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大淖地方风气不好？说这话的人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发表在1981年第4期《北京文学》，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淖，是一大片水，比湖泊小，较池塘要大得多。大淖，是一个地名，水和水边的陆地都包括在内，坐落在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

大淖记事，顾名思义，记的是大淖地方的往事。据汪曾祺叙述，除个别人物经过了移花接木、重新组合的设定，人文风貌基本与旧时现实版的大淖相吻合，“从生活出发”的创作理念贯彻其中。

1.

以大淖南岸的一家轮船公司为基准，往东往西各有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的乡风有些不同。

西边的住户大都不是本地人，是从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地来的做小本生意的客户。

他们像一群候鸟，有生意了，就租住在这里，每天吃罢早饭，各自携带货色，边走边吆唤着上街了，不同的乡音、腔调混杂其间。到太阳落山，便回到低矮的瓦屋，不一会缕缕炊烟从低矮的屋檐下缓缓飘出，一天的生活至此接近尾声。

生意做完，这些租户也就走了，暂时告别客居生涯。随他们一道消失的，还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规律的生活。

因为是客，他们凡事忍让，待人和气，所以西边这一带少有冲突，总是很安静，一派祥和氛围。

从兴化来的二十多个锡匠也住在西边。

这地方家家用锡器，香炉、蜡台、水壶、酒壶等等，都是锡的，嫁闺女时也要陪送一套锡器，或者两个大锡罐。因为锡器在大淖是刚需，有市场，所以二十来个锡匠在数量上并不夸张。

锡匠当中有一个头领，是个德高望重的老锡匠，非常有话语权，对其余锡匠有着严格的要求：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闲暇时不许到处闲逛；不许赌钱喝酒，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不要怕事，也绝不惹事。

在老锡匠的带领下，锡匠们讲义气，论公道，互相扶持，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

西边的安定和谐，也有这帮锡匠的功劳。

老锡匠有个侄儿，小名叫十一子，大家都叫他小锡匠。

小锡匠既聪明，相貌出众，仿佛鸡窝里的金凤凰，因而成了老锡匠的一件心事。

老锡匠明白，锡匠们唱“小开口”的时候，围观的姑娘媳妇，实际上都是奔着小锡匠来的。

“不要和这里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是老锡匠时常告诫小锡匠的一句话，尤其强调不要勾搭东头的姑娘媳妇，“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老锡匠的耿直在男女关系上体现得分外明朗，他何以要如此强调呢？

2.

原来，此地的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人家的婚嫁极少讲究明媒正娶，更谈不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黄海蛟的媳妇莲子就是从大户人家逃出后自己跑来的。

颇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调调，走在了时代前沿，堪称前卫。

除此之外，有姑娘在家生私孩子的，也有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的，这些都是常事。

两个人在一起，女方自然跟男方要钱买花戴，但有时女方并不稀罕男方的钱，反而“倒贴”，把钱给他花。

“情愿”是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

对于正儿八经的老锡匠来说，此地的男女关系颠覆了他原有的认知，所以有了那句“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街里那些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也因此说大淖地方“风气不好”。

大淖地方的风气果真不好吗？东头的姑娘媳妇果真和老锡匠不是一样的人吗？先来看看下面这些再下定论。

3.

轮船公司东头的人，住在茅草盖顶、黄土打墙的草房里，世世代代都是挑夫，不论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

男人挑得最多的是稻子，一二十个人走成一串，一担稻子一百五十斤，他们的步子却既匀且快。中途不歇肩，必要时一齐换肩，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这肩转到那肩，齐刷刷的，场面俨然很是壮观。

就这样，挑夫们一走就是或五六里，或七八里，甚或十多里。

砖瓦、石灰、竹子、桐油也在挑的范围之内。

一年到头，天天有活干，也就饿不着。

大淖的孩子从十三四岁上就开始挑担子，像大人一样地挣钱。起初因为人小，力气不够，就只挑半担，到长高了，力气也够了，就挑整担。

那些还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各自握一把竹箍，去搂乡下人路过此地时撒下的芦柴。搂来的芦柴用来烧饭。

因而，这些孩子得到一个含有侮辱意味的称呼：筢草鬼子。

虽然如此，他们搂芦柴的热情依旧高涨，偶尔索性放弃“捡漏”，直接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芦柴，然后拔腿开溜。

