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浇开自由花 牺盟会领导人吕调元的悲壮人生（下）

民族革命青年团

1938年2月，山西成立了实际上由我党和牺盟会掌握控制的“民族革命青年团”，吕调元是常委之一。他与牛荫冠负责“民青”总团部的实际领导工作。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吕调元根据党的指示，担任了 “青军团”政治部主任。

“青军团”的学员大多数是在牺盟会提出的“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号召下汇集起来的。为了把这一批革命青年培养成抗日救国的骨干、山西军队的军政干部。吕调元精心选配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官，并邀请续范亭到新军中讲演，他自己亲自给学员讲授《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鼓励学员阅读《解放》等进步书刊。他把“青军团”由吉县带到晋西北的兴县，让“青军团”120师358旅教导大队一起参加群众集会，一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一起开展各种游艺活动。在去兴县的往返途中，他带领学员专程路经陕北的延川、延长境内，让“青军团”亲眼目睹边区人民抗日、生产热情和民主生活气氛，使不少“青军团”成员对延安和边区产生了向往之情。“青军团”的政治干部和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为了既能发挥党员的作用，又便于隐蔽，吕调元让党与非党政工干部一律参加了合法的“民青”组织。他以“民青”负责人的身份，领导开展党的各项工作。

“青军团”中新旧势力的斗争非常激烈，吕调元总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站在进步势力一边，鼓励和支持政工干部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直至获胜。吕调元依靠进步力量，利用合法身份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遭到阎锡山及其旧势力的排斥。1939年，阎锡山把吕调元调离“青军团”，同时撤换了大部分思想进步的教官和政工干部。1939年初，日军进犯晋西，吕调元借故将青军团开到兴县城风，与八路军358旅取得联系。阎锡山闻知青军团被“赤化”的情况，不久下令撤销政治部，吕调元被召回秋林任晋绥军政训练委员会第三处（负责民运和政工福利）副处长，兼任民运训练部、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吕调元坚定在配合薄一波、牛荫冠同顽固派进行了激励的斗争，潜心培养抗日救国进步分子。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其成员大都参加了新军。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1939年9月，中共地下组织在牺盟总会建立了以牛荫冠为组长，吕调元、赵石宾为主要成员的核心领导小组。

1939年冬，“十二月事变”发生，在极其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吕调元遵照党的指示，同梁膺庸、胡西安、张力之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晋西事变的认识和态度》一文，深刻揭露了事变是顽固分子对革命势力的暴力和挑衅，呼吁二战区军民团结抗战，“枪口都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瞄准”。声明的发表揭穿顽固派阴谋，并采取应急措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大部分党员和革命青年分批撤出阎锡山统治下的秋林，送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组织总会的大部分同志撤离秋林时，吕调元对牛荫冠、刘岱峰说：“你们去吧，我留下。我在这里顶着。”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吕调元留在牺盟总部同顽固势力坚持斗争。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秘密组织革命干部撤离，免遭毒手。把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一批批转送各抗日根据地。牛荫冠北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后，由吕调元全面负责牺盟会工作，此时已经是孤军奋战，形势极其危险。

秋林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顽固头子梁化之收缴了牺盟总部警卫连的枪支，查封了电台。吕调元不顾个人安危，支撑着牺盟总部的困难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拟订了一个撤离计划，决定“青军团”炮工大队教导员叶笃诚、刘展等几个同志在晚上熄灯后，逃出秋林虎啸沟，在上胡芦村的路上等待骑兵接应。不料这个行动计划被“民青”中的叛徒任朝逢、张英向顽固派头子王靖国告密。王靖国即命这两个人佯称受不了阎锡山同志会的打击迫害，要投奔延安，骗取吕调元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靖国。王又把信转交给阎锡山。阎锡山以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将吕调元逮捕。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哀叹自己“耍了一辈子蛇，反叫蛇咬了一口”。他对牺盟会干部恨之入骨。吕调元被阎锡山当局关押在秋林镇南河边东兴集一个潮湿黑暗的土窑里。敌人给他带了一副几十斤重的铁镣，用各种酷刑摧残他的身体。由于带着铁镣，睡觉无法脱衣服，他浑身长满了虱子，刺痒难忍。他忍着痛痒，仍谈笑风生。一次次严刑拷打，一天天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生活环境里，发霉的食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他身染重病，高烧昏厥十几天，水米不进。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敌人才将他的铁镣卸下。同狱的难友无不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就连看守人员也暗暗赞叹他：“真是条铁打的汉子”。

阎锡山对吕调元恨之入骨，成为不许与任何人接见的大政治犯。当年在“十二月事变”撤离秋林的刘展回忆： 1941年夏秋之际，胡仁奎（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国民党中央派驻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县的督察专员，其实是我党地下党员）从晋察冀边区去重庆述职，路经第二战区长官部时，谒见了阎锡山并在此休息数日。得知吕调元被囚禁于此，胡仁奎遂通过与宪兵司令樊明渊的私人关系，在一天夜里以提审吕调元为借口，从候讯室将吕调元带走。吕调元一被提走，狱中的几个政治犯顿时变得提心吊胆，惟恐吕调元被敌人杀害。出乎意料的是天快亮的时候，吕调元被送回了监狱，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只见他满脸喜色，忧愁而去，欢喜而归？众人不得其解。当然不能正面询问，怕被监视的敌人听到。在以后利用放风的时机，他才隐隐约约地向刘展透露了一些消息，当时吕调元与胡仁奎谈话时，每到关键时刻，都用英语对话，看守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大家就知道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大概有这些：试看未来的山西“谁当称雄”，日军出兵侵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终必以失败告终。阎锡山偏安晋西南腐败无能，晋绥有贺龙领导的八路军，张隽轩领导的牺盟会；晋察冀有林彪领导的八路军和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晋东南有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和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的牺盟会；谁是革命的、谁是进步的、谁又是反革命的，与人民为敌的。人民拥护未来山西“谁当称雄”，这是显而易见的。

