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佳话，郭沫若为什么力挺戏曲人物画家关良

郭沫若（1892-1978）沁园春

纸本软片

178×73 cm

题识：录沁园春一阙润之主席韵，卅八年六月二日书奉关夫人卓英女史，郭沫若。

钤印：郭沫若（白）

备注：原藏者得自关良家属；上款人为关良夫人卓英

1977年冬，郭沫若病重，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此时他还是强撑着身体，为关良的新画《鲁智深醉打山门图》手写了生平最后一首长诗，并随即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

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

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

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

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

看来禅杖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

晚年郭沫若

郭沫若为关良题写的这首诗，多少带点“打油体”的意味，但对此画的肯定不言而喻。1949年以后，作为民国时期新文化领袖的郭沫若，文学创作转向歌颂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热潮中，语言更为通俗、亲民。他在中国文学、历史学等学科上的贡献，他对中国革命的努力与促进 ，奠定了他的历史位置。 就学术而言，郭沫若是具有极高天赋的，他所从事的诸多研究，都取得了很高高度。其中任何一项单列出来，就一般人而言，大约都需要一生去钻研。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在文学艺术界、科技界享有崇高的位置。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为什么会为仅作为一个画家——关良的作品题词呢？

关良（1900-1986）美人计

纸本镜片

34×46 cm

题识：美人计

钤印：关良（白）

备注：原藏者得自关良家属

晚年关良

郭沫若题画前关良的遭遇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关良的画便在美术界独树一帜，人皆称他是继齐白石、黄宾虹之后在笔墨上最为精彩之人。

可这句话还没有完全没落地，中国便进入了“文革”时期，关良在纸上抒发的意趣，表达的喜怒悲乐，隐喻和讽刺，都受到了冷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打入冷宫。

五十年代，关良和儿女孙辈（右边拉琴者为关良）

“文革”期间他饱受磨难，造反派到他家里，在弄堂口摆好桌子画具，要他临摹初中生的图画课本，供人嘲笑开心。红卫兵还曾指着他大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画的是什么狗屁东西，连个形都不准还敢称画家！”抄家时，他也眼含泪水，把数以千计的画作浸泡在水桶里，用木棍捣烂，自己端着水桶倒进沟里。

此事在后来得到了关良之子关汉兴的印证，他说：有很多画好的作品都毁掉了，京剧都是帝王将相，是“四旧”，都不能留的…… “文革”期间，是我帮我父亲把画面中间的人挖掉，或者泡在水里，毁掉了起码几百张人物画。

文革结束，关良终于能够重新进行创作，对他而言这不啻于一场新生。

关汉兴回忆说：四人帮粉碎之后，又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了，父亲很是高兴，是一个晚上创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叶圣陶先生后来还题了诗。

1980年，关良在创作《太白醉酒》

题画见证五十余年的交情

关良在此时让郭沫若题画，实际上也成为他们五十余年交情的见证。

郭沫若（1892-1978）行书七言诗

纸本软片

118×38 cm

释文：艺苑东风二十春，百花齐放四时新。莺歌燕语流天籁，岳峙渊渟绝滓尘。服务人民增善乐，发扬马列倍精神。放诸四海而皆准，传至千秋也是真。

题识：良公同志属，郭沫若

钤印：郭沫若（白）

备注：原藏者得自关良家属

在中国文化界，郭沫若的地位是要高于关良的，年龄也要长8岁，郭沫若可以说是最懂关良之人，从某种程度而言，他甚至可以说是关良在艺术创作上的引路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关良在四川办画展，郭沫若为他题写了一幅长卷，这是关良仿明代陈老莲的白描《水浒叶子》形式所画的一组《水浒》人物。

画作精绝，郭沫若很是喜欢，可惜这幅长卷在文革中被毁，只有题跋得以保全。

文革后，关良重新画了一遍。虽然原样不失，但关良深感笔致、神韵、着色等都已大不如前。此后关良将这幅画与题跋重新装裱，仍成一卷，但在把玩时常常叹息“再要画到从前那样，已经不可能了”。

