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杉《唐宋时期行脚僧随身之物考辩》上篇

唐宋时期行脚僧随身之物考辩

刘明杉

作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内容提要：唐宋时期，禅宗僧人热衷于行脚活动，将这种修行方式作为参禅悟道的重要法门。不仅留下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也留下了不少图像资料与文献相印证。禅僧行脚在促进禅门各派思想交流融合的同时，也因僧人随身携带大量经卷、法器、佛像、生活用品等，从客观上促进了禅门的物质文化发展。因物品的呈现具有直观性，这在禅宗的跨国传播中更有意义。僧众看到行脚者从异域携来的物品，更容易通过对它们的应用，领悟其中蕴含的禅理，进而实现对外来教义的理解与吸收。

关键词：行脚僧、随身之物、“行脚僧”系列图像、禅密、传播

行脚又称游方、游行、“飞锡”，是禅僧为寻访名师、提升自我修持或教化他人所作的广游活动。行脚僧也称游方僧、云水僧，他们或结伴同行，或独自云游。早期禅僧修十三头陀支，“我今禁止住所的贪欲，我今受持随处住支”[①]，为免生贪恋心，不在一处久住。“出家菩萨，常于昼夜，如是观察，勿贪世间，受五欲乐。精勤修习，未尝暂舍，如去顶石、如救头燃。心常忏悔过去先罪，安住如是四无垢性，一心修行十二头陀，调伏其心如旃陀罗。如是佛子，是名出家。”[②]禅僧行脚始于初祖菩提达摩，达摩从南天竺渡海东来，到达广州，后到金陵拜见梁武帝。因心印不合，说法不契，舍梁武帝而去，渡江至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南北朝时期已有禅僧行脚，至晚唐五代时蔚然成风。随着禅宗的发展，逐渐分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称禅宗五家。后在临济宗下又开出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两派，与五家合称七宗。

早期禅师传法以“游化为务”[③]，如“第二代北齐可禅师，承达摩大师后。俗姓周，武牢人也。时年四十，奉事达摩。……可大师谓璨曰：‘吾归邺都还债。’遂从岘山至邺都说法，或于市肆街巷，不恒其所。道俗归仰，不可胜数。”[④]从四祖道信禅师起开始定居传法，他先在庐山大林寺居10 年，又在双峰山东山寺居30年，“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⑤]。至弘忍时，道信的禅法已形成东山法门。宗派形成的条件，是拥有宗主、自成体系的教义和一定规模的徒众。这种定居传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弘法方式，对禅宗的形成和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

禅僧行脚在于参禅悟道，六祖慧能主张明心见性、道由心悟。他认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⑥]而悟道并非易事，敦煌写本P.4660《禅和尚赞》中就感叹了悟道之难。“百行俱集，精苦住持。戒如白雪，秘法恒施。乐居林窟，车马不骑。三衣之外，分寸无丝。衣药钵主，四十年亏。……亚相之子，万里寻师。一闻法印，洞晓幽微。于此路首，貌形容仪。”[⑦]故“慧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⑧]“金陵报慈行言玄觉导师，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参善知识，到一丛林，放下瓶钵，可谓行菩萨道能事毕矣。何用更来这里，举论真如涅槃，此是非时之说。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识宝，沙砾若除，真金自现，便唤作常住世间，具足僧宝。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长万物，大小不同，甘辛有异。不可道地与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现方，圆即现圆。何以故？尔法无偏正，随相应现，唤作对现色身。还见么？若不见也莫闲坐地。’[⑨]拜谒过慧能的永嘉玄觉在其《证道歌》中云：“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⑩]

唐德宗建中元年以后，朝廷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僧侣面临生存危机。于是百丈怀海参照大小乘戒律，制定了新的修行仪轨《禅门规式》（即《百丈清规》），确立了禅宗教团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使禅宗得以在自给自足中谋求发展。《百丈清规》还规定了僧人游方参请的各项事宜，挂搭时需登记僧人籍贯、受戒师等个人信息，既便于掌握僧侣人数和变动情况，又符合国家法度。物质和制度的保障，为禅僧行脚提供了方便条件。

