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自然原理（35）

不可逆结构支配下的社会与经济（7）

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从原始、分散的状态聚集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不十分紧密，社会活动还没有对群体性行为和意识作出过多的要求，因此没有形成与此相对应的公共权力的概念，社会中也没有出现等级化导致的特殊阶层。也就是说，社会的政治氛围还没有形成。早期的社会等级分化出现在经济领域，初级的劳动分工便是等级化的一种形式。那些具有出色能力的人就成为了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通过得到群体的认同而获取一定的“权威”，但并不是现在我们所指的权力阶层。由于原始社会的规模比较小，公共决策通常可以征询全体成员的意见。大多数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少数“权威”并不拥有独立的决策权，他们主要负责执行公共决策。这时，共识性权力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公共事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集体决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民众必须赋予少数人临时决策权，以免因为决策缓慢而出现危机。社会发展导致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社会效率变得低下，于是共识性权力很难再发挥更大的作用。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决策者必然要掌握和行使越来越多的权力，重大的突发事件则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如果紧急情况只是偶尔地发生，权力的性质可能不会转变得很快；如果紧急情况经常地发生，权力就会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决策者就很难再与大多数人分享信息，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了，公共决策就变成了一个自作主张的行为。这时，公共权力就有可能出现明显“私有化”的趋势。公共权力可能被用来培养“亲信”，清除“异己”，谋取私利，满足私欲。在欲望的驱使下，这些掌权者就会考虑如何将权力长期保留在自己的手中，将它变为真正的私有权利，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这正是人们追逐权力的动力所在，也是导致共识性权力向强制性权力转变而出现的集权现象的原因所在。共识性权力会不断受到强制性权力的挤压，这个转变过程不管是快还是慢，一旦发生都难以逆转。所以，我们会发现权力一旦被地集中起来，就会慢慢地进化为一种不可逆的“权力结构”，并且受到一些社会制度的保护，很难再返回到以前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当这种情况演变为某种极端的状态时，强制性权力就转变为了“独裁”。

在共识性权力向强制性权力转变的过程中，暴力行为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个人的暴力行为从来都有，但威力有限，与强化公共权力的关系不大；当公共权力将个人暴力行为集中转变为集体暴力行为，它所产生的威力就不能被忽视，集体的暴力行为可以毫无顾忌地占有公共权力，从而强行地推进权力私有化。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暴力只是偶尔出现在个人或小群体之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私有财富变得越来越多，保护自有财富、掠夺他人财富成为暴力组织形成的诱因。这些暴力组织开始是由共识性权力来支配的，因而它们的破坏力并是不太大。随着权力的集中，权力开始向强制性权力转变，这就加速了暴力行为的升级，从零星的、小规模的暴力行为转变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于是，暴力组织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基本上成为了掌权者的私人组织。掌权者既可以利用暴力组织对外进攻或者防御，又可以利用它维持社会内部的秩序。因此，暴力组织成为了权力强化的工具，而权力的集中也同样强化了暴力组织，两者相互作用加速了权利集中的速度。在共识性权力主导的社会中，人们有机会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作为自己的领袖；而在强制性权力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失去了选择权。掌权者可能会利用血缘、亲缘等关系强化对权利的控制，而大多数人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状。

权力这种形式可以看作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力”，只是这种作用力是人为产生的。它如自然力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结构中。权力起源于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共识。在内因、外因共同地推动下，群体的意识开始朝着核心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确实提升了群体的生存能力。当个人意识的一部分转变为群体共识，权力的雏形就出现了。因此，权力是社会有序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共识性权力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并不强烈，社会行为只是得到了适度地统一；而强制性权力所施加的影响更强烈，社会行为被制约在更狭窄的活动范围。实际上，行使公共权力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自然资源、人口、财富以及信息的分布和流动，这些流动的要素决定了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式。如果一个社会过多地依赖共识性权力发挥作用，虽然它顾及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难以聚集，人们的思想观点难以统一，这必然会导致生产发展缓慢，社会秩序混乱，运行效率低下。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强制性权力起主导作用，那么它自然就会忽略大多数人的意愿。虽然社会效率得到了提高，但它仅仅代表了少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这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经济发展同样会受到影响。共识性权力导致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趋向平均化，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也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形态特征——人口少，规模小，劳动剩余产品有限，劳动所得基本平均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财富分配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私有化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剩余产品的再分配促进了权力的再分配，权力的私有化使得掌权者有机会支配这些剩余产品去供养非生产阶层，这时社会的等级划分趋向得到了加强。社会等级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劳动所得的分配开始变得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初期可能还不太明显，但随着掌权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不平等的现象越发地突出，再加上暴力组织的威慑作用，大多数人对劳动所得的分配失去了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贫富分化与权力集中是同步出现的，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相互影响。

当我们仔细观察东西方的社会形态及其相应文化的特征时，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来源于强制性权力和共识性权力在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有所不同。建立在农耕文明的之上的东方社会相对早熟，其中政治的强势加速了社会秩序的形成，这意味着强制性权力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社会结构显得更加有序，稳定性较高，但缺少社会活力。建立在商业文明之上的西方社会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他们需要依赖更多的社会共识将流动的部落稳固地连接在一起，因此西方社会经常显得松散而无序，但更富有活力。他们建立社会共识的过程缓慢而艰难，因此西方社会的兴盛显得较东方社会更为迟缓。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摩擦和碰撞，当大多数人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共识后，西方社会就克服了既有的弱势，将他们的优势发挥了出来，从而爆发出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总之，强制性手段使用起来更简单，效果也更明显，它适用于社会秩序的快速恢复。然而，要想构建一个稳定的、和谐的、有活力的社会形态，还要需要在其中加入更多的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