挑夫们就在每日卖力气和吃饭中日复一日地把日子过下去，单调而简单。

大淖的姑娘媳妇也能挑，专挑鲜货，像荸荠、菱角、连枝藕。

只见一二十个姑娘媳妇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走过，煞是好看！

她们跟男人一样地挑担挣钱，走相、坐相也像极了男人，就连说话的方式、吃东西不忌生冷的饮食习惯，也和男人毫无二致。

外在行为是内在思想的映射，大淖人的生活模式反映的是勤恳的品性，吃苦耐劳的意志，各尽其能的积极，不拘小节的豁达及工作不分男女的平等。

汪曾祺写女人挑鲜货时，说大概是男人们不屑于去挑这种水淋淋的东西，所以“拱手让人”。

“大概”是不确定的意思，也许男人们并不是不屑于挑鲜货。

挑担是大淖人谋生的活计，挑夫不分男女。男人挑的是稻米、砖瓦、石灰这些重量级物件，女人挑的是鲜货，既分工明确，不争不抢，同时又体现出挑担的人性化，有为女性着想的一面，因为鲜货到底要比稻米、砖瓦轻些。

在大淖，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挣，人人有饭吃，淳朴的民风蕴含其中。

所以东头的人本质上是善良的，朴实的，他们在男女关系上的随便，皆因“真实”二字。

感情讲求你情我愿，两情相悦好过一厢情愿。

就像小锡匠和巧云，心里装着彼此，只是羞于倾诉，可这不妨碍二人的情感表达。巧云有时帮小锡匠拉一会儿风箱，小锡匠有时替巧云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破出血时，小锡匠就给她吮吸手指肚子上的血。

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刘号长在巧云身上感受到的，唯有不情愿的冷淡。

巧云对小锡匠却极为主动热情，不但主动把自己给了他，在他被刘号长诸人打得奄奄一息时，提出把身受重伤的他抬到她家，用卖渔网和芦席的钱买来七厘散，医治他体内的淤血，并且挑起以前从未挑过的担子，承担起养活卧病在床的小锡匠和半残废的爹的重任。

或许爱情的力量太过强大，巧云挑起担子后的眼神更深沉、更坚定了，丝毫不见畏惧、惶恐的神色。

对待爱情，小锡匠同样真实。

无论刘号长要他卷铺盖回兴化，不再碰巧云的身子，还是要他告饶认错，小锡匠至始至终不曾说过一句话，及至其他锡匠给他灌救命的尿碱汤，他的牙仍是咬得很紧，最后还是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他的喉咙。

后来，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小锡匠答道：“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小锡匠用实际行动捍卫真切的爱情，即使死亡在即，也不为贪生说任何违心的话。他和巧云不是真爱，又是什么？

大淖人觉得小锡匠和巧云做的事很应该，很对，并为有这样一对年轻人感到骄傲。

这是大家对小锡匠和巧云的肯定，也是对真善美的赞成。

小锡匠受伤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为使他尽快恢复，杀了能下蛋卖钱的老母鸡。

尽管平时的生活辛苦单调，但他们的热情、好心未被冲淡、减少，该表现的时候还是会慷慨地拿出来，送给值得的人，和他们相似的人。

“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怎么可能？

她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明事理，知是非，也有一颗对待生活的火热的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保安队押着土匪上街之前，地保总是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都收起来，以免土匪看见不高兴。

这样做看似是为土匪着想，但观看保安队夹着土匪过街，对这条街上的民众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快乐程度不亚于看狮子、龙灯、六十四杠的大出丧。

由此便可看出，街里的人表面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事实却恰恰相反，纯粹是怀着看热闹的心态，哪里还有替土匪考虑的善良。

汪曾祺写这一情节，不乏反讽。他从街里人的角度称呼土匪“土匪大哥”、“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然而在小说前面描写土匪的部分里并没给土匪加上诸如“大哥”“英雄”的称谓。

这是汪曾祺对街里人所谓“大淖风气不好”的反驳，谁真实，谁虚伪，哪里风气好，哪里风气不好，在汪曾祺的笔下一目了然。

这也是为什么汪老在写街里人说大淖风气不好之后，紧接着来了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街里的人念过“子曰”，受过儒家教育，他们评判是非的标准是儒家伦理纲常和荣辱得失，但却对他们自己的表里不一毫无察觉，一无所知。

大淖就不一样了，这里的人不曾受过“子曰”浸染，过着近乎天然、顺其自然的生活。

二者的是非标准不同，伦理道德观念也不一样，后者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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