唐宋文献中有大量禅僧行脚记载，如《古尊宿语录》中记（唐代赵州禅）“师行脚时，问大慈:‘般若以何为体?’慈云: ‘般若以何为体。’师便呵呵大笑而出。大慈来日，见师扫地次，问: ‘般若以何为体?’师放下扫帚，呵呵大笑而去，大慈便归方丈。”[11]（赵州禅）“师因到临济，方始洗脚，临济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正值洗脚。临济乃近前侧聆，师云：若会便会。若不会，更莫㗖啄。作么！临济拂袖去。师云：三十年行脚，今日为人错下注脚。师因到天台国清寺，见寒山、拾得。师云：久向寒山、拾得，到来只见两头水牯牛。”[12]五代云门宗二祖香林澄远禅师云: “且问你诸人，是你参学，日夕用心，扫地煎茶，游山玩水……诸人还知得下落所在也未? 若于这里知得所在，是诸佛解脱法门，悟道见性。始终不疑不虑，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你何。”[13]行脚游方，可在扫地煎茶、游山玩水之间消除魔障、提高悟性。正如北宋禅师黄龙惠南所言: “拨草占风辨正邪，先须拈却眼中沙。举头若味天皇饼，虚心难吃赵州茶。南泉无语归方丈，灵云有颂悟桃花。从头为我雌黄出，要见丛林正作家。”[14]

从禅宗的跨国传播来看，既有西域僧人来华传法或朝鲜、日本僧人来华求法，也有中国僧人赴印度求法或东渡日本弘法，行脚活动促进了国际间不同禅宗教派的思想交流。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结合的一种教派。

公元六、七世纪时，印度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八世纪以后，密教在印度已居主导地位。唐开元年间，密教传入我国。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中印度摩伽陀国人）、金刚智（南印度人）和不空（原籍北天竺，一说南天竺狮子国人）三位密教传人先后来到洛阳和长安，在当地广建曼茶罗灌顶道场，先后译出密教佛典，招收门徒，形成密宗。唐后期密教盛极一时，密教造像及法物应运而生。

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载：“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中印度），寺中多画玄奘麻履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15]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中印度求法，赢得当地人民敬仰。段成式见到贞元二年与空海、最澄同乘日本第 18 次遣唐使船来华求法的日僧金刚三昧，“金刚三昧之原名不传，乃日本唯一之入竺僧也。”[16]曾与几名蜀僧同游峨眉山，“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与峨眉县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时元和十三年。”[17]唐开成三年，日僧圆仁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入华求法。巡礼五台山，在大华严寺﹑竹林寺随志远禅师等人学习天台教义。在长安住资圣寺，结识知玄，又跟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法全、义真等人学习密法。向宗颖学习天台止观、从宝月学悉昙（梵语字母），历时10年。唐大中元年携佛教经疏﹑仪轨﹑法器等归国。于日本京都比睿山设灌顶台，为延历寺第三代座主，继承最澄遗志，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住寺10年，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发展。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游历见闻。另据《日本国志》：“后鸟羽帝建久二年，僧荣西还宋，又赍茶种及菩提还。”其下注：“荣西两至天台，多赍释书而归。其后二十年，又有僧俊芿还，获律经章疏暨儒书凡二千余卷而归国。”[18]该书“禅宗始于荣西”条下注：“叶上僧正名荣西，号明庵，又号千光法师。仁安三年从商舶游宋，登天台，得天台新章疏三十六部归。文治三年再游宋，受禅法于天童虚庵。”[19]朝鲜半岛也有不少僧人来华求法，如长庆四年新罗和尚玄昱入唐，拜于章敬怀晖门下，13年后的开成二年归国，栖止于南岳实相山，受敏哀、神武、文圣、宪安四王归敬，晚年在慧目山开创高达寺。长庆初年，无染国师入唐参禅。“大师舌底大悟，自是置翰墨，游历佛光寺，问道如满，满佩江西印，为香山白尚书乐天空门友者，而应对有惭色，曰：‘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耶！’”[20]

