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人物」聚焦所有追寻和探索“科学精神”的人，展示科学家、企业家对科学的永恒执着与热爱，把科学活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013期人物】

汪筱林

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高小山说

30多年的野外奔波，他遇到过危险，遭遇过挑战，常年与极端环境作斗争；找过钻石、黄金，也找过石油，但最后找到的，全是 “骨头”。

“骨头好啊，都是最珍贵的！”

他是汪筱林，中国首位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与同事周忠和一起找到了世界第一枚翼龙蛋与胚胎化石，被美国《发现》杂志评为2004年度“全球百大科学新闻”；还发现了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石产地，是“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跑野外和主持化石发掘20多年，一次也没有扑空过。但他从来不以荣誉和成绩自我标榜，满心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时代的感恩。

这些年，汪筱林在他主持发掘的重要化石遗址上协助地方政府建设了多个国家地质公园和博物馆。当了20多年的科考队长，策划组织实施了数十次大规模野外科考及古生物夏令营，那些当年参加夏令营的学员们，如今有的都成了古生物学教授。

这一期高山人物，我们采访了汪筱林研究员，一起了解下古生物学这一“冷门”专业背后的科学家野外探索的故事。

时间在1996年。

刚进入5月，内蒙古包头的天气异常诡异，时而寒冷，时而炎热。5月1日，天气还晴朗，很多女孩子都穿上了裙子。但在5月3日这一天，天空却飘起了雪花。

冒着雨雪，汪筱林和队友们已经在一个河沟中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这一年他30出头，精力充沛。这次跑野外的任务是寻找石油，并要布下钻孔。

当天中午11:30左右，包头发生了地震，6.4级，是自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最大的一次。幸运的是，汪筱林和同事并没有发生意外，虽然环境恶劣，但是考察任务还是要继续。

震后几天，汪筱林和队友们没有休息，继续地层考察和剖面实测。实测完山沟的一边，第二天他们便顺着山沟一侧往下走，去寻找对面的标志层。但是强烈地震后，山上的石头松动了很多，一不注意，汪筱林一脚踩空，连人带石头直接坠入10多米深的山沟里。

“掉下去的瞬间我的意识很清醒，心想，这下完了，我得努力让自己紧贴着沟壁，这样石头才不会砸中我。”幸运的是，这份冷静救了汪筱林一命，他并没有被石头砸中，但腰部却重重落在了沟底裸露的石头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睁开眼睛清醒了。醒来后，大家想把他送回住地休息，但汪筱林想的是，“好不容易来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测完吧”。

做完剖面测量工作，汪筱林才注意到，自己上山时一直拿在手上的军绿色水壶不见了。而这个水壶，最终在距他摔倒地几十米的山顶上找到了。

原来下坠失重的瞬间，汪筱林将手上的水壶甩了出去，直接抛到了山顶。这是只有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才会激发的潜能。

这次野外考察之后，汪筱林的腰椎落下了毛病，其中3截腰椎间盘都出了问题，甚至有时都没法弯腰系鞋带，稍有不慎就会突然动弹不得，因为疼痛，他经常跪在办公桌前工作，才勉强缓解。在新疆考察的时候，他经常是白天跑戈壁无人区，晚上回来做理疗。

汪筱林的家里各类治疗腰伤的腰带有几十条，按摩仪、频谱仪等仪器也不少，他开玩笑说：“我都可以开医疗器械商店了”。

久病成医，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工作，汪筱林听从别人的建议，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独特办法：只要是在安全的地方就倒着走。2013年严重的时候，从开始只能走100米到后来慢慢可以走200米、300米，一直到上千米。“坚持倒着走路三个月，从那之后，腰伤就好了很多。”

而在这期间，他依旧奔走在野外考察的路上。

好奇领进门，修行靠热忱

为了改善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在国家“要大打矿山之仗”的号召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地质工作开始全面发展。

汪筱林的老家是甘肃甘谷，很多地质队经常去那边考察找矿。由于天生好动又对未知的东西充满好奇，地质队员四处敲敲打打的“小动作”深深烙印在年少的汪筱林心上。

“多好呀，一边工作还能一边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汪筱林说，后来考大学，他报的全都是地质院校。

上大学期间，汪筱林跟随老师们去野外。在他眼中，大自然有无限的神奇。

有一次，他跟随研究沉积岩的文琼英教授去鲁西南找金刚石，到了一个地方后，老师突然趴在地上，对着一块岩石一会儿戴着眼镜左瞧右看，一会儿又摘下眼镜用手抚摸，一边还用嘴吹吹，甚至把在野外相当宝贵的一整瓶矿泉水全倒出来冲洗它，然后跟同学们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构造，当时的环境是湖泊还是河流，水大致有多深等等。

