到校医处拿了药，又把我扶送回沈老师的宿舍，沈老师又马上给我兑了杯白糖开水让我赶快喝下去。因这次意外，过去不少看好我的老师，都在为我担忧。我也默默地为自己加油：马上就到高考日了，一定要挺住！千万别再倒下去啊！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有可能是上苍的怜悯吧，1979年7月的7、8、9三天，我顺利地参加了全国高考。高考那几天，我住在本大队2队“知青”杨平在城关的家里，他家那时就在州文庙的右手边，考场就在县一中，走几步路就到，非常方便。他父母亲都是非常慈祥的老人，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十分照顾，把一日三餐也安排得十分到位。

8月底，我十分幸运地收到了来自“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后来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学校和专业是沈老师帮我决策填报的。那一年，全国共有468万多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8万人。我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腿上的泥土早已洗净，而我的心，依然如泥土般质朴，依然感恩这片土地，感恩扶我上路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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