僧人行脚活动不仅促进了禅门各派在思想上的交融，也因僧人携带了大量经卷、法器、生活用品等，从客观上促进了禅门的物质文化发展。因物品的呈现具有直观性，这在禅宗的跨国传播中更有意义。僧众看到行脚者从异域携来的物品，更容易通过对它们的应用，领悟其中蕴含的禅理，进而实现对外来教义的理解与吸收。如日僧金刚三昧在中印度见绘有玄奘法师麻履及匙箸的画受人顶礼；日本临济宗初祖荣西禅师由宋携回茶种，将中国禅院茶礼引入日本，促成了日本禅院修行的吃茶风气等。

关于行脚僧所携之物,《梵网经·菩萨戒》中有:“若佛子，常应二时头陀。冬夏坐禅，结夏安居。常用杨枝、澡豆、三衣、瓶、钵、坐具、锡杖、香炉、滤水囊、手巾、刀子、火燧、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形像。而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头陀者，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是二时中，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如鸟二翼。”[21]又《摩诃僧祗律》云：“随物者，三衣、尼师坛、覆疮衣、雨浴衣、钵、大揵鎡、小揵鎡、钵囊、络囊、滤水囊、二种腰带、刀子、钥匙、钵支、针筒、军持、澡罐、盛油皮瓶、锡杖、革屣、伞盖、扇及馀种种所应畜物，是名随物。”[22]

杨枝和澡豆，是行脚僧随身携带的洁体用品。杨枝又称齿木，功能是清洁口腔，据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盥漱清净，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其齿木者，梵云‘惮哆家瑟诧’，‘惮哆’译之为‘齿’，‘家瑟诧’即是其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若也逼近尊人，宜将左手掩口。用罢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别用铜铁，作刮舌之篦。或可竹木薄片，如小指面许，一头纤细，以剔断牙，屈而刮舌，勿令伤损。亦既用罢，即可俱洗，弃之屏处。……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条截为。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预收备拟，无令缺乏。湿者即须他授，干者许自执持。少壮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头使碎。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者为最。粗胡叶根，极为精也。”[23]嚼齿木原为印度风俗，义净在印度见“五天法俗，嚼齿木自是恒事，三岁童子，咸即教为。圣教俗流，俱通利益。既伸臧否，行舍随心。”[24]在敦煌莫高窟146窟中，有一幅五代时期的壁画《胡僧揩齿图》，绘一胡僧赤裸上身，高昂着头，右手撑地，左手执齿木洁齿。（图1）

图1 敦煌莫高窟146窟 五代壁画《胡僧揩齿图》

“澡豆”是用于沐浴和洗衣的天然洗涤剂。两汉以后，海外香料贸易开始繁荣，豆面等去污原料与香料混合，即成散发香气的澡豆。据《十诵律》卷38:“佛在舍卫国，有病比丘苏油涂身，不洗痒闷。是事白佛。佛言：‘应用澡豆洗。’优波离问佛：‘用何物作澡豆？’佛言：‘以大豆、小豆、摩沙豆、豌豆、迦提婆罗草、梨频陀子作。’”[25]《有部毗奈耶杂事》卷10：“诸苾茤以汤洗时，皮肤无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涂腻污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复无颜色。”[26]又“佛在舍卫国，有人施比丘尼僧木桶。诸比丘尼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应取用盛澡豆。”[27]

