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始终在争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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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始终在争对错

撰文:风林秀

编辑:吃硬盘吧

插画:发达蚊


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好巧啊,我亦是。我们都是。


#01.


心如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老年时给自己写的一首《自题画像》。


看来啊,苏轼跟许多喜读庄子的人一样,犯了一个惯性错误。那就是,逆境中才去读庄子。


顺时孔孟,是真孔孟;逆时老庄,则非老庄。


庄子的“不系之舟”是消极避世的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是乐在其中,而不是逆境中立志。


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苏轼是个好命人,生在山清水秀的眉山,是大宋第一饱学之士。


他21岁及第入仕,拜入欧阳修门下,与欧阳修、富弼、韩琦、司马光、文彦博都成了好朋友。


那个时候的宋仁宗,颇有点像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时期,拥有不同观点的胡适、辜鸿铭、黄侃、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能一起在北大共事,大家都可以拥护自己的观点学派,可以在一起辩论,因此成就了当时北大的辉煌。


容许有不同观点的人同朝为官,正是仁宗皇帝的胸怀。于是在仁宗时期,朝廷中聚集了欧阳修、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王安石、苏轼这些一代名士。


张居正曾经评价宋仁宗时代是“仁宗盛治”。


苏轼在仁宗皇帝时代入仕,是好命。但之后母亲、父亲先后离世,他丁忧了七年。再次回朝,仁宗皇帝已经不在了。


有好命而无好运,这就是苏轼的命运。


仁宗时代,大家有不同观点,也都在争论,但却能共聚一堂。


到了神宗时代就不一样了,大家还在争,但皇帝站在王安石一边。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看清了这一点,于是纷纷选择了退隐。


后来,大家争论的依然是变法,但其实已经跟变法本身无关了。于是,心灰意冷的王安石也退隐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连神宗皇帝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却更加想念苏轼。


神宗皇帝的态度给苏轼造成了一个错觉。苏轼误以为,自己应该有能力拯救大宋。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能看清楚苏轼能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韩琦,一个是司马光。


早些年,英宗皇帝曾想破格提拔苏轼,结果被韩琦挡下了。


后来,哲宗时代,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被提拔为翰林院学士兼知制诰,还要继续提拔时,又被司马光阻止了。


司马光当时说,苏轼的官职到此已经到达极限了。


司马光何出此言?因为他觉得,苏轼的能力、视野、格局,驾驭不了更大的官职了。


只是苏轼并没有认清这件事,所以还一直喊着,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牛不牛不知道,但司马光死了之后,苏轼开始了连贬生涯。


苏轼: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始终在争对错


#02.


苏轼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在朝廷立足,是因为有一群像吕惠卿、王珪、李定、章惇这样的小人跟自己过不去。


苏轼郁闷的时候经常读庄子。


庄子说,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偏偏苏轼这人就喜欢议论。


那个乌台诗案的谋划者李定,为何要死死揪住苏轼不放呢?原来,这里还有一段传说中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苏轼跟佛印是好朋友。可是有一次,佛印告诉苏轼,自己跟李定是异父同母的兄弟。自己母亲死了以后,李定并没有丁忧。


苏轼就把这事写在诗里,结果李定差点让皇帝给整死。


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搞了一个乌台诗案,死死咬住苏轼不放。


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一半是人祸,一半也是时运不济。


父母双丧七年丁忧,让苏轼恰好错过鲜衣怒马少年时在仁宗时代大展宏图的机会。


苏轼有二妻一妾,个个睿智聪慧。却都在苏轼最需要她们的时候撒手人寰,真是时乖运蹇。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体小宇宙,往往越是在困难时候,越能爆发出超强的能量。


欧阳修被贬滁州,写出名篇《醉翁亭记》。


范仲淹被贬邓州,写出名篇《岳阳楼记》。


苏轼一生,他最大的政绩其实是在杭州西湖。但他文学的顶峰却是在黄州。因为这段日子,对他人生影响也最大。


苏轼心中始终都有一团火。所以走到哪里,他都能造福一方百姓。


在地方上做事,苏轼如鱼得水。但到了朝廷里,苏轼往往又无所建树。


王安石主政神宗皇帝变法时代,苏轼反对变法;哲宗时代(实际是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主政废除变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


而事实上,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赋闲在家的王安石曾经上书神宗皇帝,以“不以言语罪人”为由为苏轼说情。


司马光在任的时候,苏轼虽然多次言辞激烈的顶撞,但司马光始终没有排挤过苏轼。


显然,与王安石、苏轼、欧阳修相比,苏轼欠了那么一点稳妥。


如果说,前面三人是固执己见,苏轼有时候就是自以为是了。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


苏轼担任进士考试的主考官,黄庭坚、张耒为他做副手。


当苏轼看到一张考卷,觉得文章写得笔底烟花,就非常高兴地对二人说,这一定是咱们李廌的文章!


取了第一名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章惇的儿子章援的文章。


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一个错误。总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往往忽视了他人的看法。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越是你听不进去的观点,越是会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


苏轼的这个性格,让他在朝廷中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


有一次,苏轼在家吃饱没事拍着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里装的是什么?


一个说,是锦绣文章。


一个说,是满腹经纶。


侍妾朝云笑答,我看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的不合时宜终于再次为他招来了祸水。


苏轼: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始终在争对错


#03.


司马光死后不久,高太后也病危。


高太后把苏轼拉到身边说,内翰,内翰,官家就交给你了。


苏轼本就是哲宗的帝师。高太后的话是托孤。


可哲宗亲政后,弹劾苏轼的折子向雪片一样飞来。


苏轼不堪其扰,主动请求外放杭州。


当然,他这次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无常,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苏轼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一点。不过,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这就是始终积极面对困境。


苏轼与王安石曾经各有一首名诗。


王安石的诗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苏轼的诗句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最高层,自然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身在半山腰,雾里看花,也是一种人生精彩。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王安石、司马光一样的智慧。


大多数人都是逆旅中匆匆的行人。或许自以为是归人,其实都是过客。


对于苏轼而言,他只是大宋的一名过客。


回首仁宗时代,的确群星璀璨。洪迈的《容斋五笔》曾经这样评价过“嘉祐四真”。“富公(富弼)真宰相,欧阳永叔(欧阳修)真翰林学士,包老(包拯)真中丞,胡公(胡瑗)真先生”。


仁宗时代人才辈出,却没有一人能有“周之姜尚”“汉之张良”这种安邦定国之力。因为人才的出现并不代表国运上升,而恰恰是国运颓势的象征。


果不其然,司马光主政时,让蔡京上了位。而另一个蹴鞠弄潮之辈高俅却出自苏辙门下。


但这不是司马光、苏辙之错。只是时运如此,恰该此等人物出世,无人能阻,何必争长短,纠是非,论对错呢?个中道理,不但苏轼想不明白,就连他推崇的庄子也想不明白,老子更不明白。


道可道,非常道。倒不如说,道可道,无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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