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15日一个名为奥托.布劳恩的人，在德国柏林去世，享年74岁。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但说出他的中国名字，大家都会联想到红军长征。他就是李德，所谓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五次发“围剿”的直接指挥者。由于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带着很多的问题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就关于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这段历程，就有很多的疑惑，耐人寻味。李德何许人也？他是如何获得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他的军事才能有多大？红军被迫长征是不是拜他所赐？等等。

在寻求这些答案的过程中，当很多的历史事件展现在面前的时候，发现过去以往的认知都错了。究竟是自己搞错了，还是历史有了真相，今天就来撸撸这段模糊的历史。

李德究竟是谁派往中国的？

红军遭到反“围剿”失败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带着病体随部队开始了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王稼祥、洛浦（张闻天）三人被称为“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一起分析敌人的军事部署，探讨红军的出路。也正是在王稼祥、洛浦二人的极力推动下，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获得了参与军事指挥的资格，红军由此走向胜利。

坚持走完长征后，1937年王稼祥有条件到苏联看病，在苏联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领导王明。在二人谈到红军五次“围剿”失败时，王稼祥问起了关于李德的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王明告诉王稼祥：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王明只知道李德是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去的。

当时王稼祥对王明的话持有怀疑态度，这么大的事，如果王明不知道谁又能知道？李德不是共产国际组织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那他去中国做什么？李德又是如果成为中国的军事顾问？为什么博古要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这一系列问题，让王稼祥感到不安。他勃然大怒，他认为王明在说谎，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

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其他国家的代表和顾问，都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方可前往，而王明则是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王稼祥对王明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当时红军遭受惨痛失败，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王明说的也未必是假的，因为，苏联总参谋部并不归他负责，如果真是苏联参谋部派遣李德去中，他自然不知道。

由此关于李德到中国的说法有很多的版本，一是说他是受国际东方部指派，也就是王明所负责的委派；二是王明的说法是苏联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但后面又加了一点就是为了收集中国情报；三是李德在自己的自传中声称是被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任军事顾问的，这是自圆其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际东方部，都是由王明负责。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在国际东方部和西方部撤销后建立起来的，按照时间推算，李德前往中国如果真是受委派，也应该是东方部派遣，而且李德曾经在东方部工作过，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体制。为什么他要说是执行委员会？显然是有漏洞的。从后来各个方面资料查证分析，李德成为红军军事顾问是另有隐情。

李德来中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1931年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并供出了在中国上海国际秘密组织的联络点。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而这个联络点又在上海英租界，很快这个联络点被英租界当局搜捕，一对名为牛兰的夫妇被捕入狱。因这对夫妇身份特殊，且行动隐秘，他们的被捕颇有说辞。

由于英租界没有足够证据，共产国际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对牛兰夫妇进行营救。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那就是顾顺章的叛变，指证了牛兰夫妇的身份。当时共产国际为救牛兰夫妇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营救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营救活动。中国的宋庆龄，国外的爱泼斯坦、高尔基、史沫特莱都参加了此次营救活动，但都没有成功。

顾顺章虽然没有见过牛兰夫妇，但他知道上海有这么个组织，是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蒋介石得到此消息后，立即将牛兰夫妇引渡到上海警方，让共产国际组织的营救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共产国际不惜以蒋经国作为交换条件，均被蒋介石拒绝。

为什么共产国际下如此大功夫也要营救牛兰夫妇？其中的秘密直到苏联解体后，李德到中国的真实目的与牛兰夫妇真实身份的秘密才公布与众。那就是牛兰夫妇是1927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全面负责共产国际中国站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这个联络站实际是苏联在远东的信息、人员、资金流转的中枢。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共产国际派遣奥托.布劳恩，携带2万元美元途径远东，到中国哈尔滨，又辗转到上海。这2万元美金是用来贿赂中国相关官员，以达到营救牛兰夫妇的目的。

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最后成为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由于奥托.布劳恩行动秘密，没有人知道他到中国的真实目的。

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长大后加入德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曾被德国当局逮捕，后在组织帮助下越狱到苏联。之后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工作。不久就接受任务与另一个人，到中国上海送款，营救牛兰夫妇。

李德是如何进入苏区并成为军事顾问的？

奥托.布劳恩在上海与组织取得了联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时任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与奥托.布劳恩曾在苏联就相识。多年后在中国相遇，倍感亲切，之后二人在一起共事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二人相处很好，彼此建立了很好的同志间信任。世事难料，一个意外的发生，让奥托.布劳恩成为了红军的军事顾问。

由于共产国际给派往中国的总军事顾问，不知何故迟迟没有到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要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博古自己不懂军事，而奥托.布劳恩曾经在军校学习过，他对奥托.布劳恩满怀信心，便带他一同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还特意为奥托.布劳恩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李德。

1933年李德代替了没有到的军事顾问，随博古来到了苏区。刚到苏区，博古立即召开会议，就将李德介绍给与会人员，并强调：李德同志是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战到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是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博古的激情演讲，像是给大家打了一个强心剂，李德也就此有了一个正式的头衔。但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到来成为红军噩梦的开始，也被写入中国革命史中。

掌握着中央领导大权的博古，将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重大的领导决策，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其实，在来中国前，李德并没有参加过什么战争，更没有领导过什么部队进行作战的经验，他只是在军事学校学习过，仅此而已。

当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主的三人领导团形成了。在指挥红军反“围剿”中，博古过分地依赖李德指挥。李德则不懂中国的实际，用他在学校学习的规模作战方式，与多于红军数倍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开展阵地战。而此时的周恩来也无法左右李德、博古二人的决定，只得依存。

蒋介石投入了大量的部队围剿苏区，本来就处于劣势的红军，经过几场阵地战后，都以惨败而告终，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被迫长征。

李德是如何被边缘化直到离开中国？

长征前，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决定留下，要求留下一部分部队。博古自己做不了主，就将信件转交给了周恩来。当晚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他们谁也没有提及谈话内容，世人也无从知晓。只是从那天开始，毛泽东同意随部队长征，周恩来开始意识到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他自己也离不开毛泽东。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王稼祥、洛浦等人支持下进行的。会议决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红军的惨败，让博古痛苦不已，他曾想过用自杀的方式来解脱。遵义会议后，他坚决执行中央决议，交出了领导指挥权。在后来的红军转战中，他看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干，甘心情愿地跟着毛泽东，执行毛泽东的思想路线。

抗战胜利后，博古随周恩来前往重庆参加谈判，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牺牲。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原新四军军长叶挺等17人，时年39岁。

在苏区时，博古曾牵线搭桥，成全了李德和萧月华的婚事。但李德生性脾气暴躁，时常有暴力行为。到了延安后，李德与萧月华离婚了。之后又于李丽莲结婚，延安虽然条件差，相对安稳，他们夫妻二人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到了1939年李德被共产国际召回苏联述职，他将妻儿留了下来，从此再没有踏上中国领土。

结束语

李德从1932年到中国，到1939年离开，在这7年时间，有2年多的时间他直接指挥着红军，也就是这两年时间，红军遭受很大的损失。他曾将失败原因归结为蒋介石兵力太多，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四次反“围剿”，红军同样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这其中博古的错误判断、盲目听从李德指挥，也是红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无论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共产党历经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涅槃重生，变得更为强大，不可战胜，直至最后的胜利。红军长征的历史最终也载入了世界历史史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