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外公的传奇一生

晚年的他，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农村老人，过着和所有农民一样的日子。

可他和别的老人又有所不同，他身材高大，身板结实硬朗，七八十岁了腰不弯背不驼的，花白的头发一年四季都剪成板寸，隆冬腊月也不曾见他戴过帽子。他话语不多，可声音洪亮，精气神十足，老远就能听到他的说话声，无形中就透出几分威严。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民政部门的人员突然找上门来，主动了解关心老人的身体、生活及家庭情况，大家都感到很好奇。自此，一段尘封多年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才被掀开来……

老人年轻时，因家里几代赤贫，只好靠给富人家打短工或长工为生。

那个时期，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各地袍哥组织乘势而起，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拥参加，借此保家。

据史料记载，那时四川的袍哥组织已经深入各州府县乡了，就连孙中山同盟会策划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实质上都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为骨干。袍哥会是解放前西南地区特有的民间组织，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比如今天我们所说的方言“关火”、“臊皮”、“落教”、“操社会”等词，都是从袍哥“切口”而来的，这些也能看出袍哥会对四川社会的影响痕迹。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性格本就有几分不安分守己的他也参加了袍哥组织。

他在袍哥里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少不了干些提枪耍刀，打家劫舍，甚至杀人越货，赌抽（鸦片）之类的事，在当时也算是个“吃得开”的人物了。据传他手里还有命案呢。因此，他也攒下了不菲的家业。谁知，临解放了，“一堂家务拿给他糟蹋个精光”（老人二女儿语）。解放时，他把家败得一贫如洗，划成份时就成了贫农，还幸运地分得地主的几间大瓦房。那房的堂屋门槛之高，三四岁的小孩也难以翻出去。

在他操袍哥的时期，他的二叔，成了他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的二叔于1929年投身到国民党驻温江的川军二十八军当兵，结识了一批进步的年轻下级军官和士兵，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在中共党员的教育帮助下，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于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从事兵运工作。由于思想激进，川军整编时以“思想不纯”被遣返回乡——崇庆县安乐乡（现崇州市崇阳街道），回来后二叔又与温江特支委取得联系，秘密开展工作，后温江特支遭破坏，被叛徒供出二叔是党小组长，温江专署下令要逮捕二叔。

当抓捕的特务赶来时，二叔正和他在路边放牛。特务不认识二叔，便向这两位放牛的“农民”刺探二叔的行踪，二叔神情自若地指路，支走了特务。接着给他交待了一些事后，就赶紧到别处躲藏起来了。

当特务发现上当后转回来时，他二叔已不知所踪。特务气急败坏，当即把他和其他几个家人捆绑押至保安司令部。面对酷刑相逼，他们都不透露半点他二叔的信息。尤其是他，因当时和二叔在一起放牛，特务对他更是严厉，还把他吊起来鞭打，特务仍然一无所获。最后，特务不得不将他们释放了。

后来，他二叔又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抗战时期，他二叔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昆仑关战役，还作为远征军到过越南、缅甸作战，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

有段时间，他二叔因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而又回到家乡。回乡后，他二叔利用各种机会向乡亲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穷人要翻身，只有靠共产党”的真理。他二叔告诉乡亲们“要解放了，要解放了”，并奔走于崇庆、双流、郫县、邛崃、成都之间，自凑经费，就地组织了人员枪支，拉起了一支敌后武装，以迎接解放军入川。

这期间，他二叔找到了党组织。根据组织的安排，他二叔到邛崃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1949年夏，因叛徒出卖，他二叔不幸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成都解放前夕被杀害于十二桥畔，195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他二叔回乡期间，他有了和二叔密切接触的机会。在二叔的影响带动下，他加入了二叔的武装组织，二叔有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都出钱出力，跑前跑后的积极相助。曾听老人说过他那时还用过“德国su ber”手枪。（不知该用哪两个字，只有用拼音代替），估计也与他二叔有关吧？

由于他是操袍哥的，当时一些场面上的、黑道上的人物有些往来，还算能说得上话，很是吃得开。当时，崇庆县有个土匪头子叫陈福安，陈的队伍在阿坝州小金一带帮人押送鸦片。他二叔就利用他的身份，托他暗中做陈的策反工作，试图拉起武装迎接解放。他就到阿坝州找陈福安，把他二叔的信件带到……

光阴荏苒，中国进入了深入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要不是那次民政部门找上门来，这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估计将成为他老人家永远的秘密。

有关部门通过相关历史材料，最终认定：他当年“同情革命”、“掩护地下党”、“帮地下党送情报”，对革命是有功劳的。他们在他二叔的档案材料里也将他的部分事迹写了进去。老人的小女儿说，这是当时民政部门告知的。政府要给他落实政策，所以才有了本文前面所说的民政部门上门给老人送温暖送关怀之事。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按政策要给予他特殊优待。人家问他生活上有困难没有，需要政府怎样的照顾？等等。他说：我现在什么都好，什么也不缺，不需要照顾，他竟然一概拒绝了，果然有“袍哥人家”的耿直和爽快。结果按照有关政策，民政部门每月给他优抚金100元，并一再告知，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政府。

后来，他晚年丧子，生活一度陷入拮据。许多人都劝他去找有关部门申请照顾，但他仍然不肯，总觉得解放前的那点事不算什么，他也没多大功劳，何况政府每个月都给了他补助了，怎么还能向政府提什么要求呢？就连年老病重了，家人告诉他医院的一切费用全部都能报销，他也不肯去住院治疗，直至去世，他都没找过有关部门要求照顾。

现在想来，老人之所以低调，除了老人的干脆耿直性格，也许对自己在解放前的一些所作所为，内心还是应该有几分愧疚和不堪吧！毕竟有些事并不光彩。况且，他只是跟着二叔跑，认为是在帮自家二叔的忙，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再加上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老人怕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后人，所以更不愿提起了。

乾坤转圜，世事难料。在改朝换代的时代大潮面前，一介未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懵懂草民，他行事规则的底层色彩也许是传统的家庭教育，而现实层面则是遵循“丛林法则”，生存是第一要义，这才有了他黑白灰的人生际遇。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外公晏明州，他的二叔就是著名的成都十二桥烈士——晏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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