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智送情报，红军提前10天转移，与儿子离散20载后传奇团聚

项与年

项南与父亲项与年第一次离别，是1926年春天。

8岁的他，还不知道父亲为何离开家乡福建连城，远下南洋到东印度婆罗洲。

他只知道，站在母亲的身边，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依依不舍。

就在前一年，年轻的项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值国共合作之时，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项与年在国民政府内也有正式职务。

由于项与年活动能力强，在南洋地区有不少朋友，尤其还会说福建话、客家话、广州话和潮汕话，所以他被推荐给了海外部任职。

项与年与民教工作队员们

彼时的海外部，主要负责宣传和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国内的北伐战争，海外部部长是国民政府左派彭泽民。

他了解到项与年人才难得，于是便派他前往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

很多下南洋的福建人都聚集在三马林达，因此这里的侨胞有很多，不少人都在当地的工厂做工。

项与年来到之后，发挥自己善于交际和乐于助人的个性，很快就和当地的侨胞们混熟了。

他不但结识了不少人，还成为了当地华人工人的领袖。

三马林达市

短短一年的时间，项与年就在三马林达发展了一批国民政府员，建立了5个党支部。

与此同时，他还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担任中共三马林达党支部书记。

第二年的劳动节期间，项与年发动华工举行纪念和罢工，他在大街上发表演讲，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罪行，同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

由此，项与年的举动激怒了荷属东印度殖民当局。

他们出动军警武力镇压，项与年也不幸被捕。长达5个多月的审讯，项与年经受住了考验。

在当地华侨以及外交使馆的不断交涉下，项与年最终获得自由，并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下南洋谋生的华工

于是在1927年的10月，离开家乡一年多的项与年又回来了。

乡亲们都以为他在南洋做生意失败，因此对他报以同情和理解。

只有孩子项南，整日围着他转，显得十分高兴。

彼时，国共之间的合作已经破裂，蒋在全国大肆抓捕共产党人以及国民政府左派人士，共产党的活动都已纷纷转入地下。

项与年回国之后，好不容易才跟组织联系上。

彼时，党组织决定委派他前去上海，加入中央特科三科工作。

彭泽民

中央特科，是由周恩来建立并领导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

特科的主要工作是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同时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惩治叛徒和特务；营救被捕同志。

项与年在接受组织的委派后，带着妻子和儿子项南，再次离开福建连城老家，来到了花花绿绿的上海滩。

那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市中心附近的八仙桥。

上海特科机关旧址

儿子项南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他每天在家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

妻子则成了家庭主妇，看孩子料理家务。

项与年则每天西服礼帽，每天神神秘秘的，不时还有不少人来到家里。

这个家庭，俨然一副上海市民的模样。

妻子并不过问丈夫究竟在做什么，她只知道丈夫是做生意的，年幼的项南也知道父亲是做生意的人。

可“生意人”项与年，在上海进行的是惊心动魄的斗争活动。

他参加过击毙叛徒白鑫和国民政府特务的活动，也参加过营救彭湃的枫林桥武装拦截囚车。

这些都成为项与年在上海特科工作时的传奇经历。

中央特科成员

项南和父亲的第二次离别，是1933年的秋天，那时的他已经长成15岁的大小伙子了。

可他依旧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只是听说父亲要跟随朋友到江西九江做生意。

于是在家中，他和母亲一同帮助父亲收拾行囊。

这段上海的团聚生涯，对项与年来说是惊心动魄，但是对儿子项南来说，则是人生中与父母在一起的最宝贵的时刻。

彼时，国民政府方面大举对江西的苏区进行围剿，而担任江西德安保安司令的，是国民政府内的左派人士莫雄。

他同情共产党，之前一度要求加入共产党。

所以在担任保安司令后，他暗中和共产党方面联系，希望共产党方面能派出同志，协助他在德安工作。

1931年的上海

对共产党方面来说，这是打入国民政府内部的一次绝佳机会。

于是项与年来到德安，顺利成为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

为了迷惑国民政府方面，也是为了让莫雄在蒋的面前更获得赏识和信任，红军队伍特意减少了在江西德安地区的活动，甚至佯装败退。

为此江西省主席还特意嘉奖德安地区，而莫雄也被蒋邀请上庐山，参加牯岭高级军事会议。

那是1934年的10月初，蒋亲自坐镇江西剿共，并且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

中央苏区政府旧址

该计划由蒋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精心策划，蒋决定动用1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形成一个半径达300里地的包围圈，而后以碉堡和铁丝网相联系，逐步缩小包围圈，妄图将苏区和红军困死在包围圈内。

