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为了工作自愿当副手，与陈赓的一问一答，决定了后半生命运

多年后，钱学森回忆起自己与传奇大将陈赓的会晤，曾感慨地说：“只这一问一答，竟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1955年11月23日，刚刚回国不到一个月的钱学森，在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的陪同下，来到东北参观，因为“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

2天后，钱学森到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参观，刚刚下车，就有一群身穿军服的人朝他走来，为首的人中等个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欢迎你钱先生，我是陈赓。”

传奇大将陈赓的名字，钱学森在美国期间便有所耳闻。后来他才得知，陈赓前一天还在北京开会，为了和他会晤，专程起了大早风风火火地从北京赶到哈尔滨。

出乎钱学森意料的是，他在哈军工看到了很多熟悉面孔，如老同学梁守槃、马明德等人。原来，这些人才都是被陈赓给“挖”过来的。

陈赓是个直来直去的性子，在会议室里，还没等钱学森落座，他便抢先开口：“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也是爽利人：“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听罢哈哈大笑，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就在这一问一答间，钱学森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回国仅仅一个月，他便由美国的导弹专家，变成了中国的导弹专家。

在当时的中国，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很多物理专家都不清楚什么是导弹。在钱学森回国前，导弹甚至连个统一的译名都没有，有人称它为“可控火箭”，大部分人将其称之为“飞弹”，“导弹”这个名字是由钱学森确定下来的，意为可控制的炸弹，该名词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由于钱学森这只“领头羊”的归国，“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工程，立刻提上日程。

可能陈赓早年搞情报工作出身，对于知名科学家的关注度相当高，很早就关注了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动向，如今，这个“宝藏男孩”回归中国，他自然不肯放过请教的机会。

在陈赓的邀请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连续做了3次演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导弹知识。

钱学森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美国的科研人员要争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必须参加董事会会议，向董事们做10—15分钟的讲解，如果在限定时间内讲不清楚，将得不到金钱上的支持。

经过锻炼的钱学森，把报告作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高层引发了一股“导弹热”。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解，台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帅听得津津有味，还低头做了很多笔记。

钱学森对着这群身居高位的学生，在黑板上重重写下了“火箭军”三个字，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组建火箭军的人。按照他的设想，这支火箭军不同于海陆空三军，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精度命中目标的部队，也是现代化战争的后起之秀。

尽管此时中国还没有导弹，但钱学森以其卓越的眼光，意识到成立特殊军队的重要性。11年后，二炮部队宣告成立，60年后（2015年12月31日），火箭军正式成立，该部队也成为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

从回国起，钱学森便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在陈赓的努力和周恩来的支持下，1956年3月14日上午，由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管辖，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担任委员。

1957年2月18日，回国刚刚一年多的钱学森，激动地接过了周恩来亲自签署的任命书，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以下简称五院），也开启了五院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一位不穿军装、没有军衔的人，领导着一群优秀的军人。在这群军人中，少将、大校比比皆是，他们却心甘情愿听从钱学森的任何指示。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钱学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国仅5年便完成了代号为“1059”的导弹发射，因为这是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国独立仿制的，因此也被称为“争气弹”；回国11年后，“东风—2A号”火箭完成了与核弹的结合。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再被外媒嘲笑为“无枪的子弹”，摇身一变成为指哪打哪的利器。

仔细看钱学森履历的话，会发现上面写着“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也就是说，钱学森由院长降级为副院长，其实，这背后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随着五院规模的扩大，身为院长，要承担很多与科研无关的行政事务。钱学森当时45岁，虽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他既要主持导弹“扫盲班”，又要进行技术攻关，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还要处理桌子上一大堆公文，包括下属幼儿园的报告，通通需要他审批。

于是钱学森专程给聂荣臻写信，“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啊”、“让我退下来当副院长吧”。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上级同意了钱学森的请求，从此，钱学森得以从繁杂的事物中脱身，一门心思扑在科研和技术攻关上。有了这次先河，以后钱学森无论是到七机部还是国防科委，都只担任副职。

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在五院研究导弹期间，所有工作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对外，他的公开身份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因为导弹项目属于绝密，二来出于对钱学森安全的考虑。

钱学森的安全，从他与全家人登上开赴香港的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时，便已经受到了威胁。

归国前，外交部便以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名义给他发出警示电报，嘱咐他沿途千万不要下船，以免发生意外。果不其然，在船上时，有人接近蒋英，告诉她日本的东西物美价廉，邀请她一起上岸逛逛。

机敏的钱学森心里很清楚，自己名义上是被美国“遣返”的，因此美国当局对他在船上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一旦下了船来到别国领土上，他极有可能会面临不测。因此，在海上航行的20多天里，钱学森一家始终呆在船上。

从下船那一刻起，钱学森便处在了全方位的保护之下。外交部早就提前告知贸易部，全权负责钱学森由香港到深圳的安全，等他的双脚终于踏上新中国的土地时，安保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相关部门已经得知，鉴于钱学森的巨大影响，美国和国民党已经分别派出特务，打算对他不利。