“太神奇了！没想到岩石还可以推测过去环境，看到这么多信息。”在这之后，汪筱林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沉积岩专业的研究生。

1989年毕业后，汪筱林留校在博物馆工作。当时，为庆祝学校建校40周年，学校和博物馆希望能发掘装架出一具恐龙化石给校庆献礼。于是在黑龙江嘉荫，汪筱林第一次接触到恐龙骨骼的发掘工作。

1992年，他和同事成功修理修复并装架了一具七八米长的鸭嘴龙化石，陈列在校博物馆里。

汪筱林参与野外发掘、修理修复和装架的鸭嘴龙化石

这一次的野外工作长达3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面对数百件恐龙化石碎片，在做挖掘、修理、修复和装架的整个过程中，汪筱林深深地被探索未知生命和世界的乐趣吸引着。

在黑龙江野外挖掘恐龙化石的汪筱林（左一）

这份热情被他捂了4年多，最终在1995年10月，他报考了中科院古脊椎所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同时拥有地质学专业和古生物学专业背景，汪筱林的30年野外科考从没有扑空过。“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付出一生的时间、精力和努力”是他最朴实的想法，在被好奇和兴趣指引的道路上，他的步子也踏得越来越稳。

他是科学家，更是探险家

辽西朝阳、北票、凌源、建昌、建平、喀左、锦州、义县、阜新；

内蒙古包头、宁城、鄂托克；

黑龙江嘉荫、伊春；

河北承德、丰宁、滦平、赤城、围场、平泉、青龙；

山东莱阳、莱西、胶州、蒙阴、平邑、泗水、泰安；

浙江天台、临海；

江西赣州、于都、瑞金、广昌；

甘肃酒泉、嘉峪关、马鬃山、玉门；

新疆哈密、吐鲁番、乌尔禾......

这些平时我们很少提及的地名，在汪筱林口中却频频出现，他说，“现在想来，这些地方都太亲切了。”

汪筱林在哈密野外工作

在这些地方奔走的30多年里，他找过钻石、黄金和石油，同时也遇到过危险、遭遇过挑战。

汪筱林介绍说，“小兴安岭那边好多都是原始森林，我们去的时候，基本都看不到裸露岩石，地上全是腐烂的叶子，到处都是沼泽地。

我们最开始穿的靴子有膝盖那么高，一脚下去，拔不起来，后来直接就不穿靴子，就穿着原来的鞋子，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再把裤腿绑紧，这样拔出来的时候虽然鞋湿了，但至少还在脚上。最初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下面还有冻土层，一个几十米宽的沼泽，往往需要2小时才能过去。

我们一开始自己带饭，饭盒一打开，上面就扑满了苍蝇和小虫子，根本不能吃，后来干脆饭都不带了。

最可怕的还是在森林里迷失方向，我们自己制定的规矩：绝对不翻山，从哪个沟里进去就从哪个沟里出来。”

一年有2-4个月在野外，汪筱林的脸上留下了风吹日晒的印记，但黝黑的脸庞却挡不住他讲述自己的专业、回忆野外生活时的兴奋与眉飞色舞。

汪筱林在哈密野外工作

“地层或岩层是记录地球历史和生命演化的百科全书，我们看到一层层岩层，就像书里的文字，而化石就像书中精美的插图。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把这本百科全书翻译给世人。”

不管是夏季50℃的高温、还是冬季零下20℃的严寒；不管是戈壁滩10级站不住脚的狂风，还是原始森林高大凶猛的“黑瞎子”；又或者是头疼腰疼、忍饥挨饿，没有任何困难能挡住汪筱林对古生物的热爱，用他的话说就是：“野外是科研的基础，只要能挪动步子，他就必须去。”

汪筱林（右一）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在乌尔禾野外工作

如此深沉的热爱，也许源于汪筱林内心深处质朴的感恩。采访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相比于老一辈的科学家们，我们已经在蜜罐里了。能在中科院古脊椎所这个平台上发展我的爱好和事业，是很大的荣幸。所有的一切都是时代和平台赋予我们的，离开这些，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很感恩这一切，就应该好好踏踏实实去干，不是吗？”

钟爱化石，渴望阅读地球和生命演化这本大书的汪筱林，在进入新疆哈密之后，却沉默了近10年。

这个发现，被保密了10年

2006年5月，汪筱林第一次踏上哈密这片土地，连绵的雅丹、峡谷，荒凉的戈壁、大漠都没能吸引他，他像当年带队去寻找金刚石的文琼英老师一样，眼神被戈壁滩上若隐若现散落的碎骨深深牵住，他暗自告诉自己：后半生可能都要在这里了。

