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放牛班的秘密花园

来源：Medium

编译：Anyi

责任编辑：Sweetpie

“我们的选择反映着并决定了我们是谁”

• 作为美国总统，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摆在我办公桌上的任何决定都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非黑即白的问题从未来到我面前，我的工作人员早就回答过了。
• 尽管生活中很少有决策像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对的决策那样复杂，但在结束八年总统生涯时，我对如何处理棘手问题的确有些想法。

2009年3月，我就任总统刚几个月，经济就开始了自由落体式下滑。

失业率高达8.5%，并正逼近10%。8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失去工作，全国各地的许多家庭失去了他们的房子，股市暴跌正耗尽他们的401k计划，困难的信贷市场使小企业主难以获得他们需要的贷款。

要扭转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必须稳定金融体系，为此，我选定了三个糟糕选项中最不糟糕的一个——让19家最大的银行接受“压力测试”，看看其资金是否足以让它们在更糟糕的经济环境中生存下来。

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公众，华尔街，我自己，都不高兴。

第一个重大挑战：银行压力测试

我的顾问们对未来的道路产生分歧，一些人呼吁对银行家进行更严厉的谴责，因为他们的鲁莽将我们拖入了混乱，另一些人则表示，这样的姿态可能会扼杀我们正需要的市场信心。为了让大家达成共识，我召集我的经济团队开了个会。

我们花了漫长而疲惫的一整天时间听取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关于压力测试进展情况的汇报，讨论各种替代方案，并从每个想法推导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看它是否可行。

到了晚上，我离开会场去吃晚饭，顺便剪了个头，同时告诉我的团队，希望在我回来后能达成共识。

但事实上，通过这个艰难的过程，我已决定让压力测试发挥作用。而不出六个月，经济就再次开始增长。到第二年，最大的几家银行已偿还了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外加利息。

但关键是，在短短几周内我就意识到，既然每个艰难决定都有某种可能性，那么确定性就是不可能的了，这让我深感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做出正确决定。

所以与其让自己在寻求完美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陷入麻木，或屈服于每次都凭直觉行事的诱惑，我创建了一个可靠的决策过程——我听取专家意见，遵循事实，仔细考虑我的目标，在这些目标和我的原则之间进行权衡。

然后，无论结果如何，我至少知道自己已尽力处理眼前的信息。

依靠这一过程让我感到解脱，并有种自觉渺小之感。

当然，这只有在你倾听并且真正倾听别人时才会起作用。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会议上询问每个人对当前问题的看法。

我会请坐在后排的人发言，包括最初级的职员。这就要求他们准备好分享自己的观点。

克服盲点：维护女性职员权益

但是，和每一位领导者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盲点。

就在我任期第一年的年末，总统高级顾问瓦莱丽·贾勒特汇报说一些女性高级职员正经历的一种文化是，团队中的男性总是打断她们的话，对她们的想法不屑一顾，继而又将其想法据为己有，这让她们普遍感到受到轻视，甚至到了一些女性职员已完全不在会议上发言的地步。

这是我的一些最重要的顾问，所以我把她们召集在一起吃晚饭，想听听更多的情况。

听着她们的故事，我仔细考虑了自己对大男子主义行为的容忍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她们的不安，并且无意中扼杀了她们的重要贡献。

我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但意识到这一点是个开始。我后来发现，男性职员此前对此毫无察觉并为此感到难堪。他们承诺会做得更好，而几个月后，瓦莱丽说她注意到情况有所改善。

决策中的逆向思维时刻

关于阿富汗战争，我必须最早做出的决定之一，是在我上任前就一直悬而未决的决定。

虽然我们计划调整整个战略，但地面指挥官要求立即增派3万名士兵。

就这样，在就职典礼两天后，我来到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讨论这个问题，这些人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情局局长。

这些人几乎都倾向于支持部署部队。

除了我的副总统乔·拜登。他提出推迟部署，直到我们有了一个更明确的战略。这并不容易。

直言不讳使他受到批评，但乔反常规并提出尖锐问题的精神十分宝贵，这将继续作为我8年任期里所依赖的品质。

因为向一大群人征求意见的风险之一，是一种思想潮流可能很快形成，并使每个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在办公室里有至少一位逆向思维者将促使我们更努力地思考，而且，坦白说，当这个逆向思维者不是我时，每个人发表意见时都更自由一些。

