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修养｜信近于义才能实现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倡的“五常”，是人们必须拥有的5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元素。

“信”是“五常”之一，在《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信”的重视。

“信”，诚也，从人从言，即言而有信。这说明，信首先从说话开始的，说出的话诚实可信，要有事实依据，信守承诺，言行一致。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复，践言也，就是讲出的话一定落实到行动上，做到言行一致。《礼记·曾子立事篇》：君子“行必思之言，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君子行动必须符合自己所说的话，说话时必须考虑是否能落实到行动上，既然要兑现就一定要想到没有后悔之言，这样做可以说是慎重了。所以，承诺之前不可轻率，一定要谨慎。

曾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子的妻子梳洗完毕，准备去集市买一些东西，儿子哭喊着从后面追上了她，吵着闹着要跟着去。她劝儿子先回去，她从集市回来杀猪给他吃。儿子一听有肉吃，就没有跟着去。

妻子从集市回来，曾子就要捉猪去杀，妻子忙对他说，她不过是想哄哄孩子，不要当真。曾子却说，对孩子就应该说到做到，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然后就杀了猪，兑现了妻子对儿子说的话。

语言要算话，做事要讲诚信，但是，不是所有的话都要兑现，只有接近于“义”的话和事才能去践行。

义者，宜也，就是适宜，合适，引申开来就是符合做事的规律与规则，因时制宜，要会权变，不能死守，不懂得遇事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的变通。

信与义二者是有区别的。刘宝楠《论语正义》：“人言不欺为信，于事合宜为义。”说话诚实，不欺骗人为“信”；做事合适为“义”，也就是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

“信”是“义”的一种表现，并且“信”要以“义”为前提，当你许诺时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是正确的，能够实现的，这样才能去做。

信要符合实际，才能履行。古时候，有两个经商合作伙伴也是亲密朋友，经过几年拼搏，他们的生意的不断扩大，在本地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他们决定，一个守留在北方发展，一个到南下发展，二人约定3年后在发迹的地方相会。

南下的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经验很快在南方立足，经过了2年多的努力，成为一方首富。当约定的日期快要到了的时候，他从南方往回赶。途中遇到连雨天气，耽搁了行程，不能如期赴约。他听说鬼魂可以日行千里，为了能履行自己的承诺，就自杀了。

他朋友知道他是一个守信的人，在约定的日期没有见到他，就派人四处打探，当得他自杀后非常痛心，为了能见到他，实现与他的约定，也自杀了。

两个人虽然都信守了承诺，但结果是惨烈的，这样的惨剧本不应该发生。南下的商人，突遇恶劣天气不能如期到达就自杀，让自己了鬼魂去见朋友，他就没有想到阴阳相隔，如何相见？间接一逼迫他的朋友自杀，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说出的话不切实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没有实现的条件，也是办不到的；如果承诺超出社会的规范，就不符合“义”，就不该做。刘宝楠《论语正义》：“若为义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义者也。”如果所做的事，符合义的要求，就不一定要守信，因为所承诺的事不符合义，就不能去做。

守信，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敌斗争，就不能讲信。《孙子兵法》： “兵者，诡道也。”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出其不意，需要运用种种方法欺骗迷惑敌人，兵不厌诈，必须采取欺诈的言辞和行动，才能战胜敌人。如果把自己的一切暴露给敌方，注定是要失败的。

有子告诉我们，人要讲诚信，但是信用要符合“义”的原则，只有“信”接近“义”，才能实现。违背了“义”的原则，盲目守信，不但难以实现，还会伤害“义”。所以，守信也要懂得权变，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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