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之前，梁漱溟和毛泽东是亲密好友，他们几乎每一两个月都要交流一次，梁漱溟一旦有了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也会立马跟毛泽东交流。

他们的好友关系一直保持了十几年，直到1950年，毛泽东邀请梁漱溟为座上宾，并且还邀请梁漱溟去其他地方考察。

到了1953年，在一次大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撞到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被毛泽东点名批评，梁漱溟那直言不讳的性格，当着大会几千人的面跟毛泽东叫板。

这个梁漱溟是什么人？在当时竟然有这般的勇气？

梁漱溟年纪轻轻成为北大讲师，意外认识了毛泽东

梁漱溟出身在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祖父梁承光是一位将军，在家中养了很多马，但梁漱溟还没有来得及见到祖父，梁承光就战死沙场了。

那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只有几岁，祖父去世后，梁济的生活质量下滑式下降，但是梁济没有放弃读书。有时候，知识真的能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梁济考上了举人，没有立马奔赴官场，而是在北京当一个私塾老师。

后来梁济官至内阁，把心思放在教育事业上，《清史稿》是这样评价他的：

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

也就是说，梁济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有了梁济这个偶像父亲，梁漱溟没有染上声色犬马那样的恶疾，反而梁济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梁漱溟的一生。

等梁漱溟到了6岁，他开始去学堂学习，那时的新式学堂带给梁漱溟很多新式思想，在国家羸弱的情况下，梁漱溟跟年轻人一样在思考祖国何时能强大。

在梁漱溟上学得顺天高等学堂里来了一个插班生，叫做甄元熙。他跟梁漱溟两人经常在谈论国家大事，是拥护立宪还是革命？

后来，在甄元熙的影响下，18岁的梁漱溟加入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等他毕业后，梁漱溟本可以继续读书，继续深造的，但当时的环境所迫，没有一处课桌是一片净土，梁漱溟不愿意升学，转头成为了一个记者、编辑。

这期间，梁漱溟参加的活动很多，眼界也就渐渐宽了，而他在那样的情况下，想要当一个“逃兵”，剃发为僧。

在他20岁那样，也就是1913年，梁漱溟护送小妹去西安教书的途中开始吃素，后来毛泽东见到梁漱溟坚持了几十年的吃素生活，说：“定长寿也。”

这时梁漱溟出家的念头在脑海里扎根了，他开始研究佛经，研究成果很快就出来了，写了很多关于佛经的短文。

三年后，梁漱溟写了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究元决疑论》，阐述了佛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反映了梁漱溟学佛后的思想成果。

这篇文章帮23岁的梁漱溟敲开了学术界的大门，没过多久，梁漱溟还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文章的中心命题是“救拔一切苍生”。也就是说，梁漱溟的心思不在出家上，而是在救国救民，造福社会。

后来，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任教，梁漱溟在北大教授哲学。

有了这样的机缘巧合，梁漱溟认识了杨昌济，经常到杨昌济的家中串门，为他开门的是杨昌济的女婿毛泽东。

此时的梁漱溟还不知道，父亲梁济在投河之前问他的那句“这个世界会好吗？”，答案正是在这个跟同岁的年轻人身上。

梁簌溟和毛泽东在延安相交，彻夜长谈，成为挚友

梁漱溟比毛泽东大两个月，他们是同龄人，应该有着无话不谈的话题。

可26岁的他们，名气、地位悬殊，梁漱溟已经名满天下，毛泽东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

20年后，梁漱溟作为代表来到延安跟毛泽东交谈，梁漱溟对当时的环境感到很悲观，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毛泽东给梁漱溟做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梁漱溟听完之后大为叹服。

他们的第二次谈话双方还是持有不同的观点，话题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梁漱溟后来回忆到：

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

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梁漱溟在延安的这段时间，他和毛泽东一共交谈了8次，每次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时更是彻夜长谈，鸡鸣后才入睡。

等梁漱溟离开延安时，他把自己的巨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漱溟再次来到延安跟毛泽东会谈，这次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工农业、如何站位脚跟。

