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承诺要用"价值观联盟"来对抗中国，但欧洲说No，谢谢！

几个月来，拜登一直表示，他打算通过与欧洲结成"价值观联盟"来对抗中国。该计划旨在向北京施压，要求其改变对民主、人权和贸易的调子，并在这些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但在拜登进入白宫的伊始，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拜登若不将共同价值观与共同的商业利益联系起来，仅凭价值观不会使他们关系破镜重圆。出人意料的是，在拜登上任之前，欧盟委员会与中国谈判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资条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欧美之间"建立联盟"不屑一顾。

欧洲人没有义务与华盛顿磋商自己的经济协议，美国企业也没有因为人道主义问题而撤离中国。不过，让白宫明显感到恐慌的是，那些因拜登赢得选举而松了一口气的盟友，似乎并不理睬他对价值观联盟的承诺。

与美国建立"价值观联盟"的想法，将永远不会对当代欧洲产生太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它夸大了民主理想在欧洲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事实上，最近几周，拜登继续坚持的"民主峰会"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拜登相信美国和欧洲将"制定一个共同议程，以解决对我们共同价值观的威胁"。

部分问题在于，要将商业利益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保持一致，现在要比冷战时期难得多，那都是些拜登旧时的直觉。过去，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奏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另一种选择的弱点：创新、活力、自我表达和政治经济为核心的跨大西洋理念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苏联集团没有什么制造业、不能创造机会或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用以解释苏联历史旅程的民主信条，却难以描述或预测当下的中国。

自199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从2%上升到16%。彭博社预测，在2018年至2024年间，中国的GDP增速将超过其他新兴市场25%，发达经济体35%。从电子支付和高速运输到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下一个技术突破。正如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去年在《图表集》杂志（ Chartbook ）上写到的，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如西方理论所预测的那种，正步入灾难性国家过度增长的轨道，抑或是我们将"看到一种新兴和高效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不太可能有人能够在与拜登政府执政时限内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未来四到八年内，中国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很可能继续迫使美国的盟国在价值观与经济机会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也更担心中国报复的可能性。

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似乎在告诉美国新总统，如果他不能将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联系起来，那么共同价值观对他们意义不大。在《中欧投资条约》公布前几天，默克尔内阁批准了一项法案，为华为技术纳入德国5G移动网络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这家中国电信巨头宣布投资2亿欧元在法国建立一家网络设备工厂。去年12月中旬，当默克尔被问及新疆问题将如何影响她在中国投资的设想时，她回答说："我们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她相信，德国和欧洲投资者获得了更好的市场准入。

如果他想利用跨大西洋联盟来对抗中国，拜登将不得不减少对历史价值观的诉求，而要重视起商业利益和安全威胁等当代概念。他确实有着某些优势，他的行事风格将比特朗普更易赢得信任，使欧洲政治家们支持美国的政策。接受布鲁塞尔成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以开发和保护新兴技术的建议，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当美国和欧洲过去合作良好时，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履行了道义上的义务，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最重要的是防御一个共同的危险。如果没有情报共享，或达成共识以应对中国威胁，拜登能否引领欧洲建立一个价值观或利益的联盟还不得而知。

杰里米·斯特恩是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驻柏林大使馆高级顾问。

（原创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