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引领区”：做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先锋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奏响新篇章，从2018年将海南打造成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到2019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到2021年6月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到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这一系列举措折射出中央厚重的考量和布局。引领区建设让上海浦东新区踏上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浦东被赋予了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一幅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宏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引领更高层次的制度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政策。通过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的起飞，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动力，开辟出一条新路。

　　从1990年到2020年，浦东的GDP增长219倍，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还是打造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区，浦东始终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和当初开发开放、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曾担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上海市社联主席的王战教授，参与了上海历次重大规划和改革项目，谈到此次引领区建设，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一次，国家和上海到了关键时刻，中央都支持浦东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每一次化危为机，浦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日前，党中央作出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决定，浦东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丛亮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许多新情况新任务都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需要有优势的地区走在前列、形成引领。国家发改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刘保奎表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

　　继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后，中央在浦东落子，这有利于两地共同发力，促进两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从而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在全国起到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果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改革开放的高原，那么，浦东引领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则是高原上的高峰，两者均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不同点在于，深圳示范区更聚焦于改革开放，更多地强调要素开放，而浦东引领区强调了六大领域：改革、开放、创新、资源、市场、城市，其内涵更为丰富，举措更为具体。浦东不仅强调要素开放，还强调更高层次的制度开放。所以，浦东引领区应该是更高层次的，或者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改革开放的试点、新的高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浦东在过去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开路先锋的意识、勇立潮头的信念，仍需继续在引领区建设上发挥作用。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意见》指出，“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这一指导思想的表述彰显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浦东被赋予的时代使命，是服务全国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

　　何为引领区建设“最硬的骨头”？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兆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浦东引领区建设的内涵有五个方面，即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改革、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而硬骨头就涵盖在其中。对于高水平开放，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制度性开放。浦东应该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变通适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拓展引领区建设制度空间，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氛围。二是推动自贸区，尤其是临港新区开放。这不仅可以带动浦东发展再上新台阶，而且其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可供全国复制、推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胡伟认为，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浦东要啃的“最硬的骨头”，而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就是中央反复强调的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上海要解决这个问题，浦东必须先行先试。

　　同时，《意见》明确指出，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余淼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浦东引领区在内外循环方面都要率先做很多尝试和工作，尤其是外循环方面，要进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更大力度的压力测试，在不熟悉、未开放的领域进行开放试点。比如，我们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标准，适应该协定对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国有企业所占国民经济比重等的规则要求。因此，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竞争力，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保证不同类型的企业竞争，可能会成为外循环工作的重点。

　　毋庸置疑，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最终的依归是“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张兆安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浦东引领区建设，不能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高品质生活是引领区建设的应有之义，既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寻求化解问题的新路，又要保护好生态，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正如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所说，“不仅要引领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也要引领全方位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用自身的更高水平全面发展，用持续创造的社会福祉，来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不是西方式的贫富差距的现代化，而是人民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建设人民的城市，这也是浦东引领区建设的终极目标。（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