当你有一个几乎无解的艰难决策要做出时，你不会希望别人只说你想听的话。

你还想留出思考的空间。

决策时刻与休息时机

还记得我在那次马拉松式的经济会议期间吃饭和剪头的休息时间吗？这也很重要，这是决策的一部分。

即使在你必须迅速行动的情况下，就像在金融危机期间经常发生的那种情况，留出时间让你的想法慢慢酝酿也会有所帮助。

你无法每次都安排出恰到好处的休息时间，或预测到它会如何理清你的思路。

2011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国家安全顾问们进行了一场紧张的讨论，主题是是否要干预利比亚正在发生的冲突。

在某些时候，我必须和美国军事战斗指挥官及其配偶出去吃晚餐。

坐在一名被简易爆炸装置炸断双腿的年轻海军陆战队员旁边，我不禁想起等着我做出的决定，即要不要把更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送上战场。

我们坐在离密不透风的战情室仅一步之遥的地方，但晚餐提供的空间和视角帮我完善了思维。当他们用完甜点后，我做出了决定。

在任期的第一年，我有时会走到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台球室里抽上一两根烟，享受一个更安静的时刻，让自己的思绪漫游并沉淀下来。

在签署《平价医疗法案》后，我终于彻底戒烟了，但还是尽力维持其他宣泄方式和仪式，这有助于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保留一些界限，不管这些界限有多微弱。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我早上锻炼，晚上在南草坪散步，晚餐后和我们亲爱的朋友兼家庭厨师山姆·卡斯打台球。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让我稍微放松一下，我也确实放松了。

这些例行公事包括每天晚上六点半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和家人共进晚餐。

没有什么能比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共享天伦更让人精神抖擞的了。

听玛利亚和萨莎说说她们的生活，问问题，不停地取笑我。然后，米歇尔和我可能会有额外几分钟单独聊天。我发现自己总是精力充沛，似乎我的家人使我理清了大脑，恢复了平静。

我们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照顾家庭，往往都全力以赴，感觉一天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放松一下。但这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总统我学到的一件事是，我必须做出的决策是如此至关重要，工作节奏如此固定，以至于我很容易感到自己脱离了自我。

但当我离开办公桌，尤其是在和妻子、孩子们在一起时——无论是给萨莎的篮球队当教练，还是与米歇尔的约会之夜，这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我本质上是个怎样的人。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所做的决定中。

而这些决定，反过来会反映和决定我们是谁。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我母亲让我明白这一点的。

有一次，她发现我伙同别人在学校里捉弄一个小孩。她让我坐下来，告诉我世界上有两种人：

• 一种人只考虑自己，毁掉别人，从而让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
• 第二种人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并避免做出可能会伤害他人的事情。
• 
  

“那么，”她问我，“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多年以后，她的问题仍然引导着我的决策。

在对日本的一次正式访问中，我遇到天皇夫妇，本能地微微鞠了一躬。对我来说，这是再明显、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对不同的文化表示尊重。

我后来得知，保守派评论员大发雷霆，其中一人称我的鞠躬为“叛国”。

我是以符合当地文化的方式向年迈的东道主致意，右翼分子对此有种奇怪的不安全感，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并不担心，我只是遵循了自己的基本人性和礼貌。

在我担任总统的头两年里，我从做出艰难决策中学到的一切，最终使我不得不做出一个最艰难的决定：是否授权采取行动除掉BLD。这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行动。

所以，我安排了一个紧凑的过程。我信任我的团队，倾听房间里每个人的声音，同时给自己留出思考空间。然后我做出了我个人认为正确的决定。

虽然我无法保证结果，但我对做出决策很有信心。

回想起来，我必须裁定的复杂情况数量惊人，这就是美国总统的职责。

但事实上，即使作为普通的美国人，我们也面临着无数决定，当前形势使这一现实更加严峻。

我们不断评估该如何行动，该做什么，仔细衡量每个选择的安全性。这可能会让人筋疲力尽。

我们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找到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衡量各种选择，明白可能没有完美答案。这样我们就能稍稍安心，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它并不总是简单直接的，但就像母亲常对我说的：

“世界很复杂，这就是它有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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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做重大决策时，有什么特别管用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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