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⑤｜“运动”北大“政治”北大

（1918年6月，北大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为冯友兰。图片来源：搜狐网）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提出完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

扛责辞职 以退为进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

“五四”游行后，蔡元培已敏锐地察觉“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又见《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政府、学生双方都想把事情搞大。“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游行失控，在赵家楼打、砸、烧行为的确涉嫌违法，他作为校长必须扛起责任，不宜恋栈。据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回忆，5月4日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时，蔡先生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果然，为保护学生、保护北大、保护自己、免激矛盾，5月8日，即被捕学生释放后第二天，蔡元培“引咎”辞职，次日悄悄离京。

南下途经天津与一位友人谈话时，他解释辞职的原因“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晨报》，1919年5月13日）5月10日，他在《告北大同学诸君》信中明确表示：“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

校长爱护学生，学生敬重校长。5月10日，北京各校在北大开会，迅速发起挽蔡元培留任（简称“挽蔡”）的活动。先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致函政府：“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同日，北大教职员工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沈士远等8位教授为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表达全体师生挽留蔡元培任校长的呼声。

北京各大专校长见政府对慰留蔡元培始终不表态，5月13日向政府集体递交辞呈，以此支持蔡元培，表明共进退的坚定决心。大总统徐世昌表面文章做足，暗地小动作频频。5月14日，签署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同日，将挽蔡命令与挽留“五四运动”矛头直指的陆宗舆、曹汝霖命令一并在《晨报》发表；同日，又下了两道弹压罢课学生的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教育部门约束学生，“毋得干务政治”。5月15日，将同情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免职。由此可见，与学生“挽蔡”真挚情感不同，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长消极敷衍，毫无诚意。

于是北京各校学生继续罢课，核心诉求三个：中国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蔡元培复职北大校长。6月3日，全国多个城市罢工、罢市声援，形成运动新高潮。军阀大肆抓捕上街演讲、游行的学生。北大三院“校舍化作军营，被捕的一千一百余人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六百余个”。（罗家伦《北京大学精神万岁 民众革命精神万岁》）

法不责众，何况已引起公愤。北洋政府的监狱关不了这么多爱国学生，只好不了了之，释放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在北大师生、全国教育界工商界、社会舆论的持续联合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继续让步。6月10日，下令免曹、陆、章三人之职。6月26日，主持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致电在杭州隐居的蔡元培，不接受辞呈，“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同时专门派徐秘书抵杭劝说，以表挽留诚意。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蔡元培听取“老谋客”汤尔和的建议，7月9日复电傅岳棻，留任北大校长，以胃病未愈为由，未立即北上（实际到校时间为9月20日），期间暂由蒋梦麟代理校长。7月11日，《时事新报》刊登蔡元培复任两条件：（一）不参加校外会集；（二）今后学生行动听指挥。所谓“听指挥”，即希望学生不仅要尽快复课，而且不能顺便罢课。

“运动”北大 “政治”北大

“外边颇有谓北京大学学生专为政治运动，能动不能静的”

蔡元培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提出完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

去杭州迎接他回校的段锡朋回忆：“先生以为五四运动过去了，大家要知道真正的救国，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去发挥真正的爱国力量。‘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先生昭示的名词。”（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罗家伦也回忆，蔡先生“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一方面肯定学生“五四”以来的贡献和价值，“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另一方面指出国民永久觉醒非一时之功，勉励学生扩充知识，“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