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将系列42：李天佑（四）

作者：桅杆

有个成语叫“衣锦还乡”，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取得某些成功后回归故里，是件极荣耀的事。1949年11月，四野开始进军广西。李天佑时任13兵团副司令员，和兵团其他领导一起，率13兵团主力38、39军迂回广西西部。

此时，距他1930年11月随红7军离开广西，向江西苏区“小长征”，已经过去了19年。并且，他一手带出来的38军还解放了当年参加起义的百色地区。当年16岁的小连长，如今是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兵团副司令。

打回老家后，李天佑转到另一个战场：剿匪，并因此有过一些争议。本文就说一说这件事。

（一）广西剿匪不力，受到主席严厉批评

应当说，我军每进入新区，都面临剿匪问题，四野当年进军东北如此，南下也是如此。我军很多将领都有过剿匪的经历，加之游击战经验丰富，以正规军剿匪，应该是轻车熟路。可大家都知道，李天佑这位著名战将，组织和指挥广西剿匪，却出了重大问题：土匪居然越剿越多，甚至在志愿军入朝参加以后，我20万大军仍陷在广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得不说，广西匪患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广西民情剽悍，又是多山地区，什么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小瑶山等等，是滋生土匪的土壤。那时在广西有个说法是“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历朝历代，匪患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其次，民间枪支泛滥，按广西人的说法是“家家有枪，家家有匪”，四野部队进入广西时，惊奇地发现很多村庄都有造枪的作坊和卖枪的店铺，长短枪都有，给钱就卖。第三，桂系在广西经营20多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白崇禧撤台前，曾在桂林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所谓的“总体战”，搞“一甲一兵一枪”运动，要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实际就是鼓动民众上山当土匪。第四，桂系军队被打散后，一些残部和散兵游勇也都上山当了土匪。

所以，广西的土匪特别多。据统计，当时广西成规模的土匪就有280多股，其中500人以上的股匪就有75股。从1950年初至1952年末，广西3年共剿灭土匪43万。但土匪多从来就不是主要问题。

当时广西土匪有多猖獗？举个例子：1950年1月，广西恭城匪首纠集数千土匪，发动大规模暴动，攻打县区，杀害工作人员100多人，并很快波及到附近6个县。当年8-9月，广西102个县，土匪居然蔓延到其中的97个县，500多名干部被杀，1400多万公斤公粮和26万多头牲畜被抢。当时，解放军落单的干部战士经常被害，土匪甚至攻击规模不大的解放军队伍和驻地。很多土匪与台岛有联系，朝战爆发后，土匪高叫“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白长官打回来了”等，大规模攻打各级组织，广西匪患也达到高峰。

为此，主席在几个月内，对广西剿匪不力数次提出严厉批评。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政策出了偏差，宽大无边

四野强将精兵，却长时间奈何不了土匪，令人难以理解。对此，负责广西军事工作的李天佑肯定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他。这一点，主席虽然远在北京，对此却也很清楚。1950年8月，主席在一封电报中说：“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11月10日，主席在另一封电报中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宽大无边”。可谓一语中的：广西剿匪在政策上出了偏差，对土匪过于宽大，导致匪患愈演愈烈。

应当说，主席批评的是广西班子，首当其冲的是一把手张云逸（书记、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为问题主要出在政策上，张云逸也主动做了自我批评。

1950年1月，省委和军区对广西匪情进行过一次评估，认为“广西之残余敌匪，多数走投无路，欲降唯恐”，要求各级“配合军事行动，开展政治攻势，主动派人联络，争取受编投降”。应当说，这个评估的基调，是对匪情认识严重不足，导致在工作方针上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进而对土匪采取无原则的宽大政策。

当时规定：杀人要报地委批准，报省委备案，并要经过法庭公审，宣布罪状后执行。有的地区甚至规定1个县最多只能杀1个人。这些规定，导致各地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也无法实施打击。而且，当时广西刚解放，审判机构尚未建立，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对于土匪头子，规定上可以杀，实际上无法杀。应当说，后来匪患猖獗，与这个规定有很大的关系。李天佑作为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只能执行。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一个“宽大无边”的政策？有人说这与“桂人治桂”有关。在建国前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尽量选择当地人主政新的解放区。广西解放后，主政广西的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等，都是红7军的老人。除了张云逸祖籍广东海南外，其他都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乡里乡亲，不愿多杀，也是常情。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主席说的“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当时，湖南人黄克诚主湘，四川人邓政委主川（西南），同样匪患严重，但很快剿灭。

当时广西对土匪宽大到什么程度：对抓获的土匪，基本上是抓了后教育一番就放人，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也只能如此。如前面说到的恭城暴乱的匪首钟祖培，也是教育一下就放了。这些人放了以后，继续为匪。很多土匪抓了放，放了抓，三番五次。有些土匪放出去以后，把举报他的群众给杀了，说什么“解放军宽大我，我不宽大你”。还有些土匪放出去以后，对群众和其他土匪吹牛说：“看到吧，连解放军都不敢对我怎么样。”对此，一些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

实际上，负责军事行动的李天佑在认识上是清醒的。早在1950年3月广西军区高干会上，他就认为剿匪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而要发动群众，就必须坚决打击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

针对广西剿匪中出现的问题，主席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出：“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同时希望广西6个月内完成剿匪，并要令叶剑英和陶铸前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工作一时期”。

1950年11月底，陶铸到广西后，从重点剿匪、收缴匪枪、发动群众等方面入手。尤其是改变了政策：对土匪头子、骨干、有血债的，一律打击；同时下放权力，团级政治机关就有权批准杀人。在执行过程中，实行公开镇压，逢集市时杀。这一政策改变，震慑力立即显现，效果立竿见影，群众也很快发动起来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越到基层，对土匪的恶行感触就越深，在杀人权力下放后，可能又杀得有点过火。在那个年代，恐怕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同时，李天佑在军事行动上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进剿与驻剿结合等战术。1950年12月，北京特地调21兵团进入广西参加剿匪。有人说这是主席使用的激将法：21兵团是长沙起义部队改编的，司令员陈明仁是李天佑三打四平时的对手。此时让陈明仁来协助李天佑，寓意还是比较深的。

政策改变、战术改变以及兵力增加，关键是政策改变，不到半年，广西全境股匪基本肃清。客观地说，以李天佑的指挥能力和四野部队的战斗力，对付土匪应是轻而易举。广西前期剿匪不力，问题主要出在政策上，而非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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