就在梁漱溟以为“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时，他前脚刚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后脚战争又开始了。

从1938年到1950年，从两人的交流、谈论的话题来看，他们应该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到了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梁漱溟“进京赶考”，毛泽东见到梁漱溟时说：“梁先生，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行。”

这种把梁漱溟视为老朋友的态度，使梁漱溟听到这句话后，梁漱溟除了握手之外，却答不上话来。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邀请梁漱溟参加工作，但是梁漱溟不愿从政，拒绝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去山东、河南、东北这些地方转转，看看这些地方的变化。

梁簌溟到这些地方考察，当地官员用很高的礼仪来接待他，等他回京后在颐和园里住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

到了1951年，梁漱溟去考察西南，回京后再次跟毛泽东交谈良久，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隔一两个月，他们就要长谈一次。

他们正是有了这样久远和频繁的交往，在梁漱溟的心中，毛泽东是自己的知心好友。

到了1953年，梁漱溟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后，觉得自己是被冤枉了，当面顶撞起了毛泽东。

梁漱溟的发言被误解，顶撞毛泽东，要求得到道歉

1953年，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邀请委员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梁漱溟积极准备，当夜就赶出了发言稿。

梁漱溟在大会上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建设的问题；第二个是工作作风问题；第三个是农民问题。

在说到农民问题时，梁漱溟说道：“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这句话引起了参会者的注意，如果流传出去，则会引起农民伯伯的不满。

毛泽东擅长抓主要矛盾，在《矛盾论》中提到：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大力发展重工业，资金和资源都往重工业靠。

而梁漱溟的发言戳中了毛泽东内心中最敏感的话题，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会说了一番话，虽未点名梁漱溟，但参会者知道毛泽东批评的是梁漱溟。

梁漱溟听完之后感到十分意外，心中还很不服气。在他的内心中，他是拥护总路线的，只不过是说出了心里话罢了。

他想，这肯定是个意外，只好大家好好说明就行了。于是梁漱溟写了一封信，要求毛泽东参加会议，让他再把发言稿的内容再说一遍。

第二天梁漱溟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晚邀请梁漱溟长谈。可是在交谈中双方的言语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如果梁漱溟就此作罢，以后再寻找机会说明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条可全之计，但不愿蒙屈的梁漱溟还想再找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反而使事情愈演愈烈。

当大会快要结束时，梁漱溟提出要讲话，同意了，可双方的误解已深，倔犟好胜的梁漱溟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辩论。

甚至，梁漱溟在大会上说：“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意思是说，他想看毛泽东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

可是，毛泽东当场插话道：“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但是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听了这些话后，抓住“雅量”跟毛泽东当场辩论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跟毛泽东顶撞。

这样的情景，是前所未有的。

参加会议的人看着梁漱溟在讲台上发言，纷纷大喊：“梁漱溟滚下来...”

梁漱溟长子揭开梁漱溟心结，梁漱溟反思

梁漱溟在大会结束后，心中一直想不明白，自己是善意，怎么会演变成今天的局面？

两天后的周末，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回到家，梁漱溟把前几天的风波跟梁培宽复述一遍。

梁培宽听完后，跟父亲梁漱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

这两三年来，你跟毛泽东讲话，给毛泽东写信，都有一种监督的感觉。

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

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但一言一行要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的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忌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

梁培宽的分析很精道，他提出梁漱溟的想法是没错的，但是行为上却有失偏颇。

梁漱溟直到30年后才感悟出来，当时的他认为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即使是争吵时拍桌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忘记了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忘记了那句古话“今时不同往日”。

1983年梁漱溟去参观毛泽东的故居时，突然感悟了到自己没有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毛泽东在别人顶撞他的情况下，一再同意自己发表不同意见，这就是雅量。

梁漱溟提起当年的往事，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

而梁漱溟在当年那件事之后，他开始闭门不出，潜心研究哲学。他的成就也被世人评价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对于梁漱溟，他在学术上的地位若如泰山，在他的为人上，他狂妄、目中为人，但是晚年的这番反省、这番话，仍然是高风亮节，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