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中国“四鸭”教学的顽症？

（▲1944年10月，浙江大学农业研究所营养科学家罗登义展示一种大型野生玫瑰的样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摄影：李约瑟，图片来源：国立浙江大学历史文库）

摘要：中国教育长期存在的典型问题之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远远不够，热衷传授已有的知识，扼杀学生的灵气和想象力。家长“赶鸭子”上架，老师“填鸭子”教学，学校“烤（考）鸭子”检验，结果学生一个个、一代代变成硬翘翘的“板鸭子”。

倡导独立思考和朴实学风

竺可桢反对盲从潮流。大学教育之目的，“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竺可桢《常识之重要》）谆谆告诫学生“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竺可桢《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所贵乎大学毕业生者，在乎其能有独立的人生观，能应用自己的思想，以解决对付一切问题，决不会盲从，或是人云亦云。”（竺可桢《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

他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就任校长第一次对浙大学生演讲，就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认为“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他注重加强学生的智能训练。频繁举办高水准的学术讲座和讨论会，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浙大与浙江广播电台合办学术广播演讲、史地系与省立图书馆合作开设学术讲座，各院系分别举行学术研讨，使学生大饱眼福、耳福。教育部规定每周必须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主要任务是政治宣传，他将其转型为学术演讲会、形势报告会、修身德育会，经常亲自演讲或要求教授作报告。

每逢著名科学家的诞辰或忌辰，或其他有意义的纪念日，浙大都举行纪念报告会。如1941年末，经竺可桢倡导组织，史地系在遵义举行“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竺可桢作《徐霞客之时代》演讲；1942年1月，理学院在湄潭财神庙举行“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竺可桢作《伽利略对于天文学之贡献》演讲。

尽管战时局势极险，浙大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气氛极好。始终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也形成勤奋拼搏的朴实学风，“知校、爱校、荣校”成为浙大人的新风尚，马一浮曾以“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诗句描述。

1937年秋，杭州沦陷前，日寇飞机常来骚扰，浙大仍坚持上课。校方规定，空袭警报一来，师生应分散进入地下室。学生珍惜在地下室的点滴时间，“电灯放光了，大家便抽出带来的书籍临灯默读”。1938年2月，浙大西迁至江西泰和农村，同学们“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白日既匿，又复三更灯火，埋头苦读。”（李洁非《抗战中的浙江大学》）

是年，教育部派员赴各地大学进行巡视，得出的结论是“浙大最能安心上课”。1940、1941、1943年，教育部举行三届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浙大学生获得两个第一、一个第四名的优异成绩。1945年11月8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杭州浙大复校开学典礼上致词，赞扬浙大迁徙次数之多，亦为全国各大学中之最艰苦者。“八年以来，浙大不仅在数量上大为扩充，即在质的方面，亦能维持战前水准，此应归功竺校长之擘划领导”。

就教育的长远目标而言，授生以鱼，当然不如授生以渔。中国教育长期存在的典型问题之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远远不够，热衷传授已有的知识，扼杀学生的灵气和想象力，修完学分、混个文凭拉倒。形象地比喻，就是“四鸭”教学：家长“赶鸭子”上架，老师“填鸭子”教学，学校“烤（考）鸭子”检验，结果学生一个个、一代代变成硬翘翘的“板鸭子”。

（本文为《竺可桢：“东方剑桥”之父──“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竺可桢史评之事功篇》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