鲜血浇开自由花

吕调元每天在监狱阅读报纸，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报道，鼓舞大家的斗志。当他发现有些青年难友悲观失望时，就向他们宣讲“坐监也是革命”的话来鼓舞。他告诉大家，我们为抗战而坐监，并不孤立，顽固分子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他向难友们讲述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人在监狱里的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他说：“坐监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只有在战场上、刑场上才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当有人悲观失望时，吕调元激励难友坚强革命斗志，鼓励他们坐牢也是在为党做贡献，我们要作长期的打算，把牢底坐穿。他在狱中启迪难友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领导难友们秘密进行斗争，鼓励同狱的犯人出狱后参加革命队伍。他说政治犯坐牢就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劝大家抓紧时间学习，组织难友们开展学习活动。他鼓励难友们保持革命的“本钱”，向他们讲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启发难友们锻炼身体。每当放风时，他抓紧时间快速行走，即使上厕所，也乘机伸伸腰，踢踢腿，活动一下筋骨，用身体力行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吕调元对难友们关怀备至，亲如手足。他入狱后，牺盟总部“黄河书店”的同志经常给他送食物和生活用品。他便把这些东西分给难友们。有的难友病了，他千方百计托人买药医治，还亲自为他们熬药，鼓励大家：“不要倒下去，要站起来向前走。”他时刻不忘争取敌方人员。他说：“革命者像一盆火，放在哪里，热在哪里！共产党人像一盏灯，点在哪里，亮在哪里！”“要相信人总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看守也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有机会，他就向看守人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思想觉悟，教育他们弃暗投明。大多数看守们的家乡在沦陷区，家破人亡，为了谋生才当了看守。在吕调元的感召下，他们逐渐对“犯人”们放松了管理。他还启发看守人员赶紧觉悟，教育他们弃恶投明，走向人民的一边。被争取过来的敌宪兵人员经常为他秘密传递书信，使他与党的组织保持了联系。

吕调元被捕后，阎匪军用尽一切伎俩和百般酷刑企图使他屈服，但吕调元始终坚贞不屈，铁骨铮铮。在监狱的6年时间里，他备受酷刑折磨，身染重病，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有关党和军队的半点实情，表现了坚贞的、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他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和各种酷刑考验。吕调元横眉冷对阎军酷刑折磨，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留下了：“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抛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的千古绝句。　

党组织十分关心吕调元的安全，曾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吕调元，想保吕调元出狱就医。梁化之却说，乾初的问题和晋西事变有关，事变的内幕他是知道的，他应交待清楚，立功赎罪。阎锡山的敌工团长杨贞吉说：“乾初应先交待清楚共产党是怎样策动晋西事变的，讲清楚这个问题，恢复他的自由就好说了。” 阎锡山、梁化之拒不释放他，把吕调元作为同我党进行斗争的重要人质。吕调元多次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如果卑躬屈膝，损害革命利益，换取个人自由，出狱以后在政治上也就成了一个死人。与其出去当个死人，倒不如我就死在这里。”

1945年冬天，吕调元白发苍苍的父亲吕鸣鸾迎着酷寒，冒着飞雪来到太原。他找到梁化之说：“调元扣押多年，体弱多病，请准予保外就医。”狡猾的梁化之以为有机可乘，就对吕鸣鸾说：“放乾初并不难，只要写出一个东西，认罪自首，和我共事。”吕鸣鸾到监狱见了儿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将梁化之的意思告诉了儿子。吕调元坚决地说：“我在牺盟会一贯主张抗日救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国家、对山西人民无罪。我无过可悔！您老人家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不应该为儿坐牢痛苦、悲伤。您回家后要好好保重身体，胜利就在眼前！” “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这是吕调元在狱中实践的“牺牲救国”诺言。虽然，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将与日月同存。

1946年（民国35年）夏，根据重庆谈判协议，我军驻太原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代表根据“双十协定”，多次要求释放被囚禁多年的牺盟会负责人吕调元，都遭到阎军拒绝。驻太原军调处的我方代表再次找到梁化之，要求会见吕调元。梁化之仍推说必须经过阎锡山的批准。我方代表找到阎锡山，阎锡山竟诡称：“乾初早已暴病死亡。”然后立即“手谕”梁化之，将吕调元处死，要尸体完整，还得有医生签字证明是“暴病医治无效死亡。”当阎锡山的“手谕”转给看守吕调元的队长和警察长时，他们为了推卸罪责，便把“手谕”交给吕调元看。吕调元看完后，面不改色，泰然处之。他向看守们要来纸和笔，奋笔写下《告山西人民书》、《致梁化之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阎锡山破坏团结抗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破坏《双十协定》，蓄意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当夜，满天的乌云扑向大地。阎锡山指派特务以治感冒为名，给吕调元注射毒基剂，并强行塞上鼻孔，脸上蒙上麻纸和湿毛巾，使其窒息而死，时年38岁。 一个革命的忠魂消逝了，一个伟大的生命远去了，但他在人民心中得到永生。

吕调元是山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是牺盟会的负责人，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很辉煌，他生活和战斗在三晋大地上，在反对日本侵略，打击顽固派，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我们不能忘记“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先人开道为后人，后人继业慰忠魂”的真谛，让年轻人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果能如此，此文则足矣!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先烈，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真理献身的伟大精神，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我们的灵魂，完善我们的人格，继续传承和发扬“蕴于化而践于行，承其志而兴其业”的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彦峰 杨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