“在那里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时间太短了，太不够用了。无人区特别大，开车进去3个多小时，回来3个多小时，干不了多久的活。但那里的翼龙化石实在太丰富了，每一平方米至少有一具个体！”

哈密翼龙伊甸园复原图，赵闯绘

谈及他的“翼龙伊甸园”，汪筱林难掩激动。“在我们发现之前，全世界发现的翼龙蛋化石只有四五枚，但是我们在哈密已经报道了200多枚，还有很多是胚胎。这对我们古生物学家来说，简直就是幸福的顶点！”

世界上第一枚翼龙蛋与胚胎

但是兴奋与激动过后，汪筱林很快就发现，新疆周末或节假日去戈壁滩捡石头的人特别多，如果他们发现化石，天生的好奇心也许会造成无意的破坏，这对科研和保护影响很大。

他做科研一直秉承一个理念：研究好、保护好、利用好。为了防止因发表文章后地点曝光，自己视作珍宝的“翼龙伊甸园”被破坏，最终汪筱林和他的科考队把哈密化石地点保密了差不多10年。

直到2014年和2017年，才分别在《Cell》旗下的《Current Biology》封面文章和《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哈密翼龙及其它们的蛋与胚胎发育的重要成果。

Current Biology封面，赵创绘

在古生物界，各国科学家都在争分夺秒寻找化石，发现新物种，一旦首先发现，将拥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命名越多，影响力自然也会更大。10年的沉默，对一个古生物学家来说，是很艰难的抉择。

但汪筱林却义无反顾地做了，也不是没有预想这些结果，但他的想法很单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发掘完了就不再管了，只顾考虑自己发文章，而不管化石及其遗址的保护，我不能接受这样的。”

不仅如此，每发掘一个重要化石发掘地点，汪筱林都会尽量去协助当地的政府，去申请建设国家地质公园和博物馆，从国家层面上进行保护。

他说：“一来可以更好地进行研究，同时给子孙后代们留点东西，二来也可以做成旅游景点，助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旅游发展和老百姓脱贫致富。更重要的，还能做青少年科普教育，也许某一个孩子恰好就像当年的我一样，被一件事情或一次活动播下了一颗种子，也说不定呢。”

“就想把喜欢的事情做好”

“人的一生做不了几件事，我不奢求很多，就想把自己喜欢的几件事做好就可以了。”

除了化石研究，汪筱林还钟情于科普，尤其是带孩子们去野外考察亲身体验，让孩子们身临其境进入到大自然中，进入白垩纪时空隧道中，见识到广阔的天地和美丽的中国，了解地球和生命演化的历史。

汪筱林带领古生物夏令营在辽西考察

“小朋友天生就有好奇心，有些小朋友都是好多年来一直在跟着我们。我们经常一起白天跑野外寻找化石观察剖面，晚上看火流星，跳篝火舞.......非常难忘。”

提到孩子们，汪筱林就不自觉地嘴角上扬，他说这样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能提高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虽然在野外考察的同时做科普会耽误工作精力，但汪筱林觉得很值。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的工作责任——发现了化石，就有义务对孩子们传播。

汪筱林带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同学们在哈密考察

在莱阳等地发掘的时候，汪筱林突然感觉干活儿的地方空空的：“没有小朋友参与，没有志愿者，只有科考队员和其他协助发掘的人员。这么好的发掘现场和遗址不为更多人所用，非常可惜。”

面对这样的情况，汪筱林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积极努力，期待能有所改善，有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的到来。

他们主动带领研究所里 “小达尔文俱乐部”的孩子们参与野外科考、发掘、采集和修理等古生物学的过程；作为副营长，从2001年以来为“海峡两岸古生物大学生夏令营”的学员上课，带队野外考察，连续多年如一日。

汪筱林带领古生物夏令营在莱阳考察

“不管有多大的作用，对青少年有一点点影响也是好的。那些我曾经带过的营员里，有一些现在都已经是古生物学教授了，我非常荣幸在他们成长道路上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笑着说出这句话，汪筱林一脸欣慰。

汪筱林走在戈壁无人区，脚下是消失的翼龙伊甸园

在浩瀚宇宙137亿年，地球46亿年的演变过程中，无数物种诞生又湮灭，但岁月却用“化石”的方式默默留存着他们的印记，记录着他们来时的路和离开的身影。

如今，这些“无字天书”正被渺小却伟大的人类追寻和阅读，变成知识，变成人类命运的未来指引。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代代科学家们的辛勤探索和积累。

相信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科学的征途上，都有无数个汪筱林用默默的努力与付出打开时空隧道，在地球和生命演化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探索。

这是人类的执着，也是人类的希望。

※采访丨朱珍、李嘉、李玉茜

※撰文丨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