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学，慎独而已

　　明末大儒刘宗周（后世学者尊称为蕺山夫子）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博大精深，被现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盛誉为“宋明儒学最后之大师”，牟宗三则确立其“宋明儒学最后之殿军”的学术地位。　　

　　首次提出“蕺山后学”的概念

　　本体与工夫问题是儒家哲学始终关注的重要议题，蕺山受阳明心学心之本体与修养工夫影响颇深。阳明涤除道佛而入儒，主张通过“良知”之致开显入世之功。然，阳明后学却出现了以虚寂释良知由儒入禅的“转向”，由此带来儒家规范“失灵”的流弊。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指陈时事，剖析弊端，蕺山确立了“意本体”的基本立场，将“慎独”作为一切工夫的根本，将“诚意”“用敬”等修养法门融铸于本体之中，打通形上形下之分别，统合认知践履之两端，其所著《人谱》正是“慎独”之学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可以说，蕺山上承宋明儒学，下纠王学弊病，圆融心理合一形上之意与心之本体形下之形，将“人学”的意蕴挺立于天地之间。

　　“蕺山学派”的形成与许孚远的教导相关，又受周、洛之学的影响，其融贯朱王之学，与东林友人间的交游和论辩同样为其学术生命的发展和思想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契机。目前学界围绕蕺山的研究成果颇丰，对蕺山个别弟子如黄宗羲、张履祥等人的心学理论也有所观照，但关于蕺山“学派”的研究论著相对而言较为缺乏，对蕺山“后学”的研究更是寥寥。张瑞涛教授首次提出“蕺山后学”的概念，《蕺山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9）是其深耕宋明理学研究的创新之作。本书以“蕺山后学”为核心话题，统览蕺山弟子及其群体的学术主张，在论及蕺山门弟子的同时兼论思想传承之演变，创造性地发掘蕺山后学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向多元化为学用功方向转变的历程，客观全面地反映了蕺山本人与门弟子的思想递嬗和蕺山门弟子的群体面貌，对蕺山后学的整体性把握与个别性研究开辟出研究的多重面向，对推进关于蕺山学派的整体研究具有引领和借鉴意义。

　　还原了蕺山弟子的人格形象与精神气象

　　遵循蕺山后学文献整理和思想传承的逻辑理路，本书撷取最能刻画蕺山弟子全貌的核心思想，结合蕺山后学弟子的传世文本，厘清了蕺山弟子研究论著的思想本旨与学术依归，逻辑地还原了蕺山弟子的人格形象与精神气象。作者依凭《明夷待访录》，从思想历史流变的角度剖释、比较刘宗周、黄宗羲，并对二人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做出了理论上的回应。从理论源流上看，黄宗羲承继蕺山学派，从思想转向上看，黄宗羲又开新创立浙东经史学派，此二人的学术因缘和思想嬗变正是蕺山学派继往开来的历史变迁过程。《蕺山后学研究》以“‘教化行而风气厚’——张履祥《近古录》与明代儒士‘君子人格’的开显”结尾。张履祥作为蕺山弟子，延续以朱学修正王学之路，相较于蕺山心学一系，他则更为体贴朱学，遂在治学路径上出现由王而朱的转向。因此，本书落脚于明代世人和士子的君子人格，既是对治学治世其根本在于自修立德的重申，也是对蕺山后学弟子总体精神气象的总结。

　　君子人格是儒家所主张和追求的人格呈现，它既是士人所期望达成的人格境界和精神气象，也是通过个体修养、开悟所能获得的一种道德自觉。对于学人、学派而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亦是考察其精神形象的重要标准。在对蕺山后学弟子其人、其言、其思想做了充分论述之后，作者在结论部分以“气节立德”“经世立功”“自得立学”作为贯穿蕺山学派刘门师弟子的行为仪轨，从做人、做事、做学问三个方面昭著了蕺山学派整体的思想性格，由此，“忠义”“经世”“创新”也成为蕺山学派刘宗周及其弟子之人格气象。总体来看，蕺山后学弟子为人则秉承师德，为学则承继道统，在新的时代变迁和社会背景之下亦可致思多元，足见蕺山学派在明清之际“独盛”的缘由所在。（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