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底倾城，海上开花

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旧式大家庭；

她才华横溢少时成名，姿态孤傲却能洞穿人世沧桑；

她也曾于千万人之中找寻爱情，即使低到尘埃里去也最终没能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她体察世俗人心，不虚美，不隐恶，文章见解生动精辟之处俯拾皆是；

她用一支笔写尽人间凄凉；

即使结局寂寞萧瑟，却不妨碍她成就一个流光溢彩的上海传奇。

读张爱玲书的文字，大多会感觉阴柔却冷硬如铁，从她人木三分的调侃中可以看到人情世相的卑微与污浊。她将那个时代人性中压抑而自私懦弱的一面，用准确尖锐的语言表达出来，她让人不得不直视丑陋的人性。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她还说：“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她并非哗众取宠，用苍凉犀利戳痛人类的痛处，她高傲地俯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你要原谅她的尖刻真实，你需要去认识张煐——从前的那个她。

张爱玲原名张焕，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她的家世不错，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藕，这样的世家望族到了张爱玲父亲张廷重这一代却日渐衰败，但父亲依靠上一辈人留下的家业仍撑着门面。

也许是张廷重时运不济，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从小做了一肚子的八股学问却赶上废除科举，刚刚深谙旧时代传统文化的金科玉律，到了成年时候竟然百无一用，他也学英文，能读会写，读外文译著了解新的思想，但是显然他的人生还是乐于受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主导，撑不起庞大的家业索性过起遗少表面优裕、内里糜烂的生活，吸鸦片、狎妓、赌博，醉生梦死。

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旧式家庭中度过的，读书都是家庭“私塾”学的是古文言，如果没有母亲，她变不成最后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同张廷重一样都是名门之后，都曾受旧传统、旧文化影响，但是在这新旧杂陈的价值观念中，她的选择却与丈夫完全不同。

在受到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后，黄逸梵成了一名追慕新潮和自由独立的新女性。与张廷重在新时代的消沉不同，她积极地寻求自身的价值。张廷重醉生梦死地吸烟片，养姨太，逛堂子，黄逸梵在多年的劝诫无果后，再也无法忍受和这位陈腐堕落的遗少共同生活，在张爱玲4岁时，终于选择离开这个散发着腐朽味道的旧式家庭。

张爱玲曾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黄逸梵在张爱玲七八岁时曾从国外回来，这是因为张廷重几番写信恳求妻子回家，他自己丢了工作，诸多不顺，写信给国外的妻子希望能重新开始。黄逸梵见张廷重言辞恳切，又承诺改掉陋习，考虑到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回归家庭。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自己已在国外待了几年，两个人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张廷重也无法洗心革面、真正改变，黄逸梵只能再次离开。

黄逸梵这次回来，将张爱玲送进黄氏小学，“张爱玲”这个名字也是在入学前改的。

面对母亲的再次离去，张爱玲没有流泪，也许是她早已习惯这样的重聚分离，她知道，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

政治的变革和家境的衰败并不会阻断文化之脉的传承，一些根深蒂固的优秀基因在繁衍不息，比如气质和性格，张爱玲依然继承着乃祖之风，聪慧到8岁投稿，9岁已经开始写小说了。

张爱玲中学时，父亲再婚，娶的是曾任两届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

张爱玲曾在文章中说道：“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记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清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

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得不电离一遍又一遍地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在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中，经常会有类似场景的描写，想来是因为太过熟悉而信手拈来。

而叙述背后的苍凉也来源于少年时的记忆，整日目睹烟雾缭绕中父亲模糊的脸和后母特有的那种过气总理女儿的傲气。

张爱玲17岁时，母亲回国。这时的张爱玲就读于美国人办的圣玛丽亚女子学校，学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母亲希望她能够出国留学，张爱玲自然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她眼见着母亲的变化，也眼见着父亲的暴戾乖张，她希望能有机会像母亲一样走出这个阴暗的牢笼。

但是当她同父亲说起留学时，父亲强烈反对，并表示不会给她出一分钱。后母自然不希望拿出这笔钱，于是添油加醋，她还当着张爱玲的面对她的母亲一番辱骂。

这让张爱玲更加讨厌这个家，她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一次，张爱玲到母亲家住了两周，本来已经跟家里打了招呼，可是后母因为不喜欢她同黄逸梵住在一起，又因为之前的留学费用问题一直耿耿于怀，这次索性对她大打出手，而张廷重竟没有顾及父女之情也将她打得半死，随后将她关进小屋。这一次让张爱玲对这个家彻底绝望，即使身患痢疾奄奄一息，她也拼了命地逃离。