郭沫若的题跋不算的太长，却生动回忆了两人交往的经历：良公与余交二十年矣，兼善中西画法。在沪时曾为《创造周报》及余所著画图藻饰。北伐时曾参加政治部，担任艺术组组长，非徒以蛰居艺术之宫而满足也。尔来相别十余年，去岁杪始在渝重晤，而其艺益有进境矣。即观此长卷，以旧剧体态为题材，笔力简劲，妙能传神，可谓别开生面矣。

关良一家

郭沫若与关良的友谊由来已久

关良自1923年，由日本归国后一直在上海任教。那时他租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花园坊。课业之余，常去周边散步，在此偶然与郭沫若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他便常应郭沫若之邀，为“创造社”的出版物做装帧、插图设计。

不久之后“国民革命”爆发，郭沫若也加入其中。在“北伐”前夕于广州街头与回到故乡的关良重逢。欣喜之下，郭沫若邀请关良也加入“北伐”。并将他推荐在政治部属下的文艺组，担任组长，负责美术宣传工作。

郭沫若(前排右三)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

北伐即将胜利之际，“四·一二”政变又让局势急转直下，郭沫若被迫流亡海外，东渡日本。关良也重回上海，拿起教鞭操持就业。

直到抗战爆发，郭沫若秘密归国，关良也因躲避战火来到重庆，这对分别十余年的朋友才又重逢。

前文提到的关良个展，也是在此时于重庆举行。

关良（1900-1986）汾河湾

纸本镜片

34×46 cm

题识：汾河湾

钤印：良公（朱）

备注：原藏者得自关良家属

战时的重庆，要办这样的展览并不容易，加之其内容又是无关抗战的“非国防艺术”，一时非议颇多。也全靠郭沫若在此时的支持，展览才能得以成功举办。

郭沫若为关良的这次展览撰写了长篇评论文章，发表于报端，还一口气为关良题写了四十余幅画。此前，郭沫若很少为人题画，这次一题就是数十幅，顿时流言尽去。画展也取得圆满成功。

关良

郭沫若力挺关良“自创一路”

在此时，关良的画，并没有多少人能看懂。关良艺术价值的真正凸显，还要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但郭沫若肯定是懂关良的。关良曾对郭沫若诉苦，“我的画，有人说看不懂，有人说看不惯，总之表示不理解。怎办？”

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看不懂，多看就懂；看不惯，多看就惯。不理解的，以后也会理解。重要的是你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历来的艺术家，凡是自创一路，自成一格的，没有不先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你的画是一种创造，我支持你。”

1947年，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关良艺术论》

这篇文章，更多的笔墨落在了东西绘画的比较，以及论述画家所需要具备的时代风貌、进步性上。在文章最后两段，才具体谈到了关良。但郭沫若在这里把关良放得很高，将其作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画家来进行论述：关良先生有深固的西画的根底，同时更深入国画的堂奥，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显然富有一种极大的创作感，他既不愿以纯粹的西画以绚其长，更不愿以陈旧的国画作风去倒钻牛角，他认识中国绘画内在精神的可贵，同时更深切认识动的热情奔放的时代精神之必须发扬。他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企图创造一种时代的、前进的、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但他决不是“ 折衷主义” 者，因为他的目的在创造。

郭沫若对关良的支持与认可，在当时的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关良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无论是战时保有的创作自由，还是此后在面对早期政治风潮，能“独善其身”和郭沫若都密切相关。

郭沫若（1892-1978）行书毛主席诗

纸本立轴

93×43 cm

释文：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题识：良公同志一九六五年，郭沫若

钤印：郭沫若（白）

备注：原藏者得自关良家属；原装裱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还评价关良说“关良就是关良派”，并说关良的画有的看不懂，正是他高明之处，“画都懂就坏了”。

郭沫若在给关良题完《鲁智深醉打山门图》后不久，便病逝于北京。关良则在1986年去世，文革后，留给他的真正创作时间，其实也只有十年。

关良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他很早就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显然，关良的艺术成就得力于郭沫若长达半个世纪的支持和力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