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争霸和“弭兵”运动！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大体和孔子所编纂的《春秋》年代相当，所以历史上叫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周天子所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的情况下大大缩小，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这时，封国林立，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财产和对其它诸侯国的支配权，长期进行兼并战争，谁打胜了，谁就召集诸侯会盟，强迫大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当田时在中原地区相继称霸的，有齐、晋、秦、楚等强大的诸侯国。

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北部，是东方一个大国，它东临大海，富有鱼盐之利，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手工业发达，经济实力强大，尤其是齐恒公继位后，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很快收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国力强大起来后，先灭掉谭(今山东历城)、遂(今山东宁阳)等小国，又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联合燕国打败北方的山戎；联合宋、曹等国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当齐国忙于对付山戎、北狄之际，南方的楚国勃兴，在灭了邓(今湖北襄阳)、申(河南南阳)、息(河南息县)后，又发兵攻郑。为了制服楚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曹、郑、许8国军队，讨伐楚国。楚成王见齐军来势凶猛，派大夫屈原在召陵(河南郾城东)与楚签订盟约，从此，齐桓公取得霸主地位。以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特别是公元前651年，葵丘(今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但齐桓公死后，齐国因内部争纷，霸业骤然衰落。

楚国北进中原受阻于齐以后，挥师东进，灭掉玄(河南光山)、黄(河南潢川)、徐(安徽泗县)等小国，将势力扩展到豫南、皖北一带。并趁齐国霸业衰落之机，又向北进，谋取中原。

当南方的楚国势力北向中原发展的时候，北方的晋国也逐渐强盛起来。于是，晋、楚两国又展开了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

晋国地处山西汾水流域，与戎狄杂处。晋献公执政时，就积极开拓疆土，势力扩展到黄河西岸，南岸，成为据有淆(淆山)、函(函谷关)天险的北方大国。晋文公重耳继位后，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创造了从事霸业活动的条件。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宋、齐、秦等国与楚大战于城濮(今河南范县南，一说山东鄄城临濮集)。决战前， 文公以报答楚王资助为名，“退兵三舍”(90里)，巧妙地避开楚军锋芒，后撤到城濮。决战开始后，晋军又先打由陈、蔡等小国组成的力量薄弱的右翼军，获胜后，晋军又后退诱敌，楚左翼军出击，晋以主力拦腰横击，使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后，中原小国摆脱楚国控制，纷纷归附晋国。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大会诸侯，周襄王也应召赴会，晋国成就了“取威定霸”的业绩，一跃而为中原霸主。

这时，僻地西陲的秦国也日渐强大。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之机，企图插足中原。他派军偷袭郑国，不料行军途中，被郑国商人弦高发现。弦高假借国王的名义，以12 头牛犒劳秦军，又秘密派人回国报信。秦误认郑国有备，遂灭晋盟国滑(河南偃师)而归。但在经过彀地(今河南渑池、洛宁带)时，突遭晋军袭击，秦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淆之战。秦军几次东进受阻后，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

楚庄王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出身寒微的孙叔敖为令尹，选贤授能，发展经济，稳定了政局。力量强大起来后，楚开始觊觎中原。公元前597年，楚军围郑，经90余天激战，破郑都。晋军派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郄(河南荥阳东北)，晋军因将帅步调不一，惨遭失败。楚庄王乘胜北进，饮马黄河，雄视北方。两年后，楚又出兵伐宋，围宋都(河南商丘)9个月，使宋国“易子而食，析髌以爨”，最后被迫向楚屈服。晋国由于力不从心，爱莫能助，只好置之不理，让楚国占了便宜。

晋、楚争霸，战争持续百余年，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加之争霸战争激化了本国内部各种矛盾，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所谓“弭兵”运动。

“弭兵”运动的倡导者是宋国。宋国地处晋、齐、楚交通要道之间，外交政策又欠灵活，长期和晋国站在一起，因此受楚国的征讨最多，遭受战祸最严重，它最需要和平。所以，宋国人就接连发动和平攻势。

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约合晋、楚相会于宋，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帮助、互救危难、共同讨伐违命反抗的诸侯的盟约。这就是第一次“弭兵”之会。晋、楚之间的暂时休战，彼此都缺乏诚意，而是为新的争夺作准备。盟约订后仅三年，楚国就公然叫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调子，撕毁盟约。公元前575年，楚、晋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两年后，又战于湛阪(河南平顶山西北)，结果楚国都惨遭失败这时，勃兴于东南地区的吴国不断攻楚，使楚国有后顾之忧，无暇北进；晋国国内公室与异姓大夫之间及卿大夫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加之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兴起，使统治者感到“内忧”大于“外患”，忧虑“祸从中起”；其它各国长期追随晋、楚，疲于奔命，亦希望和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左师向戌利用他和晋、楚当权者赵武和子木是好友这层关系，奔走于晋、楚之间，又陆续串通了齐、秦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于公元前546年召开了第二次“弭兵”之会。

是年5~7月，盟会在宋都(商丘)举行。晋、郑、鲁、齐、陈、卫、邾、蔡、滕、楚、许、宋等14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赴会的楚人暗藏兵器，企图袭击晋国与会者，气氛十分紧张；楚国代表为争夺盟主地位，又抢先歃血。晋国无力阻挡，只好委屈地让楚国主盟。经过两个来月的争吵，会议主要作出了“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意思是除齐、秦两大国和邾、滕等属国以 外，原来晋的属国和楚的属国，现在变成晋、楚双方共同的属国，对两国要尽同样的义务。从此，郑、宋、陈、卫、鲁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⑦。

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议，以牺牲中小国利益的办法，互相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从这次会议之后，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与会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尤其是晋、楚两国在40 余年内相安无事。中原地区战争减少，无疑对人民有利，但晋、楚两国无厌的贪求，又使各小国人民“苦于供亿”⑧。

宋国执政者华元、向戌在春秋时相继提出弭兵主张，发动弭兵运动，到战国时宋人墨子又提出兼爱非攻的学说，并身体力行，止楚攻宋，这说明，宋人有一种反对不义战争的传统，应该说，这是古代河南人给现代河南人留下的一份精神遗产。

摘自：《河南乡土历史》，责任编辑：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