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谋生与谋爱

她曾与张爱玲一起，被称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她是典型的民国女子，有新青年的狂妄和韧劲，却也有旧式女人的局限；

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生活却总是辜负她，她只能在文章里弥补遗憾；

她中年遭受婚变，没有经济来源，却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孩子需要抚养，她只能自食其力；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爱好，因为她太懂得生活的艰辛；

即便谋生耗费了她太多的精力，她也要柔情缱绻、尽心谋爱；

她没能成为传统价值观念中幸福女性的样板，可热闹而坚韧的生活姿态却永远散发能量。

苏青，常常作为张爱玲的闺密并在得到其高度肯定中被关注。

张爱玲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她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才女的话字字犀利刻薄，却也实实在在地肯定了苏青的文学地位。

于是，在20世纪斑驳的旧影中，那个“伟大的单纯”的身影在大众的注视下越来越清晰。

苏青虽然和张爱玲同为上海女人，同以文为业，但是文风不同，这源于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

苏青的童年没有什么阴影，出生时在外婆家，外婆家在乡下，亲戚很多，家人常常带她串门，生活简单有趣，也给她很充分的自由成长的空间，稚嫩的心灵未有阴影，她也确实就像张爱玲所说，“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

到苏青8岁需要接受正规教育时，她就被父亲接到上海。父亲这时事业很顺利，在上海银行升职，做了经理，做投机生意又赚了钱，他不但给女儿找了一个不错的小学读书，也曾希望苏青学好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成为一个淑女。可是苏青在乡下打下的底子让她对这些不感兴趣，久而久之，父母倒也没有过分勉强。

后来家里给苏青订了一门亲事，对方家境不错，未婚夫李钦后和苏青在学校时也有交集，苏青对李钦后的感情并不热烈却也不反感。

这时的苏青更乐于在读书中找寻乐趣，她成绩优异，1933年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这在当地并不多见，也足见苏青的出类拔萃。只是后来苏青家境日益衰落，竟连读书费用都成问题，甚至连苏青订婚的一笔聘礼都成了重要经济来源。再加上苏青考上大学让李钦后深感危机，于是李家几次催促成婚，苏青虽然希望读完大学再谈婚事，可是读书费用还得依靠李家，最后只能赶在苏青去读大学前，匆匆完婚。

婚后两个人也曾有过短暂幸福，只不过，李钦后生性风流，还与外婆的长孙媳妇私通。苏青自然伤心，想借由读书忘记家庭烦恼，却又怀了身孕，只能休学。

李钦后虽然风流，但对苏青也有感情，看她伤心，便向她悔过，提出带她到上海，承诺重新来过。只是到了上海，生活不但没能像期待的美好，反而更加糟糕。

除了李钦后的连连出轨时时引发的一次次争吵，就是一家几口的生计也成了问题。李钦后自私、懦弱、虚荣，不肯负起养家的责任，苏青每天就在争吵、愤怒、沮丧中煎熬。

苏青讨厌自己的状态，她在文章里写道：“一个女子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便会小心眼儿起来了。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我像娇艳的牡丹，而众人便再好些也不过同绿叶点缀或衬托一番罢了。但是现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苏青开始意识到家庭生活已经让她时时都充满束缚感，只是这时她还没有勇气和家庭生活决裂，可是，命运倒是仁慈，借由李钦后的一记耳光才让她彻底与这狰狞告别。

苏青养着女儿不受婆家的待见，想出去工作又受丈夫的限制，可是当她向李钦后要钱以作家用时，竟换来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男人这时早已厌倦自己的妻子，他也早已忘记自己当时是如何高攀不起中央大学的才女。

而苏青，被这一巴掌生生打醒。同李钦后的十年婚姻已经走到绝境，苏青终于离开丈夫选择独立。

后来，张爱玲这样评论苏青的婚变：“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离开李钦后的苏青确实表现出生活的韧性，幼子嗷嗷待哺，喂养刻不容缓，她必须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她说：“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再论离婚》）。

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才女，再到一个失婚还要抚养三个孩子的少妇，苏青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

她曾四处托人找工作却只有可怜的薪水，她想来想去还得发挥所长，以文谋生。

历经周折，她的《天地》月刊终于创刊。苏青的选材、文笔、主题，无一不迎合衣食父母之胃口，大家喜欢看她的市井烟火气，她便保持这种风格。

苏青集作者、编辑、发行于一身，也因此，她要向张爱玲约稿。她的约稿信竟一下打动了这个当时在上海大红大紫、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她亲函张爱玲“叨在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喜欢这位率性的主编，也愿意为《天地》撰稿，后来还同苏青成为闺密。

苏青在经营杂志方面很有天赋，她不但能约来当时各界名人如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张爱玲等为杂志撰稿，她还懂得营销之道，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以扩大销量。在这期间，她的《结婚十年》也更广泛地被人关注，放在今天应该叫作畅销书。

她将亲历的十年婚姻感触写进书中，不但感动着六七十年前的已婚女人，就是在今天，人们也依旧能在书中找到共鸣。

那对于男人的期待、抱怨、失望如出一辙，一次次琐碎小事让埋怨积累太多，在金钱方面的算计让争吵持续升级，婆媳关系让夫妻感情也日益薄弱，全职主妇伸手要钱的难堪和尴尬，最后还有压垮婚姻的稻草——外遇，让女人彻底觉醒，没有另一个生命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样的中国家庭主妇生活竟几十年不变。苏青带给现代人的共鸣还不只这些。

苏青曾指望男人后又依靠自己，所以她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与男人一起吃饭，她付了账，一方面会觉得骄傲，另一方面则会有些悲哀，因为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而朋友炎樱也在谈到苏青时感慨：“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开心。”

苏青的纠结应该也是现在众多女性的苦恼。想要大女人的权利，也想要小女人的待遇。

男人呢，倒是乐于同这样的女人交往，凡事女人自己担待，当需要他们负一点儿责任时，他们就会说最初喜欢的就是她的那份潇洒，还要指责女人善变。

其实，这有可能是极端女权主义的误区，偏偏将男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两性无论何时都要互相需要，女人只要能保证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就好。

离婚后苏青也曾有过合适对象，但是她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幸福，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看出孩子心中的顾虑，也觉得有些伤感，她觉得始终要尽为人母的责任，于是孩子成为了苏青不能卸下的重担。她也一直没有再婚。

1949年以后，张爱玲去了美国，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离开，苏青却认为，无论何种政局、如何战乱，她能以文谋生，在哪儿都一样。她以本名进行地方戏剧本创作，也深受大众的好评。只不过最后她还是没能逃过落难文人的下场，以致身患恶疾，晚景凄凉。

1982年，苏青走完了她曲折的一生。

而她的文字却让读者常读常新，她爽利明快的文风，她对身边小事的态度，她对女人内心真实的洞察，和她将内心所惑一一告之的坦诚，都让这个聪明外露的女子颇受女性的青睐。

生活本来就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能在其中活出智慧，在世俗、辛劳中获得解脱，生活大概也就没有那么多艰辛，热热闹闹地活在当下，活出自我，也不失为一种幸福。如果不是时代影响，苏青会是一个成功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