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读书种子，学术大神

（▲1922年夏，陈寅恪（立排左二）与傅斯年（立排右二）、章士钊（立排左四）、陈西滢（立排右四）、何思源（前排右二）等在德国合影。图片来源：易拍全球网）

摘要：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思想名家，胡适称赞：“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2019年10月7日，是陈寅恪先贤逝世50周年纪念日。他在德国留学时，就被傅斯年尊称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清华学校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仅35岁，又被公认为“教授的教授”。近百年来，他的学术在历史文化领域是“大神”级的存在，他的风骨更是中国读书人的火炬和标杆。

读书种子 学术大神

“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沉心追求学术而非学位，不拿博士装点自己门面，是个自在、自然、自得的“秃头”海归。但大家都佩服他的学问渊博，没有什么人质疑他的学术功底。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在德国留学期间，陈寅恪结识傅斯年、赵元任、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罗家伦、姚从吾、段锡朋、毛子水、徐志摩等中国众多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1923年2月，毛子水入柏林大学。夏天，傅斯年也从伦敦大学转入柏林大学，见到毛子水便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

当时留学生的风气都求先博后专，都有很强的求知欲，都有在学术里求创新的雄心，渴望成为一代宗师。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应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罗家伦因此称赞，陈寅恪在这批留学生中，“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陈寅恪家境相对好些，经济条件宽些，经常接济傅斯年等穷学生，成为莫逆之交的难兄难弟。赵元任夫妇从美国来德国，俞大维和陈寅恪尽地主之谊，邀请看歌剧，送到剧院门口转身就走。

赵夫人杨步伟问：你们不看吗？心里错怪两人这样轻看元任和自己。俞大维苦笑，陈寅恪解释，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赵元任夫妇听后，心里又感激又难受。

留学生年轻、单身，荷尔蒙旺盛，不少人玩得很HIGH。一些留学生不仅自己爽歪歪，还尽出馊主意鼓动别人爽歪歪。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回忆，“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只有嗜书如命、自律甚严的“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思想名家，其学术成就涵盖历史、哲学、语言、宗教、文化、文学等领域。1937年2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称赞：“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1938年7月29日，胡适写信英国剑桥大学，推荐聘陈寅恪为教授时评价，“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

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李慎之称陈寅恪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陈寅恪学贯中西，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西方主流文化的引进者。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记载，1919年留学哈佛大学与寅恪相识，“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与陈寅恪“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的俞大维坦承：“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20世纪中国历史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河南安阳甲骨档案、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居延汉简。

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创所所长、终身所长傅斯年聘陈寅恪为史语所历史组组长。成立之初两人就与胡适迅速协商，抢救明清大库档案。

内阁档案原为清代内阁大库所藏，含清初纂修《明史》搜集案卷、沈阳陪都移来的旧档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明清史资料。1921年春，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教育部所设保管大库档案的历史博物馆为维持运转，竟然将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大库档案，视同废纸，以四千银元贱卖给西单同懋增纸店造纸。清朝遗老罗振玉获悉后，以12000银元从同懋增纸店处回购。

1925年，罗振玉因财力不支，又将其中的12万斤档案，以16000银元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天津收藏家李盛铎。1927年冬，李盛铎手头紧张，有意出售这批档案，传言已与日本满铁公司签好买约。幸亏北大教授、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才没有出境。

1928年9月10日，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议，达成共识：“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次日，傅致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报告三人商议情况，建议以中研院的名义收购大库档案归公。

陈寅恪多次致函傅斯年关注督促此事，甚至说了重话：“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陈寅恪《致傅斯年》，1929年2日，月份不详）蔡元培征求总干事杨杏佛的意见后，很快批准傅斯年的建议。

（纪念陈寅恪先贤逝世50周年文章第1节，第2-4节连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