据《大坚固婆罗门缘起经》卷下：“谓一类人起正信心，修出家法。……但持三衣一钵，余无所有。”[28]又《摩诃僧祇律》卷八：“出家离第一乐，而随所住处，常三衣俱，持钵乞食，譬如鸟之两翼，恒与身俱。”[29]《一切经音义》卷 74中记有僧家“六物”: “一僧伽梨、二郁多罗僧、三安多会、四钵多罗、五尼师坛（坐具）、六针筒也。”[30]僧伽梨又称大衣、重衣、杂碎衣、入聚落衣、高胜衣等，为上街托钵或奉召入宫时所穿，由九至二十五条布片缝制，又称九条衣。

郁多罗僧又称上衣、中价衣、入众衣，为礼拜、听讲、布萨时所穿。由七条布片缝制，又称七条衣。安陀会又称内衣、中宿衣、中衣、作务衣、五条衣，为日常劳作或就寝时所穿。用五块布缝成，掩盖腰部以下。

钵“梵云钵多罗，此云应量器，今略云钵，又呼云钵盂，即华梵兼名。”[31]器身呈矮盂形，肩部凸出，钵口和钵底均向中心收敛，口径小于最大腹径。这种设计可令化缘来的饭食不易溢出，又利于保温。“钵者有六种，铁钵、苏摩国钵、乌伽罗国钵、优伽赊国钵、黑钵、赤钵。大要有二种，铁钵、泥钵。”[32]佛家禁用木、石、金、银、琉璃、宝、杂宝作钵，并以此鉴别在家和外道。“佛言：不应畜木钵，此是外道法。……时瓶沙王以石钵施诸比丘，……佛言不应畜此，……瓶沙王作金钵施比丘，……佛言比丘不应畜金钵，此是白衣法。若畜如法治，时王瓶沙复作银钵、作琉璃钵、作宝钵，杂宝作钵，施诸比丘，比丘不受，……佛言不应畜彼，畜银钵、琉璃钵、畜宝钵、畜杂宝钵，佛言不应畜，汝等痴人，避我所制，更作余事。自今已去一切宝钵，不应畜。”[33]其容量“大者三斗、小者一斗半，此是钵量如是应持、应作净碗。”[34]

陕西临潼庆山寺是唐武则天时期营造的皇家寺院，在该寺塔基中出土了一件黑陶钵（图2），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圆唇，敛口，圆底。胎质细密，胎体光滑，此黑陶泥钵符合律例规制。而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迎真身纯金钵盂（图3），高7.2厘米、口径21.2厘米、壁厚0.12厘米，重573克。钣金成型，圆唇，斜腹下收，小平底。通体光素，盂口沿錾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打造小都知臣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臣弘慤”。按《四分律》所言，“畜金钵”属于“白衣法”。

图2 陶胎黑漆钵 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出土

图3 唐迎真身纯金钵盂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锡杖由锡、木柄、樽(铜套)三部分组成。锡是杖头，成塔婆形，附有大环，又悬数个小环。“西域比丘行必持锡，有二十五威仪。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于壁牙上。今僧所止住处，故云‘挂锡’”。[35]僧人至施主家门前托钵乞食时，以振锡替代敲门，使人远闻即知。“杖头安鐶圆如盏口，安小鐶子摇动作声而为警觉。”[36]行走时镮振动出声，以警策路上的虫蛇等。义净认为汉地锡杖违反本制，依其《南海寄归内法传》自注：“言锡杖者，梵云契叶罗。即是鸣声之义。古人译为锡者，应取锡作声，鸣杖锡，任情称就。目验西方所持锡杖，头上唯有一股铁棬，可容三二寸。安其錞管，长四、五指。其竿用木，粗细随时。高与眉齐。下安铁纂，可二寸许。其鐶或圆或匾，屈合中间，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铜、铁任情。元斯制意，为乞食时防其牛犬，何用辛苦擎奉劳心。而复通身总铁，头上安四股，重滞将持，非常冷涩，非本制也。”[37]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供养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图4），长196厘米，杖杆径2.2厘米，重2390克。钣金、铸造成型。杖头有垂直相交银丝盘曲的桃形双轮，轮顶为仰莲束腰座，上托一智慧珠。双轮每股各套錾花涂金银锡环三枚，共12枚。双轮中心的杖顶有三重佛座，座上饰忍冬团花、如意流云、宝相莲瓣，其上承托代表大日如来的五钴金刚杵。杵上又承托代表“地、水、风、火、空”的五大莲座，象征五形世界，座上有一摩尼珠。杖体中空，杖身上、下分别錾刻一周以联珠纹、莲瓣纹等为栏界的团花忍冬纹、团花蜀葵纹等花卉图案。中段主体錾刻手执各式法物，身披袈裟立于莲台之上的缘觉僧十三体，其间衬以卷枝蔓草鱼子纹。锡杖双轮上錾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慤”。这件通体金银制成的华丽锡杖，即是义净诟病的“重滞将持”者。不但难以随身携带，繁缛的律仪也限制了它在行脚中的实用性。“持锡杖威仪，法有二十五事。持锡杖十事法，一者为地有虫，二者为年朽老故，三者为分越故，四者不得手持，而前却，五者不得担杖著肩上，六者不得横著肩，手垂两头。七者出入见佛像，不听有声；八者杖不得入众；九者不得妄持至舍；十者不得持杖过中。”[38]因此，锡杖逐渐变成法会仪式时专用的道具法器。