莫雄参加了全部的会议，他心急如焚，如果不尽快把这份计划送出去，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会议刚刚结束，莫雄便连夜赶回了德安。

经过与项与年等人的研究，他们先是将围剿计划的要点，利用电台报告给了中央。

而后又将围剿计划详细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以及战斗序列等编成密码，誊录在一本四角号码的字典上。

项与年

由于项与年熟悉江西的地形，因此由他装扮成教书先生，秘密前往瑞金，将情报亲自交给党中央。

沿途的盘查十分严密，在九江到南昌的这段路上，他不断被哨兵拦下来盘问。

不过他随身携带的只有字典，再加上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所以也就没有遭遇到过多的危险。

然而越往南走，盘查也就越来越严厉。项与年知道，必须另外想办法才行。

他利用中途的秘密联络点，把情报誊写在薄纱纸上，然后藏进了布鞋的垫层里。

就这样，项与年再次上路出发。

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驻华大使馆

为了避开敌人的盘问，项与年都是避开大路翻山越岭行动。

在快要到瑞金的时候，敌人的盘查更加严密。

经过一番思虑之后，项与年决定装扮成叫花子。

他磨破了随身所穿的衣服，为了装扮得更像，项与年甚至忍痛敲掉了四颗门牙。

蓬头垢面的项与年，开始疯癫着在大路上行走。

沿途的关卡看到这位疯子一样的叫花子，浑身又散发着臭气和血腥气，纷纷躲避不及，也都不再去盘问他。

就这样，项与年顺利地混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越来越接近苏区的内部。

国民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

历经千辛万苦，项与年最终感到了瑞金。

当他把情报交到周恩来手上的时候，看着这个叫花子模样的人，周恩来都不敢与自己的部下相认了。

根据项与年送来的绝密情报，党中央紧急进行了部署，决定实施战略转移。

最终赶在敌人的合围之前，红军主力迅速跳出了包围圈。

蒋精心制定的围剿计划，就这流产了。在长征途中，毛主席曾不无感慨地表示：“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而项与年在情报送出之后，又赶回上海接受新的指令任务。

但是，敌人方面已经加强了戒备。

在前往南京执行任务时，他被国民政府的密探逮捕，并且秘密押送到南昌进行审讯。

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

项与年通过随身携带的国民政府相关证件，再利用自己善于周旋的特性，很快使敌人放松了警惕。

其后他逃离了看守所，并四处躲避以防敌人的再次抓捕。

一个多月后，项与年辗转回到了上海家中。

虽然他安全脱险，但是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指示他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项与年终于和家人得以短暂的相聚。

尤其对儿子项南来说，父亲的再次回来，已经在他的心头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他已经能隐约感到，父亲并非什么生意人，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但无论如何，这难得的相聚时光，还是给妻子和儿子带来了欢乐。

项与年之子项南

不久，项与年再次告别家人踏上了征程，他受组织的委派，秘密前往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的统战工作。

然而随着上海特科遭到敌人破坏，项与年的身份再次暴露。他只能从香港撤退到天津，并化名梁明德。在

那里，从上海撤离的同志组成了北方局情报部。

然而在上海，随着党组织被破坏，项与年的妻子也被抓进监狱，儿子项南因为在学校，侥幸得以逃脱。

不过从此之后，项南便与父母彻底失去了联系。

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改名为梁明德后，项与年一直在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而他的儿子项南，也在18岁那年从上海回到了福建长乐。

不久之后，项南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父亲开朗热情的个性一样，项南的宣传和组织能力也不错。

他带领大家在农村举办夜校讲座，在街头进行文艺演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项南又辗转来到江苏盐城，正式参加了新四军。