刚刚回国的钱学森，第一件事是直奔上海看望多年未见的父亲钱均夫。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住在离钱均夫住处很近的宾馆里，一天早上，钱学森带着子女，走了5分钟的路去探望老父亲，等他回到宾馆后，接到了一个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必注意安全。”

由于钱学森对外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因此他最初的住处是中科院的专家楼，门口有警卫站岗，左邻右舍也都是知根知底的科学家，看起来安全系数并不低。

然而，1960年前后，就在科研攻关进行到关键节点时，公安部得到消息，台湾方面正在策划针对钱学森的暗杀计划，以便阻挡我国的导弹进程。周恩来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和有关人员商讨对策。

这次会议后，钱学森拥有了专门的警卫，负责他家门口和办公室门口的警戒工作。

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认为，单给钱学森派警卫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搬家，同时要配备警卫秘书。

中科院的专家楼门禁比较松懈，陌生人很容易进入，基于这种考量，钱学森全家搬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家属楼。五院是部队单位，有专门的警卫连执勤，晚上还有哨兵巡逻。并且专家楼只有三层，只要守住单元门口，基本可以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与此同时，钱学森的警卫秘书刁九勃也上岗了。

刁九勃

所谓的警卫秘书，类似于贴身保镖的角色。刁九勃是军人出身，正经拿着枪上朝鲜战场与敌人厮杀过，无论政治素质还是武功底子都十分过硬，再加上他从事过保卫工作，既有能力又有经验。

刁九勃上任前，五院政委刘有光少将专程找他谈话：“小刁哇，把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把他的生活照顾好，你就是为国防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啊。”

刘有光心里清楚，钱学森身为一位品格高尚的科学家，肯定不太习惯有人成天跟着自己，因此对刁九勃千叮咛万嘱咐，核心只有一个：维护好团结，与钱家上上下下打成一片。

领导的担心有点多余，刁九勃的工作相当出色。他到钱学森家的第一天，就里里外外转了个遍，认真评估了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及时汇报。

因为工作需要，钱学森走到哪里，刁九勃就跟到哪里，就连钱学森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刁九勃也要把他送进大门，然后会议结束时在门口等着，钱学森出门必须由他领到专车上才行。

甚至连钱学森晚饭后与妻子散步时，刁九勃也要在后面跟随保卫。

拥有警卫秘书，是组织上对钱学森的重视，在当时的科学家中，只有钱学森和钱三强拥有这种待遇。

1964年3月，钱家又多了一位新成员段恩润。他与刁九勃的角色类似，都负责钱学森的安全，但段恩润不会功夫，他的职责是化验员，专门负责检验钱家所有入口的食品，就连十大元帅都没有专门的食品化验员，可见对钱学森的保护已经“严密到了牙齿”。

当然，对钱学森的保护再仔细也不为过，因为他的人身安全确确实实受到了严重威胁。

就在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际，他的名字就已经被列入暗杀名单中，此后，随着东风火箭的发射成功，海外出版的报纸上，屡屡提到钱学森的名字，并把他与核武器牢牢划上了等号。

钱学森一家

1964年，发生了一起特务在科学家食品中投毒的案件，立刻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经组织批准，决定给钱学森增派食品化验员。

段恩润上岗后，在物资上得到了大力支持，德国造高倍显微镜、全中国都没几台的电冰箱，通通运到钱学森家中。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段恩润在钱家造起了一个小型的食品化验室。

从此，钱学森家里所有食用或饮用的东西，都需要经过段恩润的检测后才可以入口，因为段恩润的认真，他还曾经和管理员产生了一次小小的冲突。

钱学森是南方人，喜欢吃鱼。因此在鲥鱼上市时，尽管价格不菲，管理员在精打细算后，专门为他买回来一条。谁知道刚到家，这条鱼就被段恩润判处了“死刑”，令管理员心痛无比。

原来，鲥鱼产自长江流域，北京市面上能买到的全都是冷冻鱼。段恩润经过检查，发现这条鱼不新鲜，坚决不肯让鱼上桌。

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外，领导们对钱学森的安全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有次开完会，聂荣臻和钱学森并肩走出来，当看到钱学森的车后，聂荣臻愣了一下，随后拍着钱学森的肩膀说：“我给你换辆车吧。”

原来，聂帅发现，钱学森的车是一辆天蓝色的外国生产的汽车，颜色太过扎眼，型号又过于小众，全北京市面上只有两台，这样太容易被认出来。

第二天，钱学森的座驾就换成了一辆黑色的国产轿车，低调舒适且不容易被人盯梢。

就在众人的保护和帮助之下，钱学森得以将全部心思放在科研工作上，成果十分喜人，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直接领导了“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行的发展规划，还培养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使我国航天事业得以连续不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