这应该是张爱玲人生中的第一次决绝的反抗，她原以为离开了那个古墓般阴暗荒凉的家庭，就可以找到那个曾幻想过无数次的自由美丽新世界，可是和洋派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后，她的理想又一次被颠覆。

母亲因为要多负担一个人的学习和生活，现实的无奈和局促逐渐显现，母爱开始变得脆弱不堪。“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抚养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

也许在她的想象中，母爱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是要克服一切阻碍都要保护自己的儿女的，可是母亲最终还是为了自己欲求的生活而拒绝了给女儿更多的帮助。她之前对母亲寄予了太多厚望，如今现实让她难免失望。

对于张爱玲来讲，所谓的贵族身世并未给她带来一个幸福的童年，父爱的缺失、母爱的疏离让她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人性普遍的孤独、无助和无奈，这反而不如生长在一个平民小户人家的天伦来得温馨。支离破碎的离合悲欢，纷乱扭曲的世态人情，世俗文化对抗冲突，对生活的微妙感触，难免让她的作品中有一种荒凉的感觉。

她最终没能去英国留学，上海沦陷后她就读于香港大学。两年后回到上海报考圣约翰大学，几年后开始文学创作，用凛冽而富有灵性的语言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博得盛名。

在流传出的关于张爱玲的照片中，最能代表她性格的应该是那一张身着一袭华丽的旗袍的，她内敛炫目，倨傲放恣地仰着头，眼神中是不能自已的高傲孤绝。

1943年，《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两部作品亮相上海文坛，23岁的张爱玲成为了当时上海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随后，《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一系列作品陆续发表，并且篇篇震惊文坛。

在这些作品中不乏对男女情感的思考，但所有的通达、透彻和理智都在遇见胡兰成之后统统消失，也许是从没被如此地爱过、热烈地需要过，所以孤傲的她比谁都需要这样的感情。

在她的小说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对于年轻人，三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这“三五载”的爱情不知在她的心里是否已经是一生一世。

也许胡兰成在世人的眼中有些许不堪，但是他是如此懂得张爱玲。懂得她虽出身贵族却没有童年的快乐，懂得她怨怼这个世界的根源，懂得她掩盖在委屈压抑之下脆弱的灵魂。

胡兰成曾对张爱玲性格中的倔强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从她文字里人物的坚韧中读出她的高傲和委屈，他望见张爱玲令人伤感的自恋，他们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5个小时转瞬即逝。

他曾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他精练地说出了张爱玲文字的雅致高贵和对命运不可知的彷徨。

她轻轻慨叹：“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唯有轻轻问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吗?”在繁华喧闹中，有一个人终于能够听到你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这样的感动和温暖让她不想走出来。

这个孤傲的女子终于肯不顾一切地卸除了锐气，绽放出温柔，不在意他已有妻室，不在意他为人不齿的卖国行径。

1944年，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受限于时局变动，又因胡兰成身份敏感，为避免日后拖累张爱玲，他同张爱玲商议，不举办仪式，只请来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作为证婚人。“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由胡兰成所撰。

和胡兰成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想必是张爱玲最幸福的时光。

她的生命之美因此大张其翼。即使最后摔得惨烈，这一段时光里的愉悦是无法忽略的。如果没有遇见胡兰成，自己只能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得到再多人的肯定都不及他的一句懂得。

爱情其实就是一种美丽的期待，期待有个人可以牵着你的手一起走过漫漫未来，生命中有那么多无奈，生活又有那么多残酷，但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她的生命终于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人生的风景有了满目的苍翠生活就算是深渊、有个人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才不怕被吞噬。

握了对方的手，相伴走了那么一段，虽然又各奔前程，未能修得白首同心，但曾因为一个人，让你所有的欢喜和落寞都源于他的一个眼神，即便挽不住年华，也留下一季的温暖。

当那一处风景成为过去，成为记忆，你忘或不忘，念或不念，它都成就着现在的自己。记忆里的美好随之流逝，回首，也能淡淡一笑，都只是曾经。毕竟曾紧握着手，走过那段最美的时光。只是，如果人生可以更完美，他们能够走过一生一世该有多好。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曾以为两个人就像是悬崖峭壁上的两棵藤条，此生绝不离弃，1944年底，随着时局的变动，胡兰成对张爱玲说自己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张爱玲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这样一番真心并未得到珍视。当一个女人付出太多放下尊严，男人也因此薄待这个女人的尊严。张爱玲总是这样通过被伤害来认知这个世界。

亲情如是，爱情亦如是。爱情本来没有所谓对错，只不过是所托非人罢了。胡兰成作为旧式才子，才情个中翘楚，张爱玲最为欣赏他的才华。本来和这样的男人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做一个超越男女之情的精神伴侣，应该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段佳话，可是，张爱玲这样目下无尘的女子，甘愿为了爱情，如飞蛾般去扑向那未知的灯火。对爱，就要这样一世一春的盛开。