图4 唐懿宗供养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法门寺地宫出土

曾流行于中晚唐至宋代的“行脚僧”系列图像具有象征意义，其流行时间与禅宗行脚活动的繁盛期相吻合。1900 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发现了12幅绢本和纸本的“行脚僧图”。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绢本（图5），金粉设色，纵79.8厘米，横54厘米。绘长眉深目的壮年行脚僧，一轮头光彰显庄严的神力。不带帽，左手执塵尾，右手持龙头杖。锡杖的实用功能退化后，禅僧行脚开始使用形制简易的竹、木拄杖。实物如日本东大寺藏镰仓时代木杖（图6），长111厘米、表面涂漆，曾为重源上人所持之物。重源原是镰仓前期醍醐寺真言宗僧人，受法然的感召皈依净土宗，曾入宋求法。据《祖庭事苑》:“今禅家游山拄杖，或乘危涉险，为扶力故。以杖尾细怯，遂存小枝许，串铁永者是也。行脚高士多携粗重坚木，持以自衒，且曰‘此足以御宼防身。’往往愚俗必谓禅家流固当若是，岂不薄吾佛之遗训乎。”[39]批评拄杖多用粗重坚木，禅者以此炫耀，实则违背佛家使用柱杖的规制。《摩诃僧祗律》卷35：“应如是行禅杖，作禅杖法，应用竹若苇，长八肘，物裹两头，下坐应行。”[40]禅杖“以竹苇为之，用物包一头，令下座执行，坐禅昏睡，以软头点之。”[41]在此基础上，汉地禅堂出现警人清醒用的警策棒，亦称香板。即一扁平长木板，一般长四尺二寸，上部稍宽，将近二寸。

图5 《行脚僧图》吉美博物馆

图6 奈良时代 东大寺 自然木杖

这幅“行脚僧图”中的僧人背负装满经卷的竹笈独行，竹笈外侧挂一用布包裹起来的文书、其下是一串装水的葫芦，昭示着旅途的艰辛。竹笈上有伞盖，一缕白色云气从盖顶冒出，身后紫气围绕。僧人脚穿黑色短靴，旁有一虎伴行。画面右上方长方形榜题栏内写“宝胜如来一躯意为亡弟知球三七斋尽造庆赞供养”，可知此像为亡弟知球的三七忌日施供养之用。行脚僧身穿皮粉色郁多罗僧，外披黑条纹青色僧伽梨，腰间挂着饮水用的葫芦、遮阳招风用的羽扇、剪刀等生活用品。（图7）

图7 《行脚僧图》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竹笈物品

本文刊发于中国文史出版社《禅茶》丛书2020年1月第一辑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图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