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眼中看自身的文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像沃格林这样深刻而广博的哲学大师，他笔下的中华文明，读来有一种疏离而透彻的微妙感。

沃格林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他尽量不借助翻译来看待他所研究的历史，他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以便更好地理解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也许中文的复杂性让他放弃了学习中文，然而语言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提出来的某些角度，是一般的研究者很难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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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这个词，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普天之下”，指代人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也指帝王的统治，“家天下”等等。

然而在沃格林的研究中，天下存在于两个语境。

第一种，是西方历史进程的“天下”。这个天下，指人们对于大地的经验，在荷马时代就有“天下-大洋”的表达，这个天下用沃格林的语境来说，是宇宙论的天下。按照这个含义，世界上存在多个“天下”，因为不同地区的人们都有着对自己对大地的独特经验。

然而中国的“天下”是另一种语境。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经验，而是“天下没有新鲜事”，人所居于其中的“天下”比地理意义上的经验要大得多。中国语境的“天下”更是中国人对历史秩序的理解，是人类社会所承载的大地。

人类早期，不同人类社会的交流产生了文明的碰撞与压力。在宇宙论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会有自己的创世诠释方式，而当不同神话中的人相遇，就会产生冲突与混乱。

例如古埃及有自己的创世神话，以色列也有，而当以色列的神话与古埃及相遇，就产生了如何理解自己的神话的问题。摩西出埃及，以启示的方式超越了宇宙论，让以色列通过与“神”立约，成为人在神之下的此世的生存重负的代表，与周边文明相分离，从而构建了民族的独特性与身份认同。

同样的事情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时候也发生过。

亚历山大征服了现在的中东地区，只跪拜神的希腊幕僚和跪拜王的波斯臣子就有了在礼仪上的冲突。而不同社会相遇的时候，也是考验不同社会宇宙论秩序的合理性的时候，这种冲突人们最熟悉的形式是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碰撞发展而成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现代性的各种观念。（尽管奥古斯丁的学说融合了柏拉图的理论，而托马斯·阿奎那则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支撑，但两位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都是从古希腊哲学吸收了补给。）

然而中国全然不存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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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周边，并没有一个和中华文明程度相似的文明（游牧民族并没有发展出如此程度的文明），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早已是儒家、道家思想都自成体系之后的事了。因此对于中国先贤们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就是人类唯一的文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在当时的先祖看来，是文明人类的历史，中国社会是文明人类唯一的承载者。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秩序的崩坏（周的解体、春秋战国的混乱、秦统一等），当时的中华文明没有外在文明提供理解，而只能在人们失去了先前的秩序所提供的庇护之后，自己提供新的生存意义。

在一种社会秩序发展初期，神往往也是社会秩序的实际统治者，而当帝国发展到后期，需要意义与制度相分离，需要解释帝国的崩溃与统治者的败坏。而以色列以启示的方式，完成了对神的信仰与社会统治秩序分开，由此，最虔诚的人并不一定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而柏拉图则有着“哲学王”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之外，构建着“理想国”。

中国古代也对权力组织和文明进行了区分。“天下”并不是帝国统治的疆域，还是文明的承载者，理想状态下，“王”是“天下”的的统治者，但不是所有“国”都是代表“天下”的，相比之“天下”，“国”是指实际的权力统治。因此一个好的统治者要“心存天下”，不能“心存于伤人害物”，也就是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

心存天下的标准，就是“仁“。“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有之也。”（《孟子·尽心下》正是以“仁”的标准来看，孟子才评价春秋各国的战争都是不义之战。

沃格林认为，中国古代已经对现实的秩序与普遍性之间做出了区分，尽管依然与宇宙论的秩序保持着联系，但已经和以色列的启示、古希腊的哲学一样，认识到了天下与人类的普遍性。

3

《天下时代》是《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第四卷与前三卷相隔十几年才出版，并在开篇直言：“背离了我曾经为《秩序与历史》设定的计划。”

在前三卷里，沃格林已经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历史的秩序，宇宙论的，启示的，以及哲学的。按照原本的设想，后面应该按照这条路线推进下来，进入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多元帝国、基督教文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沃格林自己却经历了思想的改变，他发现原先设定的五种类型，不能涵盖他后来的研究。他自己也承认，他在写作前三卷的时候，视野局限在近东（地中海、中东地带），而后对远东文明的研究以及重新审视之前的研究，他有了新的发现。

他不再将历史视为各种秩序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符号化表达的过程，而是“神显”与精神突进的过程。沃格林的“神显”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也是人们日常理解的“神仙显灵”，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是广义上的彼岸世界的，是神性显现的人性构成的经验，是在与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同一层面上使用的。在这些“神显”中，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普遍性。

历史是以人性维度呈现的，可以说，没有普遍性，就没有人类。动物没有历史，尽管动物的进化、繁衍也经历千万年，但那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的变化、集合，并不是历史。只有人类，能在自身的秩序之中回应神性的显现。

因此历史不是大多数眼中的“由人们及其在时间中的活动构成的溪流。”溪流有方向，但沃格林眼中的历史没有方向，历史之流的终点对人来说是一种奥秘。而能体验到“神显”经验的人都是理智天分极高的少数人，在面对特定的历史处境中（例如秩序的崩坏时刻），“直面实在之奥秘”时的经验。

直到沃格林去世，他也没有停止对历史秩序的求索，尽管他没有给出历史奥秘的解答，但那正是所有人对自身人性的终极指向。因为对这个奥秘的探索，就是吸引柏拉图笔下的人走出洞穴，吸引着哲学家用符号来理解人在历史上的位置的神秘力量，这种探索让人类不满足于宇宙论-神话的秩序，而向着超越形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