在张爱玲眼中神圣无比的婚姻，对于胡兰成来说，却并未要打算负上一个丈夫该负的责任——最起码的忠诚。

胡兰成是吃过苦的，曾在发妻去世时四处借贷无人帮忙，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

经过生活诸多磨难的人往往更容易在挣扎中淡漠人格，在这样的人的价值观念中，没有比满足自己更重要的事情。苦难有时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为了逃避自己懦弱的事实，又常常会通过想象一个虚假的自我保护自己的自尊，或是用别人的肯定来找到自我价值。

胡兰成投靠汪伪是为如此，招惹不同的女人也不过是为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

婚后第一离别，胡兰成来武汉躲避，很快竟与一个17岁的女护士如胶似漆。她不可能有张爱玲般的才华和见识，但是胡兰成这次寻求的是一个花样女子对自己仰慕的满足感。在武汉，胡兰成又举行了一次婚礼，可见婚姻在他眼里不过是手段，不值一文。

第二次胡兰成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与同窗好友的庶母以夫妻相称。这一次，他享受的是中年女人无微不至的关照。

张爱玲这样高傲的人却试图不计前嫌，不要回报，只求“岁月静好”。

在乱世中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寻夫，眼见丈夫已与别人举案齐眉，自己生疏得仿佛客人，她终于绝望。

“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离开时，她对胡兰成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菱谢了。”

此后的几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信。张爱玲常寄钱接济胡兰成，不愿他在流亡中受苦。

1947年6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了封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也许在那次离别时她就已下了决心，不过是因为胡兰成正处困境她才不愿雪上加霜罢了。

而写信时，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张爱玲才肯与他恩断义绝。虽是胡兰成一手葬送了他们的婚姻，张爱玲还是想让自己来为这场传奇之恋辛酸谢幕。

可以委曲求全挽救婚姻，但是一旦发现努力不过是徒劳，她还是那个目下无尘的女子，胡兰成从此成为一个再也无法左右自己的陌生人。后来她对这段感情只字不提，反倒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尽风流自赏的潇洒，一篇张爱玲记，对两个人的情爱聚散娓娓道来，不过言语间只说无奈不说伤害。

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还将书与所作长信一并寄给张爱玲。张爱玲却在字里行间进行了礼貌并且冷漠的回绝。

到此，张爱玲也未对书中两人之事做出只言片语的回应。胡兰成不过是想再一次证明自己的魅力，勾一勾手指总会有女人投怀送抱，而轻视了张爱玲的决心。就如她在小说中写道：“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50年后出版的《小团圆》中，我们才看到张爱玲当时真正的想法；“我不能和半个人类为敌。”作为《今生今世》的对照记，《小团圆》还原了很多事实，每字每句都暗示胡兰成的自私和卑劣。

1956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在美国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后来她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学习交流，在那里她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赖雅。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一生虽未写出不朽之作，但是确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处事也豪放洒脱。张爱玲一辈子看重“才华”二字，自然会被赖雅吸引，两人相见日欢，无所不谈，很快便由恋爱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两人结婚时，赖雅已65岁，张爱玲才35岁。对张爱玲来讲，这时距认识胡兰成已经整整过去了12年。

在慢慢平复了上一段感情带来的怨恨和痛苦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再一次抓住“一支强有力的锚”，以不至于使自己孤舟漂泊，在赖雅的精心呵护下她的确感受到过来自家庭的温情，只是好景不长，婚后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这次中风严重到差一点儿要了赖雅的命。年迈的赖雅没有经济收入，又需要人照顾，张爱玲一面充当护工的角色照顾丈夫，一面还要想办法维持生计。

她为了挣钱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辛苦地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却还未能拿到理想的报酬。这样为生计到处奔波已经使张爱玲筋疲力尽，回到美国，赖雅后来又中风几次，以至于后来瘫痪在床，全由张爱玲照料。

1967年10月，赖雅病逝，9年的婚姻让张爱玲的精神与体力几乎被掏空。

在才华至上的择偶标准中，张爱玲一次次地拖垮自己，在爱情至上的婚姻中，她始终没能驾驭好俗世的婚姻，无关背叛，只说辛苦，胡兰成是心里的苦，赖雅是生活的苦。

她曾在文章中说：“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1944年时，她24岁，那么聪明的一个女人，其实早已知道人生的禁忌，却还是没能免俗。她如果真能像一个平凡的女人以生活安逸为准去生活，就不用有那么多的痛苦和奔波。

可她是张爱玲，她固执地以爱为命。

只有她，能说出女人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