烽火连天的岁月，他格外思念父亲和母亲，然而那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身处何方。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

正是因为和父母的失散，才使得项南在1943年的整风中遇到了不少麻烦。

因为父亲的保密，再加上那时候项南的年纪还小，他实在说不清楚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

为此，他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幸好当时的一位领导相对开明，并没有在项南的出身上过于纠结，他才终于过了这一关。

相比之下，他的父亲项与年虽然在延安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但因为他为党做出的诸多贡献，再加上他的战友都还在，所以倒是没遇到太大的麻烦。

1945年，项与年随部队来到东北，并在东北解放后，担任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

生活安定了，他思念亲人的心情也油然而生。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而此时30岁的项南，已经担任苏北十一分区东南县支队政委，他带领队伍在1949年进军到了蚌埠。

恰在此时，中央要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就委派项南，率领华东青年团到北平参加会议。

不过当他开完会赶回到蚌埠后，东南支队已经随军南下，那时候全国解放势如破竹，部队的行军速度很快，留守后方的同志也不知道东南支队的实际位置在哪里。

就在项南为找不到部队发愁的时候，他遇到了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于是，他将情况作了简单汇报。

曾希圣听了告诉他，别追赶部队了，就留在这里，组建青年团吧。

于是，项南脱下了军装，转到了地方工作。

他先是担任皖北区青委书记，其后又出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曾希圣

正是这一点，为其后的父子相聚埋下了传奇的色彩。

项与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听闻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所以就委托曾希圣代为查找。

那时候，项南不知道父亲早已更名为梁明德；而项与年也不知道儿子也将名字从项崇德改为项南了。

曾希圣当年和项与年都在特科工作，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对于项与年的嘱托，曾希圣当然放在心上。

他让在机关部门工作的妻子进行查找，同时也把此事转告给了项南。

那时的曾希圣并不知道，这个青年团的书记，正是老战友的儿子。

1955年，项南夫妇和父亲项与年

几番查找下来，项南根本找不到人，在向曾希圣作了汇报后，曾希圣又跟项南介绍了一些情况。

谁料，当曾希圣说到此人是福建人，而且早年在上海八仙桥附近住过的时候，项南也说自己小时候也在八仙桥住过，而且也是福建人。

而后越说情况越对得上，曾希圣都有些不敢相信，这天底下还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吗？

接下来，曾希圣把项与年改名后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项南，就这样，项南和父亲项与年终于彼此重逢了。

1956年，项与年与莫雄

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汇报了这十多年来投身革命的经历。

父子之间的这份情谊，因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而曾希圣让“项南找项南”的传奇，从此也广为流传。

虽然失散的父子终于再次找到，但彼时两人都有重任在身，一直到1953年，项南与父亲才在北京相聚。

岁月流逝，父子间再次相见都不敢相认。

将近20年的离别之苦，都化作紧紧地拥抱和泪流满面。

1984年，项南与邓小平

此后，项与年长期在东北工作，儿子项南则担任过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

老年之后的项与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送回了福建连城老家，他身体已经愈发虚弱，病情还有多种疾病。

幸得此时的福建革委会副主任许亚，是项南当年在新四军的战友，对项与年多有照顾。

1978年，担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项南，得知父亲项与年在家乡去世的消息，而那时的他正率领中国农机代表团奔赴意大利考察，他只好忍痛委托妻子，赶回福建料理父亲的丧事。

项南在马克思墓前

同年的11月7日，因为项与年曾长期在东北工作，辽宁省在沈阳举行了追悼会。

当项南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赶到沈阳去悼念父亲。

追悼会现场写的是项与年的化名梁明德，辽宁省的相关领导以及项与年生前的战友也都来了。

当他们发现项南夫妇也来到现场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惊奇，他们并不知道项南和梁明德是什么关系。

项与年生平

甚至连省委书记任仲夷也感到奇怪，询问项南是如何认识梁明德梁老的？

当项南把事情的前后原委说出来后，在场的人无不为这对父子的传奇人生感到敬佩和赞叹。

这正是：早年英豪下南洋，智送情报挽狂澜，廿岁分别皆为国，父子同心齐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