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自然原理（36）

不可逆结构支配下的社会与经济（8）

从2万年前至8000年前，农业在缓慢地发展，农耕方式还没有真正深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去，只是让生活方式出现了一些多样化。此后的几千年，随着农耕方式的普及，各种形式的村落、定居点、小规模的城市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出现并传播开来。这些社会形态是农耕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新的尝试，是未来将要出现的城市和国家的雏形。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许是那个地区的人当时可以选择的比较适合过定居生活的地方，因为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定期的泛滥使得周围的土地变得非常肥沃，而欧洲森林地带、阿拉伯沙漠和中亚细亚季节变化比较剧烈的牧场，土壤不是那么肥沃，气候更容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但是，完全的冲击平原地带原有的资源渐渐消耗殆尽，获取食物的方式越来越少，这会迫使人类放弃狩猎和采集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在可选择的地域范围内，人们通常围绕着河流两岸狭窄而肥沃的土地定居下来。除了驯养一些动物外，生产方式以种植小麦和大麦为主。这些人流动的范围很小，长期的定居生活使他们变得相对温和、本分。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一部分人因为环境的原因延续了原有的流动方式，发展出了与农耕不同类型的、以动物驯养为主的游牧方式，他们依靠动物的肉和奶为生。

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较过去的人类历史要显得激烈得多。这么说是因为分化带来的不是分离，而是更多的冲突。当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出现后，人类因各自的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作出各自的选择是导致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因为没有感受到生存的压力，选择了维持现状或仅仅作出轻微的改变；另一些人因为感受到了环境的明显变化，作出的反应比较激烈，他们开始向更适宜生存的地方迁移，同时选择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成为了两种典型的差异化社会。生命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因为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也就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进化方式。路径的分化最终导致生命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也使得各种生命形态的竞争力出现分化，有的发展壮大了，有的逐渐消亡了。

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城邦社会中，应该已经存在特权阶层了。这些特权阶层或者家族主要负责社会的宗教事务，他们通过宗教方面的权力慢慢获取了其它方面的某些特权。在两河流域的城市中，就存在这样几个神圣家族，它们规模庞大，控制着大片草地和可灌溉的农田，役使着大量劳工和能工巧匠为其工作。家族的内部也存在等级划分，根据职责的不同分配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拥有特权的城市居民，他们在城市附近经营着可灌溉农田。城墙之外居住着一些商人和水手，他们主要从事城市商品的贸易买卖。“随着战争逐渐成为常规性的事务，那些临时性头领们就转变成终身的统治者或国王，并且组建起相当规模的武士家族，这些家族与那些负责神灵事务的家族展开竞争，并逐渐地压倒后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随着武士阶层的崛起，典型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形成。他们依靠在武器和战争方面的优势超越了宗教阶层，更加大胆地行使着强制性权力。

城邦或者国家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因素长期作用的综合结果，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的主导因素不断在发生变化。如果从整体来看，其中的逻辑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是需要将不同环境、不同时期的主导逻辑综合在一起才能描绘出一个近似完整的逻辑。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由于地广人稀、资源充裕，群体之间因为生存竞争所引发的冲突不多，生存压力主要来自于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这时，血缘关系首先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纽带，它通过最原始的力量将人们连接成一个牢固的群体。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于是，他们选择更密切地合作，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改善生存状态、战胜自然灾害。由于人类相对自然环境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会更积极、主动地合作，而不是相互冲突。合作就会产生共识，语言、习俗、行为规范等社会文化便是在合作中形成的，它们成为凝聚社会成员的重要力量。在宗教方面，人们也体现出一种合作精神，其原因在于个体面对自然灾害和死亡时，难以独立地消除精神上的恐惧，而群体的宗教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麻醉”，减少了个体所受到的精神刺激。我们由此看出，早期社会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血缘关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种因素所产生的力量。依靠共识性权利建立的社会既缺少内在竞争力，又难以应付外来的冲击，因为它们的权力核心不强大，组织结构不紧密，运转效率不高，社会的有序性欠缺。当社会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后，地球上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渐紧张，群体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所引发的摩擦和冲突日渐增多。在这种状况下，人类社会的生存压力从“人与自然的斗争”转变为“人与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表现在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常态化。当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暴力所产生的短期破坏力和长期威慑力导致社会内部组织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宗教领袖让位于军事领袖，权力从经济、宗教领域向政治领域转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前更为紧密，也比以前呈现出更大的等级差异，生产和贸易也被掌权者所控制。军事领袖与宗教领袖的权力分化导致政治首领的出现，从此政治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当权力被专制的政治首领利用时，战争就会日渐频繁，从而促使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权力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是以不同的方式趋向集中的，集中的方式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该社会内部权力争夺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是外部势力对该社会造成的威胁大小。这两种因素造成了各个社会不同的权力分布的特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权力的集中的确能起到强化社会组织结构、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于是这种方式便成为了各个社会群体竞相使用的有效策略。城邦和国家的形态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形成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全球的各个地区先后出现了很多相似的社会形态，它们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的是独创的，有的是效仿的结果。人类文明的雏形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的模式之上。城邦和国家的形成意味着原始社会的资源、财富和权力的分布及其支配方式开始朝着不均衡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进化的标志，不平等所产生的落差成为了社会进化的动力。但是，这股力量并不会处于某种平衡的静止状态，一旦形成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甚至难以驾驭。因为社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力量会实现自我强化，最终会趋向极端不平衡的状态，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有可能会遭到破坏。极端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的衰落，国家形态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